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故事的人正在失蹤》

一、關於錯誤的正確性

我要先說清楚一件事：這個故事本來不是這樣開始的。

我描寫了窗外的青稞田，描寫了一個把頭靠在玻璃上睡覺的女人，描寫了她額角滲出的細密汗珠，描寫了汗珠如何順著皮膚的紋理緩慢爬行，像一隻沒有方向感的螞蟻。我甚至描寫了她耳垂上那枚銀質耳環的晃動頻率 ── 與車體的震動完全同步，彷彿某種精密的物理儀器。這些描寫都很正確，正確得令人髮指，正確得就像一個受過良好文學訓練的人應該寫出的句子。

但正確不等於真實，就像手機不能完全記錄事件一樣，這也是我為何帶著手機、錄音筆和筆電，卻還堅持用筆記錄的原因，筆電需要十秒開機時間，紙筆在一秒內就能派上用場，別小看這十秒，多少事件就是在分秒之間改變了軌跡；而且敲擊鍵盤要看屏幕，手拿紙筆，我的雙眼從未離開過當事人，這就是差別。

是的，為了成為最優秀的「紀實者」，我特地學習了「盲寫」。

這在對洛桑的訪問中發揮了奇效，只因他是個面無表情，卻又表情十分豐富的人，這樣說非常矛盾，但你可以想像，一個平靜的湖面，靜得可以映照天光雲影，但在投入石子的那一霎那，漣漪生成，向外擴展。在洛桑那靜如湖面的臉上，微表情的出現，正如那一顆石子激起的漣漪。為了捕捉那漣漪，我必須時刻緊盯著他的臉。

其實，當時我並不認識他，我甚至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這樣一個人 ── 一個穿著磨白袖口舊夾克的人，一個把句子拖得像高原公路一樣漫長的人，一個替不識字的人寫信卻偷偷在信裡塞進自己故事的人。

所以我把巴士塗掉了。

這是一個痛苦的决定。那輛巴士我坐了三天，從起站坐到終站，再從終站坐回來，就為了確認那個睡覺的女人是不是每天都搭同一班車、戴同一副耳環、做同一個我不知道內容的夢。我跟售票員打聽她，售票員說：「哦，她啊！她丈夫在更遠的縣城工作，每個禮拜去一次，去了三年了。」我興奮地把這段對話記在本子上，以為自己捕獲了什麼珍貴的真實事件。

但真實不是這樣運作的。

真實會在你自以為捕獲它的時候，從網眼裡一滴一滴漏光。

所以我們從一個錯誤開始。這個決定是洛桑替我做下的，儘管那時我還沒有遇見他。或者說，那時我以為自己還沒有遇見他。但現在我越來越不確定，時間的先後順序是否真的可靠，不確定是我先遇見了洛桑、然後他才開始失蹤，還是他早就失蹤了、而我只是恰好走進了他失蹤之後留下的那個人形空白。

二、磨白的袖口與被修改的祈使句

那天中午，縣文化館的二樓。

我得先把這個空間說清楚，因為空間往往比時間更誠實。文化館是一棟三層樓的水泥建築，建於一九八七年，外牆貼著那種在二十年前曾流行過一陣子的白色小方磚，現在已有將近三分之一脫落，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脫落的形狀很不規則，有的像島嶼，有的像潰瘍，有的像一個句子被刪除後留下的刮痕。

二樓是展覽室，但展品很少，主要是一些泛黃的照片和幾件複製的宗教法器。真正的文物據說都收到縣城另一頭的博物館去了，留下的這些只是「樣本」 ── 一個很奇怪的詞，聽起來像隨時可以被替換，像在說「這不是真的，但你先將就著看」。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框是鐵製的，油漆斑駁，開關的時候會發出尖銳的摩擦聲，像某種小型動物在瀕死時的哀鳴。陽光從玻璃透進來，被灰塵切割成一道一道的實體，斜斜地插在地板上。

洛桑就坐在對面。

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舊夾克，拉鍊只拉到胸口，露出裡面灰白色的襯衫領。夾克的袖口磨得很白，不是那種均勻的磨白，而是一圈深一圈淺，像地質剖面圖，記錄著這件衣服與多少張桌子、多少條繩子、多少個需要把手伸出袖口以外去觸摸的世界發生過摩擦。

他的臉是棕色的，不是那種刻意曬出來的棕色，而是陽光、風沙和時間混合之後的沉澱色。額頭上有幾道很深的抬頭紋，但不是憤怒或驚訝造成的，更像是長期注視遠方的人會有的那種紋路 ── 遠方不需要你皺眉，但需要你瞇起眼睛，瞇久了，皮膚就會記住那個形狀。

「你替人寫信。」我開口。

不是問句。我習慣用肯定句開始對話，這是一種很卑鄙的寫作者技巧，讓對方以為你已經知道了很多、因此應該繼續告訴你更多。

但他沒有上當。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長，長到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說錯了什麼。他的眼神不是那種審視的、評估的、試圖判斷對方虛實的眼神 ── 那種眼神我在城市裡見過太多了，在咖啡館、在文學座談會、在需要交換名片的任何場合。他的眼神比較像在看一個突然出現在路上的坑洞：它本來不在這裡，但現在它就在這裡，沒有辦法假裝看不見，但也不需要立刻跳進去。

「對。」他說。

這個字拖得很長，長到我以為他接下來還要說什麼，但他沒有。他只是讓這個「對」懸在那裡，像一個等待風吹的風馬旗。

我只好繼續追問：「寫什麼樣的內容？」

他沒有立刻回答。他把手伸進夾克的內袋，摸索了一陣，抽出一疊摺成四方的信紙。紙是那種很便宜的橫條紋筆記紙，顏色已經從白變成了淺黃，邊緣有些捲翹。他把紙攤開在桌上，沒有推給我，只是攤開，讓我看見上面的字跡。

