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島國觀察室
導言：不是所有不順耳的話，都是認知作戰
近年台灣公共討論中，「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幾乎成為最方便使用、也最容易被濫用的國安詞彙。從軍購爭議、國防特別預算、兩岸交流、抗中保台，到選舉攻防與媒體報導，只要某種說法不符合特定陣營期待，就可能被冠上「認知作戰」的帽子。問題在於，認知作戰確實存在。台灣長期面對中國軍事威脅、統戰滲透、輿論操作與灰色地帶壓力，不可能天真地把所有對台訊息操作都視為普通政治意見。然而，威脅真實存在，不代表概念可以無限擴張。如果所有反對意見、政策質疑、軍購批評與國會審查都被簡化為認知作戰，那麼這個原本應該用來辨識敵情的概念，反而會變成政治攻防中的萬用帽子。
近期兩個事件正好說明這種困境：前陸軍司令李翔宙批評 M1A2T 戰車採購，引發外界討論；行政院提出總額新台幣 1.25 兆元的國防特別預算後，朝野版本差異與審查延宕又成為政治攻防焦點。這兩件事都不能用一句「認知作戰」草率定義，但也不能只用「言論自由」或「民主監督」一筆帶過。真正該問的是：我們到底如何判斷一個爭議是專業質疑、政治攻防、民主監督，還是已經產生敵方認知作戰可以利用的戰略效果？
一、認知作戰不是沒有定義，而是定義太多、邊界太鬆
討論認知作戰之前，必須先承認一件事：它不是一個完全沒有根據的詞，但也不是一個在所有脈絡中都有統一定義的詞。不同國家、軍方、智庫、學者與政治人物使用這個概念時，往往各自取用其中一部分，最後讓公共討論中的「認知戰」變成範圍浮動、邊界模糊、容易政治化的名詞。
國軍相關刊物曾將認知作戰定義為一種非傳統型態的戰爭手段
主要透過操控人類認知、思維與決策過程，以影響目標對象的判斷與行為。這個定義偏重「人類認知與決策過程」本身，也就是把人的思想、情緒、判斷與選擇視為作戰場域。
另一篇國軍刊物則引用北約相關說法
認知作戰超越傳統陸、海、空與多領域空間，本質上是一種非常規作戰方式，利用人的心理偏見與反射性思維，透過科技網路操控人類思維，引發思想與行為改變。這個定義提醒我們，認知作戰不只是散布假訊息，而是針對人如何理解現實、如何做出判斷、如何改變行為的作戰。
還有國軍研究以中共軍演為案例，將認知作戰聚焦在「以軍事演習為載體，導入資訊操作與心理誘導策略」的行動。這個定義對台灣尤其重要，因為中國對台壓力往往不是單一訊息攻擊，而是軍演、機艦擾台、媒體宣傳、社群擴散與心理壓迫的組合。
從這些定義可以看出
認知作戰並不是「我不愛聽的話」，也不是「對方陣營的說法」。它至少必須有幾個基本要件：行動主體、操作目的、傳播手段、訊息路徑、時機選擇與戰略效果。若缺少這些要件，就不應輕易把不同意見稱為認知作戰。
二、M1A2T 爭議：專業質疑如何變成認知戰素材？
前陸軍司令李翔宙批評 M1A2T 戰車採購，是近期很適合用來討論認知作戰釋讀的案例。依據報導，李翔宙接受節目專訪時，強烈批評當年採購 M1A2T 戰車的決策，甚至以「近數十年來最荒謬的軍購案例」形容，並質疑台灣橋梁是否能承載 M1A2T 戰車重量。陸軍司令部隨後則發布 M1A2T 行經舊港大橋、加入戰備偵巡的畫面，藉此說明橋梁承重疑慮並非不能克服。
李翔宙曾任陸軍司令、國安局長與退輔會主委，作為退役高階將領，他當然有資格對軍購提出質疑。軍購也不應被神聖化，國防政策也不應拒絕專業批評。戰車重量、橋梁承載、後勤維保、戰場機動、部署區域與戰術適用性，本來就可以被檢驗。
