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體把權力均分於每一個人，如果人們只理解成「個人的權利」，而無法理解他也是「國家興亡的責任」，那麼民主的執行就會出現問題。
正如孟德斯鳩所主張的，共和政體延續的基礎，在於持份者的道德，而道德不是叫你孝順，忠君愛國或者不要通姦的儒家道德，而是願意為了公共事務，犧牲個人的權益。民主的興奮是人們各自付出自己的性命與財富，集合起來爭取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民主的衰亡把民主看成靠投票分掉國庫的有獎遊戲，那每一次選舉都只是分贓大會，政治也因為爭奪稅金而變得醜惡。
也如古希臘的修昔底德所批評，雅典民主中公民的短視，情緒化，以及對於專業知識欠缺理解與討論的耐性，最終導致了雅典民主的敗亡。言論頗為自由的雅典人民，卻沒有為言論負責的腦袋與冷靜，對謠言不加查證的相信。他們的敵人就發現了他們民主的弱點，這群人只要謠言與煽動，就會自己打起來，然後做出錯誤的決策。果然，這被證明非常有效的，透過不斷散佈謠言，雅典原本用來防止政治家獨裁的陶片放逐制，最終變成流放了雅典最優秀的領導者與將領。雅典人以為極刑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動不動就為小事判處極刑(例如蘇格拉底)，在發現錯誤後，就倒過來起訴提案者，隨便的審判加上嚴懲的刑罰的結果是令所有人都受害，眾叛親離。
而最終的結果是雅典被征服，征服者一開始還對雅典有點尊重，但是不久之後他們所委任的統治者也受不了雅典公民那種情緒化為了小事大吵大鬧的任性，最終還是將他們大量解決換個耳根清靜。雅典民主的結局就是亡於外敵。
雖然理論上我們說民主有「自善」的機制，但自善的前題是公民自己有那種想要為改善社會付出的覺悟。如果大家都只是像狗一樣伸出舌頭在稅金裡討狗糧的話，民主不僅不會自善還會腐朽，而腐朽的民主將也會失去保衛自己的能力，而滅亡於外敵。
那麼，這是否只是雅典原始的直接民主有問題，大部份人就是那種在新聞下唸南無阿彌佗佛的人，過了二千年後我們有了更複雜成熟的制度就可以解決問題呢？人類為此作出了多種的嘗試，十八世紀的立陶宛波蘭聯邦，他們就不是直接民主，而是貴族民主制，貴族以民主方式決定事情，而平民們則跟隨他們頭上的貴族代表，聽起來不像現在的民主，但你想想現代代議政治的政客也多的是世襲的，重點是他不像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搞中央集權，而是主張分權。
為防獨裁者產生，這個制度中，參政者有非常大的否決權。在初期他是運作良好的，也是波蘭歷史的黃金時代。然而，直接去到十八世紀時，俄羅斯與普魯士等中央集權發現了對付聯邦的方法：就是秘密行賄少數參政者。在甜言蜜語與實際利益下，議會中不斷有人掰大義理由出來，對於各種保衛聯邦的政策予以否決。
議會中一堆人妨礙強化國防，或者是妨礙量入為出的財政改革，導致國庫虧空，反對徵兵，以及把任何有意義的討論延後，再將妨礙延長開會時間，令一堆重要議案被無限拖延。最終的結果就是瓦解了聯邦的防禦與財政能力，變得非常弱勢而且處處受制的聯邦，面對俄羅斯普魯士(也就是日後瓜分波蘭的德蘇)，幾無還手之力。
最終他們只有承認貴族民主是行不通的，開始有人推動五三憲法，也是歐陸第一部國家憲法，認為只有給予君立中央集權的權力，再以憲法約束的君主立憲國家才能夠救亡。然而，他的強鄰俄羅斯當然明白波蘭成功改革之後，就不再那麼好欺負了，因此改革被視為對俄羅斯的挑釁，俄羅斯人就直接出兵阻止這個改革，爆發了「護憲戰爭」。
因為憲法令之前那些長期受賄的貴族利益受損(沒有被賄賂的價值了)，這些人就成為了帶路黨，最終的結果就是改革被外來征服者武力摧毀。俄羅斯取得優勢之後，就對波蘭人勸降，至於前面的帶路黨，則得到了俄羅斯人的大量保證，即是征服波蘭之後會保住他們多少的權益甚麼的。波蘭在主降派的說服加上現實形勢下，同意「投降輸一半」，相信俄羅斯人的信義，投降還是能保住很多性命與權益，就決定投降了。
甚至連帶路黨都不覺得自己是在叛國，他們認為改變百年的政治制度，破壞對貴族權力的古老承諾，那些要將國家變成君主立憲的傢伙才是叛國，而自己只是引友善的俄羅斯人來撥亂反正而已。
結局我們當然猜到了，俄羅斯的所有承諾不用一年全部變成了歷史文件。原本「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中立人士，突然才發現那些輕信俄羅斯承諾的貴族們是錯的，然而發現了又如何呢？覆水已經難收，波蘭還剩下幾年的命，他們在這幾年後終於痛定思痛，進行最後的改革，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波蘭不久之後就被整個征服亡國了。
雅典太久遠，波蘭立陶宛也二百多年了，那些古人都是愚蠢的，我們住大樓吃麥當勞的現代人怎可能犯同樣的錯誤呢？當然我們誰都知道不久之後有個普選民主，他叫作魏瑪共和國，他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了。或者孟德斯鳩的說法就是對的，不論以任何形式組成的共和，不論是直接民主，代議政制還是貴族民主，只要他的成員們把選票視為個人利益而不是公共責任，那這個共和就會衰亡。這點二千年前不變，二百年前不變，大概二千年後也不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