是鋼筆字，藍黑色，墨水的滲透很均勻，沒有顫抖的筆觸，也沒有特別裝飾的筆鋒。每一筆都清清楚楚，像是一個人一邊思考一邊慢慢寫出來的。

「這個，」他用食指點了點第一行：「是前天花店的女人要我寫給她妹妹的。」

我低頭看。開頭是「親愛的妹妹」，然後是幾句問候，然後 ──

「這裡，」他的指尖停在其中一行：「她沒有要我寫這個。」

那一行寫的是：「這幾天天氣轉涼，夜裡聽見風從山谷下來，聲音很大，像有人在外面走。我半夜醒來，躺了很久才想起妳已經不在了。」

我抬起頭，看著他。

「她只要我寫：最近生意還可以，孩子的感冒好了，下個月可能回去一趟。」他說，語氣平靜得像在陳述一個與自己無關的事實：「但她上次來的時候，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說話比平常慢半拍，像是很久沒有睡好。她沒有說為什麼，可是那封信應該知道為什麼。」

「那封信」 ── 不是「我」。他把自己從這個句子裡抽掉了，彷彿他只是一個傳遞的工具，真正的寫作者是那疊紙、那支筆、那個願意傾聽陌生人失眠的下午。

「收信的人不會覺得奇怪嗎？」我問：「收到一封從頭到尾都在寫天氣和孤獨的信，卻沒有提到感冒好了沒、下個月回不回去？」

洛桑把信紙收起來，摺回原來的大小，放回內袋。

「不會。」他說：「因為他們也回不了信。」

這句話他沒有拖長音，說得非常快，快到幾乎沒有標點。然後他抬起頭，又看了我一眼，這次的眼神帶著一種近乎頑皮的 ──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 也許是得意。

「而且，」他說：「誰說信只能回答問題？信也可以提出問題。天氣轉涼了，你那邊冷不冷？夜裡有人在外面走，走來走去的那個人，是不是你？」

我的筆在本子上停了下來。

這句話像一個很小的石頭，從很高的地方掉下來，掉進一口很深的水井。我沒有聽見落水的聲音，但我感覺到那口井的存在 ── 它就藏在這個穿磨白袖口夾克的男人背後，藏在他那些沒有寄出的句子背後，很深、很暗、一直在等待。

「那不就變成你的故事了？」我說。

這是一句反駁。身為一個受過正規文學訓練的人，身為一個正在撰寫民間敘事調查報告的准專家，我應該要指出這裡面的問題：故事的作者與傳遞者不應該混淆，敘事的主體與客體必須有明確的界線，田野調查的基本倫理是尊重受訪者的原話、不擅自增刪修改。

我的反駁非常正確。

洛桑看著我，眼神很平靜。

「信本來就是故事。」他說：「只是借了一個地址。」

我沒有再反駁。

後來我把這句話抄在本子上，用了紅筆。抄完以後，我把那頁往前翻，翻到我畫的那輛巴士草圖、我記錄的那個女人汗珠的移動軌跡、我抄下的售票員說她每週去見丈夫一次的對話。那些字跡突然變得非常陌生，像是別人寫的。

或者說，像是過去的我 ── 那個相信正確等於真實的我 ── 從很遠的地方寄來的一封信。收件人是現在的我，地址寫得很模糊，大概是「以後的某個地方」。

三、酥油的味道與不記得的內容

第三天，洛桑沒有來。

文化館的管理員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藏族男人，戴著一頂洗到褪色的棒球帽，帽簷的弧度已經鬆弛，像一扇忘記關上的門。他翻了翻簽到表，又翻了翻，再翻一遍。

「昨天還在。」他說，語氣不確定得像在問自己：「昨天……下午……好像……不對，應該是上午？」

我站在櫃檯前面等待，看他在自我懷疑與反覆確認之間來回橫跳。

陽光從他背後那扇窗戶斜照進來，把他頭頂稀疏的髮絲照成半透明的銀白色。那些髮絲在空氣中輕輕飄動，像某種水生植物的觸鬚，在尋找一個已經流走的方向。

「算了，」他把簽到表放下：「不知道去哪裡了。」

終於，他放棄掙扎，我也解脫了。

我走出文化館，站在門口。水泥台階被太陽曬得很燙，隔著鞋底都能感覺到那種蓄意的熱。我在那裡站了大約一分鐘，做了一個決定。

我要去找那些寫過信的人。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決定。我的調查報告只需要三個生動的例子，我已經有了一個（洛桑本人），理論上可以收工了。經費還剩一點，可以拿去買回程的機票，還能在機場吃一碗道地的藏族牛肉麵。我在下機時曾經被招待過一碗，藏面的特色是使用略帶「夾生」口感的鹼水麵，搭配慢燉清澈的牦牛肉湯、鮮嫩牛肉粒、香蔥及獨特辣椒油。再配上酥油茶食用，滿滿的地方煙火氣息。

擦了擦口水，想起此行目的，沒有人規定我一定要追查一個失蹤的業餘寫信人，更沒有人規定我必須在乎那些信到底寄到哪裡、收信人讀完以後臉上會是什麼表情。

但我去了。

第一個女人在市場賣酥油。

她的攤位在市場最角落，左邊是一個賣各種型號電池的男人，右邊是一個賣二手靴子的年輕人。酥油被裝在幾個不鏽鋼桶子裡，顏色從乳白到淺黃都有，上面蓋著塑膠布，防止蒼蠅降落。空氣中充滿那種濃厚的、動物性的油脂氣味，不是臭，是太誠實了 ── 誠實到讓人不習慣。