問題在於，專業質疑一旦進入政治與媒體傳播場域，就不一定會以完整論述存在。它可能被剪成一句話、變成一個標題、被不同陣營引用，最後從「戰車適不適合台灣地形」的專業討論，轉化為「這是荒謬軍購」、「國防部亂花錢」、「台灣買武器沒有用」的情緒結論。
因此，李翔宙的發言本身不必然是認知作戰，但它確實提出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
專業批評若缺乏完整脈絡，或在敏感時機被高度標題化，就可能成為削弱軍購信任的素材。
這也是認知作戰最難辨識的地方。它未必從製造假消息開始，有時候是把真實爭議抽離脈絡、放大局部、切斷反證，再讓群眾只記得最有情緒效果的那一句話。最後，社會沒有得到更好的軍購辯論，只得到更深的不信任。
三、國防特別預算：監督不是問題，沒有戰略邏輯的拖延才是問題
國防特別預算爭議，則是另一個更典型的案例。
賴清德政府提出約 400 億美元、折合新台幣約 1.25 兆元的補充防衛支出計畫，用於美製武器、國產武器、無人機與整體防衛能力強化；但相關計畫在立法院遇到阻力，國民黨要求更多財政細節與問責機制，並曾提出約新台幣 8000 億元版本。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谷立言則呼籲台灣國會迅速通過完整防衛預算，並警告延宕可能影響台灣在美國武器產能排程中的位置。
這裡首先要講清楚：國會審查國防預算不是認知作戰。提出政黨版本，也不是認知作戰。民主國家本來就應該審查政府花錢方式，尤其國防預算金額龐大，更應該接受檢驗。國會要求政府說明項目、期程、戰力效益、財源安排與採購風險，是民主制度的正當功能。
真正的問題不是「能不能審」，而是「如何審」。如果在野黨提出替代版本，應該同時提出清楚的戰略邏輯：哪些項目保留、哪些項目刪除、哪些改回年度預算、哪些延後採購、這樣做會不會產生戰力缺口、是否影響國防產業與盟友協調。若只剩下總額砍半、項目排除、程序延宕，卻沒有說明這樣仍能滿足台灣防衛需求，那就不只是預算審查，而是國家安全決策被政治攻防吞沒。
近期報導指出，政府規劃總額達 1.25 兆元的軍購特別條例與預算，在野黨則表態僅支持美國對台軍售案，其他商購案與國內生產案要求回歸年度預算，政府高層憂心若僅通過 8000 億元版本，可能造成戰力缺口。
這裡的判斷重點，不是誰比較愛國，也不是誰比較會抗中保台，而是：審查是否讓國防政策變得更清楚，還是讓防衛準備變得更遲滯？
嚴格監督國防預算不是認知作戰；但沒有戰略邏輯的拖延，若客觀上造成建軍節奏延宕、盟友疑慮、社會不信任與敵方敘事收益，就已經接近中國最想看到的效果。
敵方不需要控制所有政黨，也不需要每個政治人物都聽命於它。只要台灣內部在最需要建立防衛共識的時候，把國防議題打成互不信任的泥巴戰，中國就已經不費一兵一卒，得到它想要的政治畫面。
四、批評在野黨，不等於替執政黨背書
討論認知作戰最麻煩的地方，在於它很容易被讀者立即放進政黨框架。批評國民黨或民眾黨對國防預算的操作，往往會被理解成替民進黨政府護航；批評執政黨濫用國安語言，又可能被視為替在野黨開脫。可是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替任何政黨辯護，而是把國家安全議題從政黨反射動作中拉出來。
民進黨長期執政，當然有傲慢、派系、地方政治、官員貪汙與政策溝通失敗的問題。尤其在地方層級，任何政黨長期掌權，都可能累積治理疲乏與利益結構。
