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的八月，台中的空氣厚重得像是一層化不開的蠟。那是我們留在南屯的最後一個夏天，也是我最後一次在黎明路的老家門口，看著高宇翔理成平頭的樣子。
他背著簡單的綠色大包前往成功嶺，眼神裡帶著一種近乎悲壯的決心。而兩週後，我則拖著三個巨大的行李箱，在家人與司機的簇擁下，獨自降落在洛杉磯國際機場（LAX）。從南屯到洛杉磯，地圖上的距離是一萬兩千公里，但在跨出機場大廳、迎面撞上加州那燥熱且帶點龍舌蘭氣息的晚風時，我才意識到，這是我與高宇翔正式「分流」的起點。進入 USC（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 後，我才發現這裡與台中的距離，遠不止於時差。這裡是一座金碧輝煌的殿堂，走廊上的海報全是史匹柏、盧卡斯等教父級校友的親筆簽名。身邊的同學聊的是《全面啟動》的非線性敘事，或者是誰家在比佛利山莊辦了池畔派對。
而我，每天都在校園角落尋找微弱的收訊，只為了接聽高宇翔從成功嶺打來、只有五分鐘且隨時會被班長切斷的公用電話。
「宛瑜，妳聽得到嗎？喂？」電話那頭，他的聲音伴隨著背景尖銳的哨音與遠處同袍的操練聲，「我排了一個小時才排到這支電話。這週我有練投彈，班長說我手臂力量很強，可能是以前打球練出來的……妳在那邊還習慣嗎？吃的會不會太貴？」
我想笑，眼淚卻掉了下來。我在洛杉磯點一杯五美金的星巴克，看著窗外開著法拉利經過的同學，討論著要去馬里布海灘衝浪；而他在成功嶺穿著汗濕得結出鹽漬的迷彩服，為了這三分鐘的卑微聯繫，在刺眼的烈日下排了一整個傍晚的隊。那時的我尚未察覺，這種**「生活感」的斷裂**，才是最毒的慢性藥。
十一月，高宇翔退伍後北上台大。他沒有住進舒適的學生宿舍，而是為了省錢，在公館附近租了一間不到三坪、由頂樓加蓋改裝的小房間。那裡夏天悶熱得像火爐，冬天寒冷得像冰窖，唯一的好處是離實驗室近。
然而，進入台大物理系的第一學期，給了這個曾經的「南屯天才」一記響亮的耳光。
「宛瑜，我今天普物小考只拿了平均分。」在 Skype 的視訊裡，高宇翔坐在那個陰暗的頂加房間，背後是一堆堆得像山一樣、甚至還沒拆封的原文教科書。他的眼神裡透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挫敗感，那是他在黎明國中、惠文高中時期從未有過的表情。
「系上那些怪物……有人大一就在看大三的電動力學，有人一眼就能看出算式的邏輯錯誤。我以前覺得自己很聰明，但在這裡，我發現自己只是一個比較會考試的普通人。」他煩躁地抓了抓剛長出來、顯得有些凌亂的頭髮，「重點是資源。他們很多是台北明星高中出來的，從小就在名師門下長大。我現在每天去補習班兼課教國中數學，賺那一小時幾百塊的薪水，而他們在實驗室跟著教授做專題。我如果不拚一點，我連留在這裡的資格都沒有。」
我看著螢幕裡的他，心裡滿是心疼。他正在為了「生存」而掙扎，試圖在那群天才中殺出一條血路；而我，卻正被洛杉磯那股充滿金錢、名聲與社交辭令的巨浪，推向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宛瑜，妳變漂亮了，跟在黎明路的時候……不太一樣。」他看著螢幕，眼神暗了一下，那是一種敏銳的觀察，「那雙耳環，很閃，是新買的嗎？」
「那是室友 Chloe 借我戴的，今晚學院有個酒會，聽說會有好萊塢的副導演過來。在這邊，不穿得正式一點根本沒人理妳。」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耳朵，感覺那對鑽石耳環在發燙，燙得像是一種身分上的諷刺。
「喔。我今天發了家教獎金，本來想買個台灣的紀念品寄給妳，但看到妳現在的樣子，我突然不知道妳還缺什麼了。」他自嘲地笑了笑，目光避開鏡頭，落在他那碗剛泡好、正冒著熱氣的泡麵上。
那是我們第一次在視訊裡陷入長久的、充滿死寂的沈默。
進入大二後，這種斷裂感變得更加具體且難以彌補。
高宇翔開始在實驗室扎根。他發現物理學不只是算式，更是一場昂貴的資源競賽——昂貴的儀器、昂貴的期刊、昂貴的人脈。他看著系上那些優秀的前輩紛紛拿到全額獎學金前往美國，而他卻還在為了下個月的房租發愁。他開始意識到，留在台灣，他或許能成為一個不錯的工程師，但如果想要「平視」林宛瑜所在的那個世界，他必須拿到那張通往世界尖端的門票。
「宛瑜，我想好了。」大二那年的跨年夜，我在洛杉磯慶祝，他在台北看著窗外的冬雨，「等我大四，我一定要申請到 MIT（麻省理工學院）的碩士班。那裡有全世界最好的資源，只要進了那裡，我就能拿到在美國工作的門票。到時候，我就能去洛杉磯找妳，我不想再隔著螢幕看妳了。」
「MIT 碩士？那很難申請吧？你才大二，會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我吃了一驚。
「是很難，但我沒有別的路了。」他握緊拳頭，語氣裡帶著一種近乎自虐的堅決，「我已經開始去旁聽大三、大四的課了，我每天只睡四個小時。我不能只是『優秀』，我必須要到『無可取代』的地步。宛瑜，妳等我，我一定會去接妳。」
那晚，他在頂加的書桌前，貼上了一張泛黃的紙，上面用黑筆重重地寫著「MIT 2017」。
這就是 2013 到 2014 年的轉變。他在台北的陰雨中，用冷硬的公式與廉價的泡麵構築著一個關於我們的未來；而我在洛杉磯的陽光下，透過鏡頭觀察著這個浮華的世界。
我們依然愛著對方，甚至比以前更濃烈，但我們說話的方式變了。他跟我講量子力學的糾纏，我跟他講分鏡的韻律；他跟我講家教學生的頑劣，我跟他講片場實習的階級。我們像是兩台在不同頻率上運行的發報機，拼命想發送訊號，卻只能接收到斷斷續續、帶著刺耳雜音的訊息。
有一次視訊，他看著我桌上的名牌手提袋，那是媽媽寄給我的生日禮物。他沒說話，只是默默地把鏡頭轉向他那張滿是鏽斑與墨水漬的書桌。
「宛瑜，」他輕聲說，聲音細微得幾乎聽不見，「我會更努力的。等我拿到 MIT 的門票，我就能買那樣的袋子送妳。我不想讓妳的朋友覺得，林宛瑜的男朋友只是個在台北吃泡麵的窮酸物理學生。」
「宇翔，我不在乎那些袋子，我只在乎你快不快樂……」
「但我他在乎！」他突然拔高了音量，打斷了我。那是他第一次對我發火，眼神裡閃過一絲南屯少年特有的、頑強卻自卑的偏執。
那一刻，我意識到，那份曾經在南屯麥當勞成形的、純粹的愛情，正被這座金色的牢籠與冰冷的公式，切割得支離破碎。他在為「尊嚴」燃燒能量，而我已經在洛杉磯的星空下，看著底片洗出我們褪色的過去。
我們都還沒放棄，但我們都開始覺得，那條通往未來的路，似乎再也沒有交會的可能。一萬兩千公里的距離，終究還是變成了我們之間最遙遠的一道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