向她自我介紹，說是文化館幫忙整理民間故事的，想請教關於寫信的事情。

她把雙手在圍裙上擦了擦。那是一條深藍色的圍裙，原本應該是某件工作服的後半截，上面沾滿了深淺不一的油漬，像一幅抽象畫。

「洛桑哦？」她說，瞇起眼睛回憶：「他幫我寫過三封。給我兒子。」

「都寫了些什麼？」

她想了一下。這個「想」不是那種大腦檢索資料庫的想，是那種把手伸進水裡摸索遺失物品的想 ── 很慢，很專注，指尖試探性地觸碰每一個可能的位置。

「記不太清楚了，」她說：「每一封他都念給我聽過，念完我就簽名、按手印。他念的時候覺得很清楚，好像從此不用擔心了。可是現在……」

她停下來，看著桶子裡的酥油。有一瞬間我以為她哭了，但她沒有。她只是在那個很深很遠的地方摸索，指尖觸到了什麼，卻抓不起來。

「反正不像我說的，」她突然笑了，露出一顆鑲過的金牙，邊緣已經氧化成暗褐色：「我跟他講：你寫，跟阿旺說，媽媽很想他，叫他過年一定回來。他寫出來的就 ── 」

她又停下來，這次真的在思考。

「就比較好。」她說：「我說不出來哪裡好……，就是很好的那種好。」

我沒有追問「那種好」到底是什麼。因為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即使她說得出來，我也無法用錄音筆把它帶走。有些好是不能離開當事人的，一旦離開就會氧化，像那顆金牙，像那些沒有密封的酥油。

我向她道謝，轉身要走。

「等一下，」她在背後叫我。

我回頭。

她的圍裙在風中輕輕鼓動。市場的光線很複雜，頭頂是遮陽棚濾過的均勻白光，側面是巷道斜射進來的銳利金黃，兩種光在她臉上交錯，分割出許多細碎的明暗。

「有一封，」她說，聲音很慢：「有一封他寫說，阿旺，你小的時候，媽媽帶你去寺廟，你問媽媽為什麼要拜佛，媽媽說因為佛會保佑我們。你又問，佛聽得懂我們說話嗎？媽媽說聽得懂，因為佛在很遠的地方，遠的地方耳朵都很好。」

她停下來。

「這個不是我跟他講的。」

她沒有再說下去。我也沒有問她這個到底是誰講的。我們只是站在酥油攤前面，隔著幾個不鏽鋼桶子，隔著三封信和一個失蹤的寫信人，隔著一對母子在很久很久以前某個寺廟台階上的對話。

遠的地方耳朵都很好。

我想洛桑應該很喜歡這句話。喜歡到把它從某個不知名的角落撿起來，仔細擦拭，放進一封不是他自己要寄的信裡。

四、走得很慢的信

第二個是老牧民。

他住在縣城邊緣一間自建的鐵皮屋裡，屋頂壓著好幾條廢棄輪胎，防止強風把屋頂掀走。輪胎的橡膠已經龜裂，縫隙裡長出幾叢乾枯的野草，在下午的微風中搖晃得像老人稀疏的睫毛。

他請我進屋坐。屋裡只有一張床、一個爐子、一張桌子。桌上放著一只搪瓷杯，杯緣有缺口，杯身印著「勞動光榮」四個紅字，大部分已經磨損，只剩下「勞」和「光」還勉強可辨。我注意到杯子旁邊有一疊紙，用石頭壓著。石頭是那種河谷常見的灰黑色卵石，手掌大小，表面光滑，應該是從很遠的地方一路被水推來這裡的。

「那封信，」他順著我的視線看過去：「寄出去就沒有回音。」

他沒有等我問，自己開始說。聲音很沙啞，像砂紙摩擦木頭，每說幾個字就要停下來喘息，不是因為氣喘，是因為話本身太重了。

「我請他寫給我弟弟。弟弟在青海，三十年前分家的時候吵了一架，從此沒有再見。後來聽說他搬了幾次家，最後一個地址是從表親那裡打聽來的，也不知道還對不對。」

「信裡寫了什麼？」

老牧民沉默了很久。爐子上的水壺開始發出細微的嘶嘶聲，蒸汽從壺嘴裊裊上升，在空氣中扭成各種奇怪的形狀，像藏文，又像沒藏文那麼工整。

「我跟他說，」他終於開口：「你寫：哥哥老了，腰不行了，放不動羊了。當年分家的那塊地，草長得比膝蓋還高，你要是願意回來，我們一起把籬笆修一修。」

他停下來，伸手把水壺從爐子上移開，動作很慢，像舉一個很重的東西。

「他寫完念給我聽，前面都對，後面多了一句。」

「多了一句什麼？」

「他寫：信走得很慢，但我可以等。」

老牧民把水壺放下，沒有倒水，只是放下。嘶嘶聲停止了，屋裡突然變得很安靜，安靜到我聽見自己的心跳。

「他跟我說，信走得慢是好的。太快，對方還沒有準備好，信就到了。到了就得拆，拆了就得讀，讀了就得想，想了就得回。人沒有那麼快。」

我沒有說話。

「我覺得他講得對，」老牧民說：「所以我沒有急。一年，兩年，三年。信應該還在路上吧？我想，總有一天會到的。到了，弟弟就會回信。回信也走得很慢，沒關係，我可以等。」

他看著窗外。窗外沒有什麼特別的風景，就是那片雜草叢生的空地、那條塵土飛揚的土路、遠處幾棵葉子被風刮得稀少的楊樹。

「信要走遠一點，」他說：「才找得到人。」

我離開的時候，太陽已經開始西斜。光線從鐵皮屋的縫隙射進來，在空氣中形成無數道平行的金色線條，每一道裡面都飄浮著細小的塵埃，像某種正在緩慢書寫的、我看不懂的文字。

我回頭看了一眼。老牧民還坐在桌前，背對著門，肩膀微微前傾。他的手擱在那疊用石頭壓著的紙旁邊，沒有動，只是擱著。

那一刻，我突然有個很可怕的想法 ── 那封信會不會從來沒有寄出去？

不是洛桑忘了寄，也不是地址錯誤被退回。是洛桑故意沒有寄 ── 因為他知道這封信必須走得很慢，慢到收信人和寄信人都必須用餘生來等待。他把信留下來，留在自己身邊，讓它成為一個永遠不會抵達、因此永遠不會被讀完的故事。

