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材料技術、傳播媒介與文化交流、生活形式的演變都在歷史上大力的影響了文學的發展，詩與音樂的關係演變是一個例證。
這篇極簡史在完善的過程中參考了Gemini、Grok兩種AI提供的意見。Grok提出重要的提醒：「詩樂關係不是單向『越來越分離』，而是波動與並存」。
Gemini則提出精當的總結：「這是一個關於**「從身體到文字，從耳朵到眼睛」**的過程：先秦： 音樂主導（身體/儀式）。秦漢南北朝： 斷裂與重建（文字覺醒/知識化）。隋唐： 雙軌發展（科舉標準化 vs. 燕樂流行化）。宋元明清： 文字主導（印刷媒介/案頭藝術/詩樂徹底分離）」西周：詩、樂與禮高度結合，由貴族官僚掌握相關知識
在封建與宗法制度中，詩、樂、舞乃至衣飾、器物、建築等均為禮的一部分，往往具有政治和宗教意涵；詩樂舞除了作為溝通人神的中介，也在相關場合表徵身分等級，八音的巨大編制和金石樂器使用青銅、玉石材料，可以想見所費不貲。早期上古漢語（延續至兩漢），單字詞／單音詞也含有相對複雜的複輔音（現在的印歐語系諸語中仍常見），四字句已有相對高的資訊量。
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狹義詩樂傳統的第一次式微
政治制度的失序、戰亂下貴族的沒落連帶使得詩作為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貶值，詩從必要的禮儀轉為個人運用或政治、外交上的點綴。孔丘厭惡的「鄭衛之音」反映音樂娛樂化，審美與禮制脫鉤，「詩經」的編輯是將詩重新經典化的嘗試，也使詩在後世趨向義理化、個人德性教育。
脫離封建關係與土地的沒落貴族形成所謂九流十家，遊士縱橫家的修辭技術在政治上取代了詩的地位，並在後世為漢賦及其他辭章作家所繼承。屈原是目前所知的東亞史上第一個具名詩人，楚辭雖然具有巫覡文化與祭祀樂舞背景，並顯示出地域性音樂節奏的差異，卻也是詩歌從集體禮儀轉向個人抒發的代表。
秦漢至六朝：文字及樂府重建、語韻覺醒與「徒詩」萌芽
這時期是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間的過渡階段，語言與音樂與先秦時代已經過高度演化差異、文化交流刺激而相當不同；到了魏晉時期，複輔音已脫落，但以聲調系統補償發音的區別。
詩在秦帝國至西漢初期與先秦時代出現斷點，文字書寫體系經過重建，士族知識分子必須重新發明詩經的詮釋。過往的雅樂大多亡軼，漢帝國藉由建立樂府重新發明詩樂傳統，在當時民歌系統、燕樂新聲的滲入，尤其是絲路貿易引進琵琶、箜篌等新樂器及樂曲，「新聲俗樂合一」導致東漢以後五言詩乃至七言詩的誕生。
在音樂外，以佛經為代表的翻譯、轉讀下萌生大量新詞（尤其是雙字詞甚至三字連詞），並刺激了文人對語音的自覺並將之知識化。《說文》等字書、《聲類》等韻書發展下，語言知識化並刺激了詩歌有別於樂府民歌系統的文人化，同時在賦體、駢文等體裁發明的間接影響下，與音樂脫離、僅誦讀的「徒詩」開始萌芽。《詩品》、《文心雕龍》也反映了詩的知識化趨勢，且某種程度被認為是可脫離音樂的獨立藝術（樂府除外），這與媒介──紙張──的改良影響了文學傳播形式有關。
隋唐：科舉將詩標準化，胡樂節奏革新預示新體裁
中古漢語聲律知識成熟，確立平仄理論，在語言知識已有細膩掌握的基礎上，今人所稱的近體詩、格律詩興起，並隨著科舉任官制度成為主流；詩樂一體的傳唱仍在酒家、青樓、賭場等娛樂場所流行，同時在胡樂傳入的影響下「長短句」（曲子詞）開始發展。
印刷及造紙技術的演進已為詩的文人化、案頭化鋪路，詩樂分離的演化趨勢逐見顯著，例如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雖有樂府之名，但僅承接漢樂府的敘事詩傳統卻不入樂；《二十四詩品》的神韻說也反映詩獨立於音樂的美學要求。
宋元之後：體裁分流、印刷媒介、語言演變使詩徹底案頭化
承接唐代科舉制度影響，在雕版印刷、造紙技術相對發達，書籍相對量產普及之下，詩進一步朝高度文人化、案頭化發展，尤其南宋詩與樂已明顯分離，是狹義詩樂傳統的第二次式微。詩、樂結合的娛樂功能由詞、曲取代，而詞也在蘇軾等名家帶領下詩化，緊步詩的後路朝文人化、案頭化發展，從表演文本變為閱讀文本。瓦舍勾欄等專業演出場所興起、城市娛樂產業的腳本需求與專業分工，也加速了菁英化與娛樂性作品分流的文化演替。
語言上由中古漢語朝近代漢語演變，尤其深受內亞游牧民族文化影響的北方漢語中入聲消失，但格律的要求仍以隋唐時期的中古漢語為準，作詩不能憑口語直覺，而需依靠韻書，成為知識階層的身分表徵、與現實語言脫節的仿古遊戲。此後狹義的詩直到清末後引入西方文化，才有少數作品入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