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上國運的熙寧變法：聖君賢相的賭博·人生失意無南北

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

— —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朱子七

害農

竊惟朝廷從初散青苗錢之意，本以兼並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抑其豪奪，官借貸，薄收其利。今以一鬥陳米散與饑民，卻令納小麥一鬥八升七合五勺，或納粟三鬥，所取利約近一倍。向去物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並之家，乘此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

— — 司馬光，司馬光奏議·卷二十九-奏為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或曰青苗法善乎？曰未可以為不善也。然則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善而不可行何哉？曰公青苗法之行，始見於官鄞縣時。貸穀出息，俾新陳相易，而其民便之。其後熙寧當國，所以當然行之不疑者。其法猶是昔年為令之法也，其心則猶是昔年欲利其民之心也。豈其至是導君於利，並有利於一己之私哉！

— —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

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

— — 蘇軾，擬進士對禦試策（並引狀問），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

殘商

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

— — 宋史·石守信傳

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燄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只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

— — 黃仁宇，中國大历史（China: A Macro History）

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國、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影嚮都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

— — 弗蘭西斯·培根，《新工具論：或解釋自然的一些指導》（拉丁語：Novum Organum: Sive Indicia Vera de Interpretatione Naturae，也譯作新工具)

中國人的三大發明，航海羅盤、印刷術、火藥對歐洲文明的發展提供異乎尋常的推動力。

— — 沃爾特·亨利·梅德赫斯特，中國的現狀與傳教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宋代中國在商品化與消費，在財政金融的發展程度，特別是其強大的信用市場和紙幣制度的創立，在交通（馬車、客船和配備有尾舵和水密艙的駁船）的發達程度，在陶瓷生產、銅鐵礦的開採、紙張的生產、高品質的印刷和出版，以及在機械標準化和技術術語（這是進行高效及有利可圖的持續大規糢生產的先決條件）等方面都走在了中世紀歐洲的前面。……通過中亞一直連接到伊斯蘭教世界的貿易路線和傳播交流網絡（在19世紀時被稱為‘絲綢之路’）使中國的技術傳播到了歐洲，而歐洲則在數個世紀後的商業和工業革命期間，對東方的思想進行了仿制、吸收和改進。

— — [德] 迪特·庫恩（Dieter Kuhn，1946年。先後在英國劍橋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研究所和柏林大學工作與任教。德國著名漢學家，專精宋史，尤為擅長物質文化史與科技史），哈佛中國史·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

中國在11世紀生產的鐵、鋼和其他金屬制品，可能比歐洲直到18世紀中葉生產的還多。

— — 羅茲·墨菲，亞洲史（A History of Asia），1992年

航海用的船舶在大小和設計上都有了驚人進展，有些船除了貨物外還能運載六百多人，比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船都大。這些船採用了多重桅、分隔密封艙（其他地方很久以後才知道）和同樣重要的船尾舵，後者代替了難操縱又經不起海上風浪的搖櫓。在所有這些方面，宋代的船都超前於當時西方船舶許多世紀。

— — 羅茲·墨菲，亞洲史（A History of Asia）

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國家政策，政策要實現，必須作用於社會。因此，要評價新法，必須看它在當時的實施效果，包括對朝廷和對社會兩方面的效果。總體而言，新法具有強大的斂財功能，與民爭利，“富國強兵”。

— — 趙冬梅，大宋之變，1063–1086

絕交

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為嘉祐四友

— — 徐度，卻掃編

熙寧中，神宗召王安石，問，安石來否？
其子王雱說，父親不敢不來，但還沒找到住處。
又說，住處何難？
王雱說，不然。父親交代，“欲與司馬十二丈（司馬光）卜鄰，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為子弟法也。”

— — 李宗孔，宋稗類鈔·卷八

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
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稱施之；
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
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僱市傭而使之。
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詩》雲：“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
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如無也。
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
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明主寬容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 — — 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舍之取之，則在介甫也。

— — 司馬光，與介甫書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徵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徵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 —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流民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苗枯焦，菽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以來，街市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

— — 鄭俠，西塘集·卷一·論新法進流民圖疏

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城民至負瓦楬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閣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台司。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籲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司農發常平倉。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歡叫相賀。

— — 宋史·鄭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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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旭，日在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