這不是很殘忍嗎？

我不知道。也許對某些人來說，一個永遠在路上、永遠值得等待的故事，比一封拆開讀完、然後被收進抽屜底層的信，更接近他們想要的那種「回音」。

五、寄給自己的信

第三個人在鎮上開小旅館。

旅館沒有名字，或者說名字被招牌遮住了 ── 招牌上的字本來是用壓克力雕刻的，現在有大半掉落，只剩下一個「客」字和半個「棧」字，看起來像某個古代詩人寫到一半沒墨的絕句。

推開玻璃門，門上的彈簧已經疲乏，關門時不會自動彈回，必須用手拉上。我轉身拉門的時候，注意到門把上纏著好幾層絕緣膠帶，黑色、白色、透明交疊，像某種緊急處理過的傷口。

櫃檯後面坐著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穿著一件領口鬆弛的白襯衫，外面套著灰色的羊絨背心。他正在看手機，螢幕的藍光照在他臉上，把皺紋照得特別深。聽見腳步聲，他抬起頭，職業性地微笑了一下。

「住宿嗎？」

「不是，」我說：「想請教一個人。洛桑，聽說他來幫你寫過信。」

微笑消失了。不是變成厭惡或防備，是變成另外一種表情 ── 很難形容，像是突然想起某件很久以前的事，那件事沒有好壞，只是太大了，大到一時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想。

他沉默了大約五秒鐘。

「你坐，」他說，指著大廳角落那組褪色的皮沙發。沙發的坐墊已經塌陷，坐下去整個人會陷進一個很深的凹槽，像被某個巨大的手抓住了。

他從櫃檯後面走出來，手裡拿著兩只玻璃杯。杯子是那種很厚的壓花杯，杯壁上有菱形的凹凸紋路，在燈光下折射出細碎的光。他往杯子裡倒了茶，茶色很淡，幾乎透明，幾根茶梗直立地懸浮在中央，像沒有重量的定海神針。

「他來過一次，」旅館老闆說：「不是住店，是專門來找我。說聽別人講我這裡生意不太好，想幫我寫一封 ── 」

他停下來，似乎在斟酌用詞。

「 ── 寫一封可以改變現狀的信。」

我端起茶杯，沒有喝，只是捧著。杯壁的溫度透過掌心向上蔓延，沿著血管，一直暖到手腕。

「寄給誰？」

旅館老闆看著我。他的眼睛很小，眼皮有些浮腫，但眼神很銳利，像縫衣針的針尖。

「寄給他自己的。」

我沒有說話。這個答案我在文化館二樓已經聽管理員提過，但聽到當事人親口說出來，還是會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 不是驚訝，是某種「果然如此」的確認，像拼圖最後一片卡進去的聲音。

「地址寫的是『以後的某個地方』，」旅館老闆說：「郵差來收信的時候，我把信封翻過來看了很久，不知道郵遞區號要填什麼。洛桑說沒關係，就填000。郵差說沒有000這個郵遞區號。洛桑說那就空白。郵差說空白不行，至少要寫縣市。洛桑說那就寫縣市，但縣市後面要括弧『以後』。」

他停下來，喝了口茶。

「郵差後來還是收走了。我沒有問他有沒有寄到。這不是郵差能決定的事。」

「信的內容，」我說：「你記得嗎？」

旅館老闆把茶杯放在茶几上，身體向後靠進沙發。沙發的彈簧發出一聲悠長的嘆息，像一隻很久沒有被撫摸的狗終於等到主人的手。

「他寫完以後念給我聽，」他說：「開頭是：你現在住的旅館，生意不太好，這不是你的錯。是路線改了，從前門過的車現在都走後山那條新路。但你還是在這裡，每天擦玻璃、換床單、在水壺裡裝滿水，等不會來的客人。這不是傻，這是一種 ── 」

他停下來，皺著眉頭搜尋記憶。

「 ── 這是一種對時間的抵抗方式。」

他沒有繼續念下去。我沒有催他。窗外有一輛卡車經過，整間旅館微微震動，茶几上的茶杯發出細微的碰撞聲，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輕輕敲門。

「後面還有很多，」旅館老闆說：「關於抵抗會輸、但輸也要抵抗，關於客人來的時候如何認出他們、客人不來的時候如何認出自己。我聽完以後沉默了很久，他沒有打斷我的沉默，只是把信紙摺好、裝進信封、寫上地址、貼好郵票。」

「你覺得這封信有用嗎？」

旅館老闆低下頭，看著自己放在膝蓋上的手。那雙手很乾燥，指節粗大，指甲修剪得很短，邊緣有一些細小的倒刺。

「我不知道，」他說：「信寄出去以後，日子還是照過。路沒有改回來，客人還是很少。但是 ── 」

他抬起頭。

「但是我擦玻璃的時候，有時候會想：也許以後的某個時候，那個已經收到信的我，會從很遠的地方回過頭來，看著現在這個正在擦玻璃的我。他知道我在抵抗。他也許還會笑我，笑我笨，笑我明知道會輸還不放棄。但他不會說這是沒有意義的。」

他沒有再說下去。

我看著茶几上的茶杯。茶梗還直立在那裡，沒有下沉，也沒有浮起，就那樣懸浮在半透明的液體中央，像一個永遠寫不完的句子。

六、進山的路

第四天，我決定去找洛桑。

這個決定不是理智分析的結果，而是一種身體直覺 ── 像口渴，像憋氣到極限必須換氣，像坐在高速行駛的車上突然發現方向盤不在自己手裡。我知道這已經跟調查報告沒有關係了，甚至跟民間敘事也沒有關係。這是我自己的事。

問題是：去哪裡找？

文化館管理員說「有人說他往山裡去了」，這句話充滿了不確定性 ── 「有人」是誰？「山裡」是哪座山？往山裡去是為了什麼？但正是這種不確定性讓我選擇相信它。如果管理員說「他回老家了」或「他去拉薩了」，我反而會懷疑。因為洛桑這種人不會有明確的目的地。他只能「往山裡去」，像一句話只能往句號的方向去，能不能到達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正在移動。

