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動物園（Human zoos）」該詞彙主要描述，從「殖民」帝國時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國家將非西方民族作為「殖民民族誌展覽」或「土著村莊」進行公開展示的現象。
一、術語起源與爭議
「人類動物園」一詞並非歷史當事人的用語，而是由歷史學家尼古拉·班塞爾（Nicolas Bancel）與帕斯卡爾·布蘭查德(Pascal Blanchard)等人於2002年普及化的學術術語。這個詞彙已成為反思「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結構的重要基礎。在「殖民」帝國鼎盛時期（約19世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展覽通常被冠以「民族誌展覽」（expositions d'ethnographie）、「土著村落」（villages indigènes）或「異國表演」之名。2013年日本NHK電視台，曾因在紀錄片中多次使用「人類動物園」一詞，描述1910年參展的台灣排灣族人，被法院判定損害了當事人及其後裔的名譽，需支付賠償。
三位台灣原住民在日本殖民展覽會上展出。1913年在大阪天王寺公園舉行的殖民大展（明治紀念拓展博覽會）。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像西方殖民列強一樣，設立了「人間動物園」（人間動物園，ningen dōbutsuen），展出琉球人、阿伊努人、中國人、台灣人和朝鮮人等不同民族的人，以此來炫耀其他亞洲人的劣等性和日本人的優越性。
二、前現代時期的起源
將「異於常人」的人類進行展示的歷史可追溯至古代。
古代時期：
「古希臘」人會展示他們眼中的「野蠻人」；「古埃及」人則從蘇丹帶回侏儒進行展示。
美洲案例：
「阿茲特克」君主蒙特祖馬（Moctezuma）在墨西哥城的動物園中，除了蒐集動物，也展示患有白化症、侏儒症或駝背的人類。
大航海時代：
隨著地理大發現，歐洲王室開始將異國人視為權威與獵奇的象徵。1492年哥倫布帶回六名「印第安人」獻給西班牙王室；1550年，法國國王亨利二世在魯昂觀看了巴西圖皮南巴（Tupinamba）人的生活表演。路易十四時期則有暹羅大使作為異域景觀出現。
三、19世紀的工業化與大眾化
19世紀起，這類展覽不再僅限於權貴，而是模仿「馬戲團」和「移動動物園」的模式，發展成為一種高度工業化的娛樂產業。
關鍵轉折：
1810年被稱為「荷騰托的維納斯」（Vénus hottentote）的薩基·巴特曼（Saartjie Baartman）被展出，標誌著轉向大眾展示的重要時刻。
產業規模：
西方經紀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招募網絡，從各殖民地運送「表演者」。從1877年到1912年，無數來自努比亞、索馬利亞、祖魯、剛果等地的群體在「巴黎」巡迴演出。隨後，這些傳統延伸到了法國各省的數十個城市，形成了所謂的「黑人村」。
據統計，1800年至1958年間，全球約有14億觀眾觀看過總計3萬5千名被展出的參與者。1907年在法國諾讓（Nogent-sur-Marne）的一場殖民展覽就吸引了250萬人次。
1900 年，德國斯圖加特的人類動物園。
展覽形式：
參與者常被安置在模擬的環境中，但這些環境往往與其真實生活大相徑庭。
1897年探險家羅伯特·皮里（Robert Peary）將六名因紐特人，帶到紐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供研究與展示，結果多數人死於當地未知的肺結核。
四、西方的異國想像與科學種族主義
「人類動物園」的成功源於西方大眾對「野蠻」和「異常」的病態著迷。
刻板印象：
被展出者常被冠以「食人族」的標籤，以滿足觀眾的獵奇心。例如，來自「剛果」的奧塔·本加（Ota Benga）因為牙齒被磨尖，被宣傳為食人族，甚至於1906年被關進紐約布朗克斯動物園的猴舍中展示。
「非人化」對待：
被展出者被視為「亞人類」甚至動物。在展覽期間，他們被嚴禁表現出任何文明化，或適應西方文化的跡象（如穿著西裝），否則會被扣除工資。他們像牲口一樣被裝進車廂運輸，過境時還需繳納商品稅。
種族階級化：
這些展覽將「科學種族主義」轉變為「大眾種族主義」，旨在論證西方文明的優越性。
五、法國1931年的卡納克人事件
1. 被遺忘的「人類動物園」
在1931年「巴黎國際殖民博覽會」期間，約一百名來自新喀里多尼亞的卡納克人（Kanaks）被關在布洛涅森林的馴養園（Jardin d'acclimatation）籠子裡展覽。這些人被強迫扮演「食人族」的角色以娛樂遊客，甚至在一次巡迴演出中，他們被當作商品，提供給德國的「動物園」展示，用來交換幾頭河馬。
