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台貢獻所學為鄉里服務
民國34年，日本投降的那一刻，子英的身分再次發生了劇烈的翻轉。一夕之間，他從「日籍台灣人」變成了「光復後的國民」。在等待歸返的港口，許多人面臨財產被沒收、身分被質疑的窘境，但他運氣好，憑藉著醫學專業的需求，帶著青島與山西積累的經驗，動盪局勢中帶著全家人，擠進了返台的船艙。
當船隻駛進基隆港，看著台灣北部海岸線，子英心中百感交集。他在大陸度過的這幾年，是台灣人最混亂的「斷代史」。他在大陸異鄉被視為敵人，回到故鄉卻又顯得陌生。還好子英全家大小四人即時返回台灣，若在大陸多待幾年，正值國共內戰期間，社會混亂，百姓恐慌，想要平安順利逃離中國，可能更加困難。全家返台後，子英在青島與山西磨練出的忍性，成就了他後來在公職體系中，那種不卑不亢、兢兢業業的沈穩性格。他從台南偏鄉玉井糖廠的駐診醫師開始服務，再走進了衛生局的行政體系。戰後的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百廢待舉，瘧疾、霍亂、隨時可能爆發。當時的台南街道不再只是古老純樸，更多防疫工作必需緊急推動，子英將又開始面對新的挑戰。
後來子英調任衛生局課長，那是一個需要「一手拿聽診器，一手拿行政筆」的年代。民國40年全台流行狂犬病，俗稱「瘋狗症」，一旦被染病犬隻咬傷發病，死亡率幾乎是 100%。令所有台南居民極度恐慌不安。當時台南市作為南部重要門戶，人口密集且流浪犬隻多，為防疫的重災區之一，由於當時缺乏血清與疫苗的預防體系，政府採取極強硬的手段，由警察與衛生所人員帶頭，在街頭捕捉並撲殺所有無主或未繫繩的犬隻。當時全台每年被撲殺的犬隻數量多達上萬隻，台南市街頭也常見到捕犬隊巡視。
這場「消滅狂犬病」的戰役，最讓子英頭痛，身為課長要面對的是咆哮的飼主與失控的撲殺人員。那種夾在政策執行與民眾情感間的無奈，正如他一生的寫照：兢兢業業，卻不求顯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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