我租了一輛越野車。租車行老闆是個漢族年輕人，剃著平頭，手臂上有刺青，刺的是一條張牙舞爪的青龍，但龍鬚部分暈墨了，看起來像兩撇沒刮乾淨的鬍子。他問我要去哪裡，我說往山裡開。他問山裡哪裡，我說不知道，開到沒路為止。

他看了我一眼，沒有追問。這種不追問讓我覺得他很靠譜。

進山的路很窄，窄到我必須把後視鏡摺進來才不會刮到兩邊的灌木叢。路面是碎石子鋪的，不是刻意鋪的，是車子來回碾壓、雨水沖刷、時間堆疊，自然而然形成的某種妥協。車子開過去，石子彈跳起來打在底盤上，聲音清脆，像有人在車底用很小的槌子鑿擊，想把我們永遠留在這裡。

我把車窗搖下來。空氣變了，不再是縣城那種混雜著酥油、汽油、灰塵的複合氣味，而是一種單一的、純粹的冷 ── 不是溫度上的冷，是時間上的冷。這些空氣已經在這裡等很久了，久到把自己等得很薄、很透明，沒有任何雜質，也沒有任何記憶。

路越來越窄，窄到不像路，像一行被擠壓過的句子，每一個字都緊緊貼著下一個字，沒有標點，沒有空格，沒有喘息的餘地。我開始懷疑這是不是真的是一條路，還是只是我單方面認為它應該是一條路。車子發出抗議的聲音，底盤被石頭刮了好幾次，每一次刮擦都像一個嚴厲的提醒：你不屬於這裡。

但我沒有回頭。

下午三點左右，我看見那個帳篷。

它不在路邊 ── 事實上，到那個時候已經沒有「路」了，只有一片傾斜的草坡，散落著大小不一的黑色石頭，像某個巨人玩完遊戲沒有收拾的棋子。帳篷在草坡的中段，靠近一小片矮灌木叢旁邊，顏色是深棕色的，幾乎跟土壤融為一體，如果不是帳篷頂端那面褪色的風馬旗在風中輕輕抽動，我可能會直接開過去。

我把車停在草坡下，徒步往上走。

海拔應該不低，每走幾步就要停下來喘氣。不是累，是空氣太稀薄了，薄到肺葉必須加倍努力工作才能榨取足夠的氧氣。我聽見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有人在胸腔裡敲一扇很久沒開的門。

走到帳篷前面，我看見洛桑。

他正蹲在帳篷旁邊，用幾塊石頭圍成一個簡易的爐灶，灶裡是枯枝和乾草，灶上架著一只熏黑的鋁壺。他正在划火柴，動作很慢，像在給時間加熱。火柴頭擦過磷面，燃起一朵小小的、顫抖的火焰，他把火焰護在掌心，慢慢靠近乾草。乾草猶豫了一下，開始燃燒，先是透明的藍色，然後轉成橘黃。

他沒有回頭看我。

我站在他身後大約三步的位置，沒有開口。不是不知道該說什麼，是覺得任何開口都會破壞這個畫面的完整性 ── 一個人，一頂帳篷，一只舊壺，一簇正在努力活下去的爐火。我不應該出現在這裡，我是多餘的，是這個畫面之外的入侵者。

「你在躲我？」我終於開口。

聲音比我預期的還要乾啞，像石頭摩擦石頭。

洛桑把鋁壺架上爐灶，調整了一下壺的角度，讓火焰剛好舔舐壺底的中心。他的動作依然很慢，慢到每一個關節的彎曲、每一根手指的施力都清晰可辨。

「沒有，」他說：「只是故事走到這裡了。」

又是這句話，故事走到這裡了。好像他是鐵軌上的火車，只能沿著鋪好的路線前進，不能轉彎，不能倒退，不能中途下車買瓶水。

「什麼故事？」我問。

他沒有回答，隨手從身邊拿起一個塑膠袋，打開，裡面是幾塊壓縮餅乾。他遞給我一塊。我接過來，撕開包裝紙。餅乾很乾，很難咬，必須先含在嘴裡用唾液軟化才能咀嚼。我們就這樣蹲在爐灶兩邊，默默地吃餅乾，等水燒開。

這時我才注意到他身邊放著一疊信。

不是昨天寫的，也不是前天寫的。信封的顏色深淺不一，有的邊緣已經泛黃，有的角落有摺痕，有的沾過水漬乾了之後留下的波浪狀痕跡。它們整齊地疊在一起，用一條紅色的塑膠繩十字捆綁，像一個隨時準備出發、卻永遠沒有出發的行李。

「這些信，」我嚥下餅乾：「都不寄嗎？」

洛桑把鋁壺從爐灶上拿下來，壺蓋發出細微的咔嗒聲。他往兩只搪瓷杯裡倒水，水柱在空氣中劃出一道彎曲的弧線，熱氣沿著弧線裊裊上升。

「不寄，」他說：「寄出去就不是我的了。」

他把其中一杯推給我，自己捧起另一杯。杯子的熱度透過搪瓷傳到掌心，他沒有馬上喝，只是捧著，像捧一個很脆弱的東西。

「不寄，它們還能改。」

我看著那疊信。紅色的塑膠繩在風中輕輕晃動，像一條沒有脈搏的血管。

「改什麼？」

洛桑沉默了很久。遠方有一隻鷹在山谷上空盤旋，翅膀張開，一動不動，只是順著上升的氣流緩緩畫圈。那個圈畫得很圓，圓到像某種完美的幾何證明，不需要任何語言來說明它為什麼是圓的。

