我們常常拿新加坡來對照台灣。
有人說那是因為他們反貪嚴格、制度強硬、官員自律。
但如果只看到這一層，其實反而忽略了最關鍵的問題——一個制度是否能長期運作，往往取決於它如何定價「專業」。
一、當一個社會不願為專業付錢，會發生什麼事？
在台灣，30K～40K，已經成為大量專業工作的常態價格。
工程、設計、研究、教育、行政、公共事務幕僚……
能力不差、責任不輕，但薪資卻長期停留在「能活，但無法累積」的水準。
久而久之，社會形成一種默契：
專業能力很重要，但不值得太貴。
這不是單一產業的問題，而是一整個社會的專業定價文化。
二、當能力與報酬脫鉤，制度會開始賭人性
當能力強 ≠ 被高價對待，制度通常只剩下三種結果：
- 能力強的人轉向私部門、海外或離開體制
- 留下來的人，只能靠使命感或個人犧牲撐著
- 體制逐漸變成「撐得久就算成功」的系統
這時候，制度仰賴的不再是專業本身，而是個人品格、道德、理想，甚至——運氣。
但國家治理，本來就不該是一場道德測驗。
三、官員薪水萬年凍結，其實不是偶然
很多人會直覺反應：
官員憑什麼領高薪？
但真正值得問的其實是：
為什麼一個高度專業、承擔巨大決策後果的職位，在薪資結構上卻長期停滯？
官員薪水凍結，並非單純制度設計失誤，而是因為整個社會本來就不支持「為專業治理付出更高價格」。
當社會已經習慣低薪專業，政治體系自然也不可能獨立升級。
四、新加坡做的不是「道德升級」，而是現實管理
新加坡的制度，並不是假設官員比較聖人，而是直接承認一個現實：
高風險、高責任的專業決策，本來就有市場價格。
因此，新加坡在官員薪酬設計上，選擇對齊私部門高階專業水準，而非象徵性給薪。
依據新加坡政府制度與主流媒體公開資料：
- 內閣部長（入口級，MR4）
年薪約 110 萬新加坡元（約新台幣 2,600 萬），
薪資包含固定薪資與與國家績效掛鉤的變動部分。 - 新加坡總理
年薪約 220 萬新加坡元（約新台幣 5,000 萬）。
這些數字並非隨意設定，而是由薪酬委員會定期檢討，並以金融、法律、工程等頂尖私部門專業人才的市場收入作為參照。
在這套設計裡，高薪不是獎賞，更不是特權，
而是一種風險管理工具：
- 降低官員因經濟壓力而鋌而走險的誘因
- 提高違法的實質代價（失去的是整個人生等級的收入）
- 吸引原本只會留在私部門的高階專業者進入公共治理
新加坡不是用道德撐制度，而是選擇用現實條件，減少人性被考驗的次數。
五、當社會拒絕付費，制度就只能賭運氣
如果一個制度：
- 不願為專業付出合理價格
- 卻要求極高的自律與零失誤
- 同時又承擔巨大權力與誘惑
那它其實是在做一件事——
用低成本，賭高風險。
一旦賭輸了，就開始追究個人道德；一旦賭贏了，則被視為理所當然。
這樣的制度，本質上只能靠運氣維持。
六、問題不只在「誰不好」，而在「制度給了什麼選項」
這不是在替任何貪污行為辯護。
貪污永遠是錯的。
但如果我們只停在譴責個人，卻不願面對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在這樣的薪資結構與社會價值下，制度究竟給了專業者什麼樣的生存選項？
那麼類似的問題，只會一再重演。
七、結語
當一個社會長期將專業廉價化，它終究會在別的地方付出代價——在治理品質、制度信任，以及未來的選擇空間上。
國家不是不需要道德，但國家不能只靠道德運作。
否則，治理就只能靠運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