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史上的今天】還有人記得五四文藝節嗎？

呃，今天是中華民國政府訂定的「文藝節」，但是因為今天沒有放假，或許大部分的人都不記得或不知道了。同時，今天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青年節。那，5月4日這一天跟文藝或青年（合稱文青）有什麼關係？

「因為今天發生五四運動啊」，可能還是有人會不假思索地這樣回答。是的，在1919年的5月4日，以北京大學的學生代表羅家倫、傅斯年為首，召集了數千名學生（包含中學生）至北京天安門示威遊行，之後運動很快地擴散至中國各地，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遍地開花。

五四運動的主要導火線，是遠在歐洲的巴黎和會，這場協約國為解決一次大戰瓜分權益善後問題而召開的談判會議。

當時和會即將簽署的凡爾賽條約中，擬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移給予日本，中國（北洋政府）代表交涉失利；而中國和日本間尚有不平等條約「二十一條」、涉及國土權益的「西原借款」等爭議，民間對日忿懣。簡單說，這就是一場賭爛日本為主的愛國運動，最重要的口號之一是「外爭國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除親日官員）」。

在5月4日當天，遊行隊伍走到北京趙家樓附近，被指為媚日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就住在此地，學生表示要找曹總長談話，得到軍警放行後進入趙家樓，曹汝霖已經逃走，正好前去串門的駐日公使章宗祥被誤認為曹汝霖（呃以他們的政治訴求來說好像也不算錯），遭到暴打成腦震盪；身為和會全權代表的外交總長陸徵祥雖然最終如運動要求，未在條約上簽字，但之後仍如曹、章遭到免職；錢能訓內閣隨後全體請辭，大總統徐世昌也請求辭職，但遭國會擋下。

礙於篇幅得省略許多歷史脈絡與故事，但簡短回顧這段歷史後，應該可以發現，五四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沒有直接關係，呃，真的沒有。被視為中國新文學運動大纛的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發表於1917年1月《新青年》雜誌，遠在五四運動兩年之前。

那五四文學、五四新文學、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些為什麼都被叫做「五四」呢？主要原因是，當時不少社會菁英都認為這是一個有代表性、標誌性的事件。

例如，梁啟超這位「中華民族發明家」就曾在事隔一年後撰文表示：「去年5月4日，為國史上最有價值之一紀念日」。

一個打人都會打錯人的事情，怎麼會是「國史最有價值」呢？大概梁啟超也想不出舊大清帝國轄下的各省各民族，要如何轉型成一個「民族國家」，而五四運動的規模及仇外情緒，卻能顯出全國同仇敵愾的氣象。

而自隔年起，各地（實際上僅限於幾個大都市）也都持續發起五四的紀念活動，除了當初運動主體的學生團體，工商市民及社會菁英也有參與，而且不斷持續。換句話說，五四運動是許多人所共享、乃至傳遞的集體記憶，無怪後世認為這場運動爆發的情緒，擴及了社會文化、政治等各個層面，乃至成了命名、記憶一整代人或一個時代的詞彙（坦白說，這個答案實在遠不夠細膩）。

在社會菁英、意見領袖持續賦予意義與詮釋之外，五四熾熱強大的情緒，有心人自然會想利用、「帶風向」。因此，何謂「五四」很早就是一個意義競逐的場域，五四運動及紀念活動也成為國、共理論家一同歌頌其「偉大」的盛事。1927年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一派成立南京政府、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中華民國滅亡）之後，五四紀念活動更成為國民黨灌輸其統治思想的工具──雖然他們也曾明令禁止。

在1927年的南京五四紀念會上，蔣介石就說：「人民欲謀平等自由，必須擁護三民主義，大家加入國民黨，受黨的指導，完成國民革命。」1929年、五四十週年紀念時，天津市執行委員在〈為五四運動告全市青年〉則說：「本黨現負領導民眾、領導青年之責，當然責無旁貸，而一般市民一般民眾要確信國民革命是中國民族唯一的出路，而領導國民革命的，唯一的是國民黨。」

只不過，當學生市民欲假五四紀念活動遊行示威，對國民黨政府產生威脅，則又改以高壓禁止。而中國共產黨也做著相差無幾的事：試圖定義五四運動，並藉五四紀念活動為己宣傳。

「五四」成為歷久不衰、一直沒被遺忘的符號，不能不說是這些作為在推波助瀾。

1939年，五四運動二十週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將5月4日訂為「青年節」；同時，中共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也將這天訂為青年節。但到了1943年，國民政府又將青年節改至3月29日，紀念1911年黃花崗起事（公曆4月27日、清宣統3 月29日），5月4日則改為文藝節。在對日戰爭正烈、戰局未見逆轉時做此改易，或許是想召喚青年流血革命的激情，同時兼顧對藝文界知識分子的懷柔。

五四運動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和「文學」更加親近起來，這個節日的挪動應是很關鍵的（另外就是國民黨政府一直都很愛徵文吧，我猜），文藝就和青年、愛國、「德先生」、「賽先生」等因子一起在各種五四三的「五四」論述中流動至今，且多少被放大了。

時至今日，五四文藝節早已不是五四運動那樣受到社會共感的集體記憶。距離1919年已近百年，也許這也代表著一個新的時代：我們得以重新思考誰是「我們」，什麼是「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