「改結局，」他說：「改那個沒有寫出來、但已經注定的結局。」

他的聲音很輕，輕到幾乎被風吹散。

「人寫信的時候，總以為自己在告訴對方發生了什麼事。其實不是。人寫信的時候，是在問：如果這件事從你的眼睛看出去，會不會不一樣？」

我把茶杯放在膝蓋上，沒有喝。杯子很燙，隔著牛仔褲還是感覺到熱度。

「所以你幫他們加內容，」我說：「加天氣、加失眠，加很久以前寺廟台階上的對話。你在幫他們問那個問題。」

洛桑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他只是看著那隻盤旋的鷹，看著它越飛越高、越飛越小，最後變成一個幾乎看不見的黑點，消失在山脊的輪廓線後面。

「那些信，」我說：「有沒有你自己的？」

他轉過頭來，看著我。那眼神不是驚訝，也不是防備，是一種很奇怪的 ── 我不會說 ── 是接納。像是一個一直在等某封信的人，終於聽見門口有腳步聲。

「你現在寫的，」他說：「不是我。是你自己。」

我想反駁。我張開嘴，卻發現語言突然變得不可靠。

因為就在那一刻，我開始記不清自己到底是怎麼來到這裡的。是坐那輛慢得令人起疑的長途巴士嗎？還是租了車？我記不得巴士的顏色，記不得租車行老闆刺青上的青龍鬍子有沒有暈墨，記不得進山的路到底有多窄、那些刮擦底盤的聲音是真實發生過還是我的想像。

我也記不得最初的計畫了。那個關於民間敘事的調查報告，題目是什麼來著？經費從哪裡申請的？期限到什麼時候？

唯一清楚的是，我正在被迫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七、沒有名字的人

夜裡，我們坐在爐火旁。

帳篷外，風從山谷深處升上來，帶著某種極低頻的嗚咽，像大地在睡夢中翻身。帳篷內，洛桑往火堆裡添了幾根枯枝，火焰舔舐新柴的聲音清脆而緩慢，每一次爆裂都濺起一小撮星火，在空中劃出細微的弧線，來不及抵達地面就熄滅了。

他開始講故事。

不是那種「從前有一個人」的開頭，也不是那種「我年輕的時候」的回憶。他直接從中間開始，像一條河，不說自己從哪裡來，只是繼續往前流。

「有一個人，」他說：「很會講故事。」

他停下來，撥弄火堆。一根燒到一半的枯枝斷裂，紅色的炭從裂口露出來，像剛睜開的眼睛。

「他講的故事別人都愛聽。他講山神如何在一夜之間把整片草原搬到更北邊，因為那裡的人忘記供奉青稞酒。他講一隻老狼如何追趕自己的影子追了七天七夜，最後發現影子是月亮故意放在那裡引誘它的。他講一個女人如何在丈夫去世後每天黃昏到路口等待，等了十年，等成路口的一棵樹。」

火光照在他臉上，明暗交錯，把他的輪廓切割成許多碎片。

「聽故事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從很遠的地方來，帶著糌粑和酥油茶，圍坐在他的帳篷外面，從天黑聽到天亮。他們聽完一個故事，就要求再講一個。他講完一個又一個，講到嗓子啞了、嘴唇裂了、舌頭像一片曬乾的樹葉。但他還是繼續講，因為那些人看他的眼神 ── 」

他停下來，看著火焰深處，好像那裡藏著他正在尋找的字。

「 ── 那些人看他的眼神，只有在他講故事的時候才活過來。不講故事的時候，他們看著他，像看一個普通的、乾癟的、沒有用處的老人。」

「所以他只能一直講。」

洛桑點點頭。

「講著講著，他發現自己正在慢慢變淡。不是生病，不是衰老，是一種更奇怪的過程 ── 他講了一個關於牧羊人的故事，講完以後，牧羊人的名字就從他的記憶裡消失了。他講了一個關於鐵匠的故事，講完以後，他忘記自己年輕時曾經在打鐵舖幫過三年工。他講了一個關於新娘的故事，講完以後，他再也想不起妻子的臉。」

火堆發出細微的嗶剝聲。有一瞬間，我以為自己聽見了雪落下的聲音，但抬頭望向帳篷縫隙，外面還是同樣的星空。

「有一天，他發現連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來了。他翻遍所有行李，翻出一封很舊的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欄寫著一個名字，但他不確定那是不是他的。他請旁邊的人幫他讀，旁邊的人讀完，說：這封信是寄給『以後的某個地方』的。」

洛桑停止撥弄火堆。他雙手交疊在膝蓋上，身體微微前傾，像在聽什麼很遠的聲音。

「他坐了很久，久到火堆熄了、聽故事的人散了、帳篷外面的星星一顆一顆閉上眼睛。然後他做了一個決定。」

「什麼決定？」我問。

洛桑沒有回答。

他看著我，眼神很平靜，平靜得像一面結冰的湖。在那層冰的下面，我看見某種正在流動、但永遠不會破冰而出的東西。

「剩下的部分，」他說：「不適合說出來。」

風突然變強，帳篷的帆布被吹得鼓動起來，發出類似心跳的聲音。火堆裡的餘燼被風捲起，在空中盤旋了一陣，散成無數細小的光點，像一群迷路的螢火蟲。

那一夜，我沒有睡。

我躺在睡袋裡，聽著風、聽著洛桑平穩的呼吸、聽著自己的思緒在黑暗中不斷打結又解開。我一直在想那個沒有名字的講故事的人，想他是否真的消失了，還是他只是走進了自己講的最後一個故事、從此再也沒有走出來。

黎明前，我終於迷迷糊糊睡著了。

夢裡我站在一個很大的郵局前面，手上拿著一封信。信封上沒有地址，只有一行字：「寄給以後的某個地方」。郵局的櫃檯很長，看不見盡頭，每個窗口都排著長長的人龍，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模一樣的信。

我找不到洛桑。

我醒來的時候，帳篷還在，火的痕跡還在，那只熏黑的鋁壺還架在冷卻的石頭上。

洛桑不見了。

八、失蹤的敘事學

我在帳篷附近找了很久。草坡、灌木叢、河谷邊緣、那條根本算不上路的路。我喊他的名字，聲音被風撕成碎片，散落在四面八方，沒有一片到達任何地方。

正午時分，我回到帳篷。

陽光從頭頂直射下來，把一切都照得太過清楚，清楚到失去了真實感。我蹲在昨晚我們坐過的位置，發現那疊信還在，紅色的塑膠繩依然十字捆綁，安靜地躺在洛桑當作枕頭的那個背包旁邊。

