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國人第一次出國都是到香港。
在八十年代，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那個開放也只是打開一條細細的窗戶縫，看看外面的世界。當那窗戶被輕輕推開時，讓我們感覺傾瀉而入的，首先是港片和香港流行歌曲。我猜那些是在嚴格審查下，中宣部仍然覺得非常不安，但在所有有危險的作品中最沒有危險的影視歌作品。它們進入中國，給我們帶來的仍然是巨大的震撼。
那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色彩繽紛，將夜晚照得有如白晝的霓虹彩燈——都讓我們這一代所受的社會主義優越論，在這些畫面的衝擊下，幾秒鐘便煙消雲散！而那個取而代之的畫面，那美麗香港的畫面便牢牢印在我的腦海中，就是我在青少年時代的模糊中嚮往的香港。
我當時當然不可能想到，自己第一次離開中國踏上自由的土地，也是到了香港，就像當時很多的中國人一樣。更不會想到，是在逃亡的路上，從一個隱秘的碼頭，在黑夜偷偷踩上她的土地。
八九年的學運爆發之時，正值亞洲銀行年會在北京召開，台灣代表財政部長郭婉容將到會。這是第一次有台灣的政府官員公開到北京，自然吸引國際媒體關注，而感受到新聞熱點的，又以香港媒體居多。這些香港記者報導亞銀年會拿到記者證，卻正好碰到學運。因此就會看到這樣一個景象：我和王丹每一次的記者會都會來很多的中外記者，但香港記者人數最多，也最積極，積極到有點可怕，為了搶一個距離稍近的位置，就有可能招致兩個香港記者大打出手。
至今香港仍年年在維園舉行六四紀念晚會。Photo source：美国之音 @ wikimedia by c.c. 0
這時的我們，即有躊躇滿志，也同時忐忑不安，畢竟，年輕的我們決定把一個國家的未來承擔到我們稚嫩的肩膀上！
那些努力講著「剖東娃」（普通話）的香港記者們，是在港片、港劇和香港愛國歌手之外，讓我接觸到真實香港的第一群人。而他們是那麼的熱情與真誠！
多年後，有西方學者在回顧「八九年學運西方媒體的角色」這個學術問題時，很不客氣的批判香港記者的「不專業」，說他們有如粉絲見到崇拜的偶像樂團，毫無新聞專業媒體倫理。
我不同意，至少是不完全同意。一方面，這些記者與我們這些被採訪者之間的分際線如果有點模糊，那是因為這一群香港人，是當時幾百萬群情激動的香港人之中，可以接觸得到北京這些熱血青年的代表。除了是記者，他們還是香港人，而那時的香港人，每一個都把自己設定為關心著北京那些孩子們的家人！
香港記者以家人的身份接觸我們，但另一方面，還是以專業的媒體人身份，每天發稿，把我們每一天的作為，發回香港，發到全世界！我還記得你們的名字啊，我的香港記者朋友們。我知道，你們今天都還艱苦地堅持著新聞言論自由的良知。
很快，香港專上學聯的代表來到北京。而他們來找到我，就是要以同時代青年的身份，共同承擔這歷史的使命；香港市民很快組織起的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更是抱持著那種家人的心態，給我們送來帳篷，送來經費。
學聯的秘書長、主席陶君行、林耀強二人當時幾乎每天跟我們這些絕食者、靜坐者摸爬滾打在一起，而他們至今還和我保持著聯絡。因我無法前往香港，所以會常常來到台北與我見面，吃飯、喝酒、也會回首當年不勝唏噓，酒酣耳熱中，還能看到當初建立的共同承擔。還有青蛙，蘭菊，你們都好嗎？
他們是家人，是兄弟。他們代表著香港這個我的家人所在的地方，我的心靈家鄉。
而我，心中也一直掛記著我的這個家鄉。
二〇〇四年，我被獲准進入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的香港，再一次踏上五星紅旗之下的土地。而那次進入香港卻是抱著悲傷的心情，因為，我是去送別一個家人。一個全香港都當作自己女兒姐妹這樣的家人——我親愛的梅艷芳。
在我抵達赤臘角機場時，面對大群中外媒體記者，我的簡短演講提到：我心中從未忘記香港給我們的支持。梅艷芳當時引領全香港眾演藝人員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走上舞台高唱一曲「四海一心」，代表香港每一個人所給我們的支持，我們將永生沒齒難忘，永難回報！
梅豔芳唱的「四海一心」，在六四的行動與紀念中有著代表性的意義。