人類展覽海報，1877年。從1877年到1912年，巴黎動物馴養園（Jardin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被改建為人類馴養園（l'Acclimatation Anthropologique）。在殖民主義中期，巴黎人對異域民族的風俗和生活方式充滿了好奇。努比亞人、布須曼人、祖魯人以及許多其他非洲民族被「展出」在人類動物園。這些展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動物園的參觀人數翻了一番，達到了百萬大關。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標籤為「野蠻人」的卡納克人，在現實生活中大多具有「讀寫」能力，並在原籍地從事各種專業工作。然而，法國當局為了證明其「殖民」行動的合法性，刻意抹殺他們的真實身分，將其物化為原始的野獸。這並非孤立的個案，而是法國長達半世紀以上、規模龐大的「人類動物園」傳統的一部分。
2. 共和國的矛盾：文明使命與種族異化
這些展覽在1875年至1930年間達到了頂峰，展出次數多達數百次，卻長期在法國的歷史教科書和集體記憶中缺席。這對於一個標榜「人人平等」的共和國來說，是一個極其複雜且難以面對的主題。 在法國推行「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的背景下，這些將人類與動物混雜在一起、關在木籠中供人觀賞的場景，是官方言行不一的最有力證明。法國共和國政府不僅容忍了這些展覽，更在1922年和1931年的大型「殖民博覽會」中對其進行了全面的官方支持與整合。
1931年巴黎舉辦的殖民博覽會的卡納克人。
3. 社會各界的集體參與：科學、大眾與精英
科學界的「研究標本」：
每天早晨，科學家們會來到展覽現場，將這些「野蠻人」當作生物學樣本進行測量，試圖以此驗證當時正在建構的「種族生物學」理論。對他們而言，現場觀察「活生生」的標本，遠比閱讀旅行者的紀錄更有價值。
大眾的獵奇娛樂：
下午，一般的公眾、學生和遊客會聚集在馴養園或所謂的「土著村落」，對這些「陌生生物」感到驚嘆或恐懼。這成了西方世界與其殖民「異文化」之間第一次真實且日常的「接觸」。
上流社會的感官享受：
到了晚上，巴黎的社交名流會前往女神遊樂廳（Folies-Bergère）或賭場，為這些從動物園轉場而來的「舞台野獸」鼓掌，這種現象結合了認知上的滿足與感官上的快感。
4. 種族思維的科學與心理建構
這種「歧視」背後的哲學與科學基礎：
19世紀的「進化論」在當時被用來論證，人是動物進化的產物，而「野蠻人」則是連接人類與「動物」之間的缺失環節（missing link）。這種觀點為「殖民」擴張、掠奪、滅絕甚至奴役，提供了看似「科學」的藉口。
在文化層面上，人類動物園展現了一種「絕對的他者性」（altérité absolue）。西方人透過強調對方的「畸形」與「怪異」來定義自己。這種「恐懼與吸引並存」的矛盾心理，反映了西方文化在建立自身認同的過程中，需要透過貶低「他者」來確認自身的優越感。
六、 1945年後的殘餘與現代變體
儘管大規模的「殖民展覽」已消失，但類似的現象仍偶有發生：
1958年布魯塞爾世博會：
重建了一個「剛果」村莊，因遊客向參與者投擲「香蕉」引發抗議，導致參與者集體撤離。
1994年「Bamboula村」事件：
法國南特附近的一個動物園試圖開設「非洲村莊」，並要求參與者半裸演出以推廣餅乾品牌，最終在社會輿論壓力下關閉。
現代旅遊：
在印度安達曼群島，當地的雅拉瓦（Jarawa）部落被視為旅遊景點，遊客會像參加「人類狩獵旅行」（human safaris）一樣向他們丟「食物」並要求其跳舞。泰國的「長頸族」（帕當人）和中國昆明的「小人國」主題公園也常被批評為現代版的人類動物園。
媒體批判：
班塞爾等學者提出，現代的「真人秀」節目本質上也是人類動物園的延續，透過將特定社會群體（如受教育程度低或被標籤化的年輕人）關在封閉空間，供大眾窺視來獲取利潤。
結語
1931年「巴黎展覽」的建築大多已被夷為平地，這類設施在「集體記憶」中被刻意忽略，因為它們是西方大眾「種族」主義機制最鮮明的證據。
「人類動物園」並非少數種族主義者的瘋狂之舉，而是一項由國家、科學界和大眾傳媒共同參與的系統性工程。它利用科學之名，將人類「動物化」，從而合法化了「殖民」統治。即便在今天，這種將他者「異國化」、「景觀化」的視角依然隱藏在現代旅遊與大眾文化之中。
「人類動物園」就像是「殖民」時代的一面哈哈鏡。西方國家透過扭曲和非人化「他者」的形象，來映照出自己虛幻的「文明優越感」。這面鏡子雖然已被打破，但其殘餘的碎片仍散落在現代的旅遊開發與媒體娛樂中。
參考書目： Blanchard, Pascal, “Le zoo humain, une longue tradition française”, Hommes et Migrations, no 1228 « L'héritage colonial, un trou de mémoire », novembre-décembre 2000, p. 4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