我把信拿起來，解開繩子。

一封，兩封，三封。我數了數，總共十七封。信封上的收件人姓名都不一樣，有男有女，有藏族名字也有漢族名字，唯一的共同點是地址欄都寫著同樣的一行字：

「以後的某個地方」

我把每一封信都翻過來查看封口。所有的信封都被仔細地舔溼黏合，貼上了郵票，卻沒有一封真正寄出去。它們在這裡躺了多久？幾個月？幾年？洛桑每次完成一封信，就用紅色塑膠繩把它們重新捆好，放在枕頭旁邊，像一個永遠睡不醒的人等著永遠不會響起的敲門聲。

我把信一封一封放回去，重新綁上繩子。綁到最後一封的時候，我的手停下來。

這封信不一樣。

信封比較舊，邊緣已經泛成深黃色，右上角的郵票圖案是一九八〇年代發行的長城系列，面額八分。郵戳的日期模糊不清，只能勉強辨認出年份的最後一位數字 ── 是「3」還是「8」？我瞇起眼睛，把信封湊近陽光。

不是3，是8。

一九八八年？一九九八年？二〇〇八年？

郵戳的地名欄被墨漬汙染，只剩下一點輪廓，像一座被霧包圍的島嶼。我舉起信封對著天空，透過紙張的纖維，我看見裡面有一張對折的信紙，紙的顏色比信封更黃，幾乎成了褐色。

這一封是寄給「以後的某個地方」的。

── 就是旅館老闆說的那一封。

我把信封放回那疊信的頂端，重新綁好紅色塑膠繩。然後我收拾了自己的東西，把爐灶的石頭歸回原位，把沒有喝完的水澆在炭灰上，確定每一絲餘燼都徹底冷卻。

我沒有帶走那疊信。

那是洛桑的信，不是我的。我只是一個恰好路過的讀者，沒有權利把故事從主人身邊帶走。

回到縣城已經是傍晚。

我把車還給租車行，平頭刺青年輕人沒有問我山裡有沒有找到想找的東西，我也沒有主動告訴他。我們只是完成了一場沉默的交易：鑰匙，押金，簽名，再見。

文化館已經關門了。我站在鐵柵門前面，透過縫隙看向二樓那扇窗戶。窗戶是暗的，玻璃反射著路燈剛亮起時的橙色光芒，像一雙什麼也不願透露的眼睛。

管理員不在。簽到表被收進櫃檯抽屜，上鎖。沒有人可以問洛桑明天會不會來。

我回到旅館，打開筆記型電腦，開始整理這幾天的材料。

錄音檔：一個小時二十分鐘。我把播放進度條拉回第一天，洛桑的聲音從喇叭流出來，沙啞、緩慢、句子拖得很長。我聽著他的聲音，手指放在鍵盤上，準備把這些對話轉成逐字稿。

三十分鐘後，我停下來。

不是因為累了，是因為我發現螢幕上的字正在做一件奇怪的事 ── 它們在消失。

不是整段不見，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右向左逐漸淡化，像退潮時沙灘上的水痕。我揉了揉眼睛，以為是疲勞造成的幻覺。但字跡繼續淡去，先是筆畫的邊緣變得模糊，然後是整個字的輪廓開始溶解，最後只剩下淡淡的灰色印記，像鉛筆寫完被橡皮擦反覆擦拭過的痕跡。

我把檔案關掉，重新打開。同樣的內容，同樣的空白。

我把檔案刪除，從錄音筆重新匯入。新的檔案打開，洛桑說「信本來就是故事」，這句話在螢幕上停留了三秒，然後 ── 我親眼看著 ── 「信本」兩個字先開始褪色，接著是「來就」，最後是「是故事」。

螢幕上只剩下一行空白的光標，規律地閃爍，像一個沒有收到答案的問號。

我把電腦闔上。

窗外，縣城的街道逐漸安靜下來。最後一間雜貨店拉下鐵門，最後一盞路燈在十字路口投下橘色的光圈，最後一隻流浪狗從街角跑過，影子在牆上拖得很長，像一個沒有說完的句子。

我躺在床上，沒有睡意。

天花板有一道細長的裂縫，從角落延伸到中央，像一條乾涸的河床。我看著那條裂縫，想著洛桑，想著那疊沒有寄出的信，想著那個講故事講到失去自己名字的人。

然後我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洛桑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 不是真的「不存在」，是像旅館老闆說的「大家一起編出來的一個人」 ── 那麼是誰幫酥油女人寫信給兒子？是誰告訴老牧民故事要走遠一點才知道有沒有用？是誰在旅館櫃檯寫下那封寄給自己的信，告訴一個生意失敗的陌生人「這是一種對時間的抵抗方式」？

如果洛桑是集體創作的虛構人物，那些信又是誰寫的？

我翻身坐起來，打開床頭燈。

筆記本還放在背包裡。我把它拿出來，翻到記錄洛桑說話的那幾頁。

「信本來就是故事。只是借了一個地址。」

字還在。

我用手指撫摸那行紅筆字跡。墨水已經乾透，深深吃進紙張的纖維，摸起來有輕微的凹陷，像很久以前有人用指甲在樹皮上刻下的記號。

但再往前翻 ── 那輛巴士的草圖，那個女人的汗珠，售票員說「她丈夫在更遠的縣城工作」 ── 那些字跡都還在，沒有褪色，沒有溶解，沒有被任何更高明的敘事者刪除。

只有洛桑的部分出現大量空白。

不是全部消失，是「大量空白」。像一個人說話說到一半突然忘記要說什麼，像一封信寫到一半墨水瓶打翻，像一個故事講到關鍵處講故事的人抬起頭說「剩下的部分不適合說出來」。