梅艷芳，是我和香港的連結；多年引領香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持著我們，並在當年策劃「黃雀行動」救我和一班朋友們逃出生天的司徒華——華叔，是我和香港的連結；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直接協助我們的岑建勳——勳哥，「黃雀行動」直接執行者六哥，到機場接我的劉千石石哥，推動「我要回家」行動的朱耀明牧師，民主黨創辦人優雅的大律師李柱銘，Martin，陪我搭機赴港自首的何俊仁律師，以及近年來提醒著我勿忘初心的李卓人人哥，徐百弟徐哥，還有好多啊！他們都是我跟香港的連結，連結的是我的香港，是我離開中國開始流亡，第一個踏上的自由土地的家！
這些年，我去不了這個家了。送別梅艷芳之後，香港變成了我離開中國之後，另一個也回不去的家了。
就如同我無法把我的眼光從北京移開，無法從烏魯木齊移開，我始終也無法把我的目光從香港移開——而她依然是那麼的美。
那麼美麗的家鄉受到玷污，心中的痛是難以言喻的！
朱耀明牧師上節目談「我要回家」運動。
有人說香港人始終無法掌握自己的未來，有人會說這是命運的主宰，那只不過是形容了一下世人皆知的香港簡短歷史——被割讓、被殖民者建設為遠東金融中心，再被歸還，被祖國剝奪了原有的自由、尊嚴和希望。
是，這是香港，但這只是那個家外在看到的情形，這段形容並未提及那些住在那裡的香港人，我的家人！
二戰結束之後，當全世界進入一個嶄新的、以民主自由為價值觀，和以共產專制為價值觀的兩極世界起，香港人就明確地開始嚮往和追求著自由與民主。
也許這樣的奮鬥歷程，經過中國共產黨的嚴厲反對之下，殖民者英國從來未敢全面開放；同時作為自由民主的國家，英國建立了高度法制以維護人權和自由的體制，並把它延伸到了殖民地香港。也許工商性格強烈的香港市民，很多人在自由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並未積極在意民主參與的重要性。
但依然不該否定，在香港始終有人大聲疾呼民主的重要，而這樣的聲音也得到了香港人的傾聽，尤其到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那原本的自由能否繼續維持的焦慮，被八九年六四屠殺完全落實。
到底是歷史文件還是國際條約？中英聯合聲明最近又成為新聞焦點。Photo source：Xiangjiao @ wikipedia by c.c. 0
即使從那時算起，二十八年的時間，香港人對自由民主的高度關注、高度嚮往、高度支持，往往體現在六四維園晚會以及七一大遊行。
而我，看到的是在那燭火後面，遊行隊伍中一個個臉龐，那是我認識不認識的家人的臉龐。我在那臉龐上看到的是堅毅！
幾年前的雨傘革命，被世界形容為「歷史上最有禮貌的公民抗爭運動」。我在那份禮貌中看到一種對尊嚴的堅持，但當然也看到對未來不明確的侷促。我寫了一篇文章，告訴我親愛的香港家人：「這激進就是理性」，提醒他們，不能以我們的理性標準，期待一個會向北京年輕的生命開槍的政權。
今天的香港，在迎接回歸二十年的時候，香港人在緊緊抓著從手縫中慢慢流逝的自由，讓我想到羅大佑在六四之後，為他原版廣東歌《東方之珠》所填寫的國語歌詞：「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東方之珠／我的愛人／你的風采是否浪漫依然？」
羅大佑的〈東方之珠〉感動了無數的人。
親愛的香港人，我心靈家鄉的家人們啊，今天我想唱的是：「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
就像當初你們曾多次跟我們說過：要堅持、要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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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Daisanzhueng＠ wikimedia by c.c. 3.0
編輯：洪崇德
責任編輯：熊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