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疫情背景：繁榮背後的陰影
在1720年疫情爆發前夕，法國「馬賽」正處於經濟繁榮期。儘管城市面臨債務壓力，但隨著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馬賽與東方的貿易空前繁盛，1714年的進口額達到歷史新高的2,300 萬里弗爾。
城市結構：馬賽當時由「舊城」與「新城」組成。「舊城」道路狹窄、通風不良且衛生條件極差；「新城」則擁有寬闊整齊的街道。這種城市規劃後來深刻影響了鼠疫的擴散路徑，疫情最早且最嚴重地襲擊了環境惡劣的「舊城區」。
防疫體系：
作為長期與疫區（如敘利亞、黎巴嫩）往來的港口，馬賽擁有一套當時最先進的「防疫」機制。這包括由領事簽發的衛生證明（Patentes）制度（分為淨、疑、濁三類），以及專門的「衛生局」（Bureau de santé）負責監管。此外，馬賽還設有嚴格的「隔離」場所，如位於 Frioul 群島的Pomègues島，和專門收容旅客與貨物的隔離醫院（Lazarets）。
位於舊港的衛生局，建於1719 年。
二、 災難源頭：「大聖安多尼號」的駛入
1720年5月25日，大聖安多尼號（Grand-Saint-Antoine） 抵達馬賽，船上載有價值30 萬里弗爾的絲綢與棉花。
航行中的警訊：
該船在「塞浦路斯」和「黎巴嫩」裝貨期間，當地已爆發瘟疫，但領事仍簽發了「淨」證明。航行途中，船上已有 9人（包括船醫）因不明原因死亡，「意大利」用利佛諾（Livorno）拒絕其入港並診斷其為「惡性病原熱」。
管理疏忽與瀆職：
該船抵達馬賽後，船長沙托（Chataud）如實申報了死亡事件，但由於貨主包括第一執政官艾斯戴爾（Jean-Baptiste Estelle）等權貴，且為了趕上7月的博卡爾展覽會（Foire de Beaucaire），衛生官員採取了寬鬆的隔離措施。原本應在Jarre島露天存放並消毒的貨物，卻被允許卸載至靠近市區的隔離病院，甚至有受污染的織物被走私進入市中心。
三、 疫情爆發與慘烈災情
1720年6月20日，「舊城區」出現首例死亡；7月9日，當地的佩索內爾醫師（Charles Peyssonnel）正式診斷出鼠疫。
高峰時期：
到了8 月中旬，死亡人數急劇攀升，每日死亡人數從100人上升到高峰期的1,000人。屍體堆滿街道，醫院與集體墓穴無法負荷，馬賽陷入完全的無政府狀態與恐慌。
傷亡數據：
疫情最終導致馬賽市區及周邊約30,000至40,000 人死亡（當時人口約 8 萬至 9 萬）。疫情蔓延至整個普羅旺斯與朗格多克地區，總死亡人數估計在9萬至12萬之間。
封鎖措施：
中央政府於9月下令對馬賽進行武裝封鎖，並在沃克呂茲山脈（Monts de Vaucluse）修築了著名的「瘟疫之牆（Mur de la peste）」，派兵駐守以防止疫情向法國內陸擴散。
四、 關鍵人物與應對措施
在絕望的災難中，幾位核心人物因其英勇行為被載入史冊：
1. 羅茲騎士（Chevalier Roze）：
他受命清理受災最嚴重的圖雷特區（Tourette）。他帶領100名從監獄調來的「囚犯」，在兩天內將街道上數千具腐爛的屍體，投入堡壘地窖並覆蓋生石灰。這次行動極大緩解了疫情擴散，但100 名囚犯中僅 5 人倖存。
米歇爾·塞爾的畫作《1720年馬賽圖雷特瘟疫的場景》描繪了這一場景。「羅茲騎士」在圖雷特埋葬屍體。
2. 貝爾松斯主教（Mgr de Belsunce）：
他拒絕逃離，親自走入病人中提供物質與精神援助。1720年11月1日，他帶領市民將馬賽奉獻給耶穌聖心，試圖透過宗教儀式安撫民心。
3. 蘭格隆指揮官（Commandant Langeron）：
1720年9 月帶著國王的授權抵達，統一指揮行政與軍事力量，實施嚴厲的治安管理，確保糧食供應並維持基本秩序。
4. 基層醫護與神職人員：
當時有178名外科醫生從外地趕來支援，許多人在救治中殉職。此外，超過250名宗教人士中有五分之一死於護理病患。
五、 醫學與科學的探討
當時的醫學界對於瘟疫的成因存在激烈爭論，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防疫工作。
理論之爭：
巴黎與蒙彼利埃的醫學權威（如首席醫師齊拉克 Chirac）多持「反傳染論」，認為瘟疫是因「壞空氣（瘴氣）」或情緒憂鬱引起的，甚至建議市民組織音樂會來驅散愁雲。相比之下，馬賽一線的醫師則支持「傳染論」，認為病原體透過「接觸」與物品傳播。
落後的療法：
由於尚未發現鼠疫桿菌，當時的治療方法僅限於放血、催吐、導瀉，或是切開成熟的淋巴腺腫（bubons）。
現代科學發現：
1994年在馬賽發現的集體墓穴研究證實了這是一場「腺鼠疫」。2016年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一項研究更揭露，這株細菌並非直接來自中東，而是14 世紀「黑死病」病毒株在歐洲本土潛伏400 年後的再次復甦。
六、 經濟後果與社會復甦
儘管災難深重，馬賽的復甦速度卻驚人地快。
人口補償：
在短短三、四年內，馬賽的人口就恢復到震前水平。這主要歸功於周邊地區（如阿爾卑斯、瑞士、利古里亞）的大規模「移民」湧入，而非單純的自然增長。
經濟打擊：
貿易港口被關閉了30 個月，工廠停擺。然而，瘟疫帶來的衝擊與當時法國著名的「約翰·勞（Law）金融體系崩潰」交織在一起，使得單純由瘟疫造成的經濟損失難以精確估量。
七、 文化記憶與遺產
這場瘟疫在馬賽人的集體記憶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藝術呈現：
畫家米歇爾·塞爾（Michel Serre）作為瘟疫的直接見證者，創作出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巨幅油畫，記錄了馬賽市政廳前屍橫遍野的慘狀。
米歇爾·塞爾：法國1720年瘟疫期間的貝爾松斯大道景象（馬賽）
文學與紀念：
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在《墓畔回憶錄》中詳細描述了這場災難的恐怖景象；作家馬塞爾·巴紐（Marcel Pagnol）也在其作品中提及此事件。馬賽市中心至今仍立有貝爾松斯主教與羅茲騎士的雕像，以及一座「大瘟疫紀念碑」。
結語：
1720 年馬賽大瘟疫是一場因行政疏忽與商業貪婪引發的悲劇，但它也展現了在極端災難下的人性勇氣與現代防疫體系的雛形。它是「馬賽」歷史上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至今仍透過每年5 月28 日的宗教誓約儀式被世人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