我闔上筆記本，關掉床頭燈。

黑暗中有個念頭慢慢浮上來，像水底的氣泡：

不是洛桑消失了，是我正在被他說進故事裡。

而故事的世界裡，敘事者是上帝般的存在。

九、以後的某個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搭上了離開縣城的長途巴士。

就是那一列慢得令人起疑的巴士。我曾經把它從稿紙上塗掉，但現在我又把它找回來了。不是因為我改變了對「正確」與「真實」的看法，是因為我終於理解：正確與真實從來不是對立的，它們只是住在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郵遞區號。

我選擇坐在靠窗的位置。

窗外是高原，青稞田已經收割完畢，只剩下整齊的短茬在陽光下泛著乾燥的金色。遠處的山脊還是那個輪廓，雲還是那種緩慢移動的姿態，天空還是那種藍得讓人想寫信的顏色。

車上有人睡覺，有人咳嗽，有人對未來抱有一種過度具體的想像。

我旁邊坐著一個藏族女人，五十多歲，頭上裹著暗紅色的頭巾，耳垂上戴著銀質耳環。她正在看窗外，眼神很平靜，像在看一個已經看過很多次、每次看都不太一樣的風景。

我想開口問她：你去哪裡？

但我沒有問。

因為我發現自己已經不再確定「去哪裡」這個問題是否還有意義。巴士在前進，窗外的風景在後退，我坐在一個移動的空間裡，朝著某個名為「以後」的地點靠近 ── 但「以後」真的是地點嗎？它會不會只是一種時間的偽裝，一個暫時地址，只用來安放那些無法抵達的信件？

巴士經過一個小站，沒有人上車，也沒有人下車。車掌小姐把頭探出車窗外，往後看了一眼，然後縮回來，按鈴，關門。

我閉上眼睛。

洛桑的聲音從記憶深處浮起來，很輕，很慢，每一個字都拖得很長，像擔心話還沒說完就會被人搶走：

「你現在寫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我睜開眼睛。

窗外還是同樣的高原，同樣的雲，同樣的天空。

我把筆記本翻開，翻到最後一頁。那裡是空白的，只有一行我剛才沒有發現的字，用紅筆寫的，筆跡很熟悉 ── 是我的，但又不完全是我的，每一個轉折處都比我平常寫字更圓潤、更猶豫、更像一個人在模仿另一個人的書寫習慣。

那行字寫的是：

「故事走到這裡了。」

我看著那行字，看了很久。

巴士繼續前進。引擎發出低沉的轟鳴，座椅隨著路面起伏輕微震動，窗外的風景一格一格往後退，像一部沒有旁白、沒有配樂、沒有結局的紀錄片。

我沒有把那行字塗掉。

因為我終於明白，這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洛桑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講故事的人正在失蹤的故事，而講故事的人和寫故事的人，正在同一個句子裡逐漸重疊。

巴士還在開。

我不知道它會開到哪裡。

也許它會開到「以後的某個地方」，那個沒有郵遞區號、郵差也不知道該如何投遞的地址。也許它會一直開下去，開到油燒完、輪胎磨平、引擎終於放棄對遠方的想像。也許它會在某個不知名的山口停下來，車門打開，一個穿著磨白袖口夾克的男人走上車，找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然後開始講一個很長很長、長到必須用一生來收聽的故事。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如果我現在轉頭，往車廂的最後面看去 ──

也許我會看見洛桑坐在那裡，膝上放著一疊用紅色塑膠繩捆綁的信，正抬起頭，對我微笑。

也許我不會。

但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個故事從一個錯誤開始，現在又在一個不確定的移動中結束。沒有完成，從一開始就不在它的計畫之內。

像一封信，永遠在路上。

像一個講故事的人，正在失蹤 ── 或者已經失蹤，但失蹤本身就是他最後、也是最長的一個故事。

巴士駛入隧道。

窗戶玻璃變成一面黑色的鏡子，映出我自己的臉。

我在那裡坐了很久，久到隧道盡頭的光從一個針尖大小變成一道裂縫，再從一道裂縫變成整片迎面撲來的白晝。

我沒有轉頭。

我只是把筆記本闔上，放進背包，然後繼續坐在這個移動的房間裡，朝著一個名為「以後」、但永遠不會真正抵達的地方前進。

窗外的風景還在繼續。

青稞田，山脊，雲，天空。

還有一個人，正在用紅筆寫下一封信。

收件人：以後的某個地方。

內容：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但它也不需要結束。它只需要繼續移動，像巴士，像信，像一個被說出口之後就再也收不回的名字。

我把頭靠在窗玻璃上。

玻璃有點冰，又不會太冰。

我的額頭抵著那片冰涼，感覺巴士的震動透過顱骨傳進大腦，把思緒震成均勻的、沒有方向的白色雜訊。

然後我閉上眼睛。

耳邊只有引擎的聲音，持續、低沈、從不間斷。

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反覆唸著一個沒有句號的句子。

我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也許是洛桑。

也許是另一個講故事的人，正在另一個移動的房間裡，寫著另一封永遠不會寄出的信。

也許是我自己。

但那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後 ── 等到巴士停下來，等到引擎冷卻，等到窗外的風景終於不再移動 ── 我才會真正知道。

而「以後的某個地方」，是唯一沒有郵差的地址。

（原稿此處有二十三行紅筆字跡，因墨跡暈染嚴重，無法辨識。）

（整理者註：以上為寫作者遺留於縣文化館二樓座位之筆記本內容。經查，該筆記本所有者已於一週前退房離境，去向不明。筆記本末頁另有一行字跡，與前文筆跡不符，經比對應為文化館管理員所加，內容如下：）

「有人說他往山裡去了。也有人說他其實根本不存在，是大家合起來編的一個人。我選擇相信第一種說法，因為第二種說法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太危險了。」

（完）

── 不，還沒有完。

因為講故事的人正在失蹤，而這個句子，是所有故事裡唯一不需要句號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