筆者長期生活於屏東，並不會天真相信某一政黨天然乾淨、天然進步。地方政治裡，各黨派都有令人失望的民意代表，也都有利益、人情、派系與資源分配的問題。
但認清執政黨問題，不代表在國防、軍購與兩岸安全議題上，可以接受沒有戰略邏輯的杯葛。政黨輪替也不是抽象口號。對地方人民而言，輪替後上來的是什麼人、什麼派系、什麼治理文化，才是真正問題。」
屏東政治記憶中，國民黨籍前縣長伍澤元貪汙棄保潛逃、前縣議長鄭太吉因槍殺案遭判死刑並於 2000 年執行槍決，長期被視為地方黑金政治的代表性人物；民進黨就真的進步嗎？那也未必，筆者所在鄉鎮，連續三任民進黨籍鄉長，因貪汙遭判刑。這些歷史記憶使地方選民不可能單純用「換黨做做看」理解政治選擇。
所以，問題從來不是哪個政黨天然正確，而是哪一種政治行為正在削弱國家安全底線。監督國防預算是民主，拖垮國防準備不是民主；批評軍購是專業，讓批評變成敵方可利用的失敗主義敘事，就必須被嚴肅檢視。
五、選民也是政治現狀的一部分
然而，只批評政黨仍然不夠。台灣今日的政治現狀，不只是政黨造成的結果，也是選民一次又一次投票選擇累積而成。
每個人都可以批評政客，但很少人願意承認，自己曾經基於憤怒、失望、厭惡某一政黨、相信某種口號，做出後來證明並不理想的選擇。
筆者在上次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中，也曾做出不同政治抉擇。回頭檢視，部分選擇並不一定正確。這不是一件容易承認的事，因為人很少願意說自己投錯票，更不願承認自己曾被情緒、失望或對某一政黨的反感牽引。但如果選民永遠不願檢討自己的選擇，那麼政治人物也就永遠不需要為錯誤路線付出代價。
中央社整理 2024 年選舉結果時指出，賴清德、蕭美琴以 40.05% 得票率勝出總統選舉，立法院則形成三黨不過半局面。這代表台灣政治進入一個行政權與國會權力結構高度拉扯的階段；它不是單一政黨造成的結果，而是選民分裂選擇後形成的制度現實。
認知作戰真正可怕之處，正在於它不必讓人相信一個全新的謊言，只要讓人更加堅持原本不願修正的立場。人們未必相信敵人的宣傳，但常常會相信能替自己過去選擇辯護的說法。
當一個社會裡每個陣營都只願意看見對方的錯，卻不願承認自己的選擇也可能造成今日局面，這個社會就已經進入敵方最容易操作的狀態。
所以，台灣真正的認知戰場，不只在中國的內容農場，也在每個選民不願承認自己可能判斷錯誤的心理裡。
六、結論：真正的抗認知作戰，是願意檢查自己的判斷
台灣需要警覺中國認知作戰，但更需要避免把認知作戰變成萬用帽子。真正的認知作戰，不是「我不愛聽的話」，而是有主體、有目的、有手段、有路徑、有時機、有戰略效果的操作。
李翔宙的 M1A2T 爭議、國防特別預算審查，都不應被一句話簡化。它們必須被放回證據、脈絡與效果中檢驗。專業批評可以存在，國會監督也必須存在；但如果批評最後只剩標題化的失敗主義，監督最後只剩沒有戰略邏輯的拖延，台灣就必須問自己：這到底是在讓國防政策變得更好，還是在讓敵方更容易操作我們？
民主不是選完就結束，也不是投下選票後就把責任全部交給政黨。若選民不能承認自己也參與塑造了今日政治現狀，那麼「認知作戰」這個詞再怎麼被喊得響亮，也只會變成各陣營互相指責的工具。
真正的抗認知作戰，不只是查證別人的訊息，也包括願意檢查自己的判斷。只有當認知作戰重新回到證據、路徑、目的與效果，台灣才有可能在防範中國操作的同時，保住民主社會最基本的討論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