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司法史上，助理費相關案件總是牽動社會敏感神經。最近，新竹市長高虹安涉及的助理費案二審判決，再度將焦點拉回法官的裁量權上。高院撤銷一審貪污罪認定，改判偽造文書罪僅6個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讓許多人質疑：同一筆公款，為何在不同案件中，標準竟如此彈性？這種判決不僅影響當事人命運，更考驗整個司法體系的公信力。
回顧案情，高虹安被控在立委任內浮報助理薪資與加班費，涉款約11萬元。高院判決認為，立法院公費助理補助費性質屬於「實質補貼」，允許委員彈性運用，因此不構成貪污。這種解釋看似合乎法理，卻忽略了公款應專款專用的基本原則。畢竟，助理費本意在於支持公務員執行職務，而非私人金庫。如果彈性到能任意挪用，那麼公費的邊界在哪？更令人困惑的是，這位承審法官郭豫珍在過往判決中，對類似助理費爭議的態度卻大相徑庭。例如，前台北市議員童仲彥涉貪助理費僅5萬餘元，郭豫珍在駁回其再審聲請時，明確裁定助理費「並非議員薪資的一部分」，強調不可任由議員挪作他用，必須專款專用，最終童仲彥遭判3年10個月有期徒刑，褫奪公權。同樣是助理費，同樣涉及公款浮報，為何一案視為嚴重貪污，另一案卻輕描淡寫成「彈性運用」？涉款金額相近，行為模式類似，判決卻天差地別，這難道不是雙套標準的寫照？司法自由心證固然重要，但若因人而異，豈不讓人懷疑背後的邏輯是否一視同仁？
放眼政壇其他助理費案，這種不一致更顯突出。譬如，前民進黨立委陳賴素美涉詐領助理費785萬元，一審判2年徒刑；而其他如李全教或蔡正元等案，也多以貪污罪論處，判決相對嚴厲。相比之下，高虹安案的逆轉，讓人聯想到是否因特定情境而調整尺度。郭豫珍法官長期處理知名貪污案，如陳水扁案及鄭文燦相關抗告，其判決往往引發爭議，有人讚其資深嚴謹，有人批其因人設事。這些過往案例累積的質疑，難免讓高虹安判決蒙上陰影：司法是否在某些案件中，過度依賴「自由心證」，而忽略了普世標準？
當然，判決依據包括立法院公文回覆，認定助理費為補助性質。但這也凸顯問題：如果立院能以公文影響判決，那麼司法獨立性何在？更何況，公文通篇未提「實質補助」，卻被擴大解釋成彈性空間，這是否過度曲解？司法本應是社會最後防線，若判決標準如橡皮筋般伸縮自如，公眾如何信服？
台灣司法改革喊了多年，卻仍頻見此類爭議。雙套標準不僅損害當事人權益，更侵蝕人民對法治的信心。或許，是時候檢討助理費制度，明確界定公款用途；同時，強化法官評鑑，確保判決一致性。否則，司法將淪為彈性遊戲，公正僅剩空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