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後89一代」：凝視深淵，抑或忘記大象——（二）「後89」怎麼做社運？| 思樂書
這是一系列文章，關於中國的「後89一代」運動者。
（一）誰是「後89」？
（二）「後89」怎樣做社運？（本文）
（三）成為運動者的路有多長？
（四）我們會死在冬天嗎？
三、「後89」的運動
（1）「去政治化」的雙刃劍 成長經歷和環境的差異，釀造了「後89」與前輩們的第一個、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同：他們的運動意識不是政治反對，而是改變社會。
或許很多人會說，要求改變就會帶來反對，但在現實中，兩種意識之間存在著邊界模糊但難以逾越的鴻溝，兩者塑造的運動是異質的。
具體地說，「後89」很少從反對執政黨、要求政體變革的角度，開始接觸和參與運動，而往往是從自己身邊的不滿出發，尋求改變現狀的方法，從而接觸到社會運動。因此，他們關心的主要是社群/社會議題，比如健康、環保、性別、殘障、市政等等，對於廣泛的人權、民主議題雖然有基本的認同但相對冷感，除非專政的壓迫到達了他們的社群和夥伴，否則較少深度參與對受難者的救援。
從理性上，「一切社會問題的背後都有政治問題」對於「後89」近乎共識，但「體制作為一個強大的現實而存在」，使他們較少思考宏大的「如何改變政治體制」，也許是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去思考或改變，也許是覺得想得太多也沒有用，還不如先針對眼前的問題做點什麽。
因此，他們往往會首先考慮使用體制和法律框架內的行動手段，如法律訴訟、信息公開、人大代表建議信等等，為擴大關注或升級行動時才考慮更為「運動」式的手段。
政治意識較淡，使得「後89」對「泛89」熱衷的對「對手」的分析、形勢研判、路徑討論並不感冒。在「泛89」反對者中，相當一部分人充當著知識分子式的分析者/論述者/設計者角色，而「後89」有類似定位的人極少。部分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有認同民主政治的傾向，會針對公共議題發表分析文章，但與「後89」運動者結合的現象基本仍未出現。
舉例而言，一個應對政治打壓的救援行動討論會，「泛89」可能會先花上40分鐘到一個半小時交流對形勢的觀察和理解，再簡單地討論要做的事情。而「後89」有NGO工作的訓練，會直接開始頭腦風暴行動方案，然後分工，提出需要需要關註的行動細節，並排出時間表，他們某程度上在運動中的表現更為「職業化」。
至於形勢研判，「後89」對待它的方式就像寫項目書中的「風險評估」，會有一定討論和表達，卻不是關鍵部分，或許會對行動方案的選擇有一定影響，但遠遠不會當做一門學問來認真鑽研。
「後89」的政治意識淡薄，並不是一個能簡單評判好壞的特征。一方面，這讓他們不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在研判、爭論和分裂中而行動遲緩，也不會因負面研判和恐懼而止步不前，從而具有強烈的直接行動傾向，這是極為重要和珍貴的。關心各種議題的人也更容易被吸納進運動中。
另一方面，不把當局作為對手，是否符合現實呢？恐怕不是，2015年接連發生的「女權五姐妹案」和「公益老男孩案」顯示，對於青年行動者和社會議題，當局同樣不吝於使用專政手段——一切權利運動都是民主運動，這一在「後89」中的潛在公理，中共當局同樣心知肚明。
然而大多數「後89」並沒有做好準備承擔「專政」級別的打壓——拘留、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甚至判刑。即便他們曾憑借行動的直覺和專業能力，在幾次政治反抗行動中表現出色，卻不可否認在過程中也有放大風險的驚慌表現。
更深遠的是，相比於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一個人為「改變社會」所願意作出的犧牲是相對有限的。「泛89」在遭受打擊後有一定的受難、時代責任、前赴後繼的意識，而「後89」則不然。在多個案例中，遭遇「專政措施」後獲釋的「後89」選擇暫停和轉換工作領域、進一步降低風險和對抗性。
總體而言，「後89」的去政治特徵，使其在運動者的角色上呈現四個特點：行動力專業性較強；加入運動門檻低較高；缺乏戰略性的思考和設計；風險承受能力較弱。
（2）網絡思維與傳播戰 上述四個特徵，加上街頭行動當前在中國的風險，決定了「後89」的行動主戰場就是輿論場，運動的目的往往就是傳播。無論是使用制度內的手段，還是街頭行為藝術等手段，其目的都在於引起傳播和輿論壓力。
在理想狀況下，「後89」發起的運動應該是，多核心、低成本、低風險、高動員能力、高傳播力。這與傳統上重在「數人頭」的社會運動截然不同，卻更貼近於新媒體和移動互聯網的作用方式。
因此「後89」設計的行動方式和傳播文案旨在吸引眼球和參與，不同於「泛89」更註重道義感召力。年輕一代的運動物料，無論圖像、文案、編輯，往往精美有賣點，如槽點、雷電、笑點、煽情點之類，參與形式註重有趣、門檻低。「後89」經常使用的一人一照片、寄明信片、小額眾籌、快閃、行為藝術等等，都采用這種思維和操作方式。
「後89」發起的社會運動，運動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設計行動並且傳播出去，基本不需要思考大的運動圖景，也不需要對運動進行嚴密組織，這種形式降低了發動者事先暴露的可能，但發起者對運動的發展、後果甚至參與者要付出的代價，基本是不控制也無法控制的——「阿拉伯之春」早期的群眾運動，就提供了「傳播戰」能量最大化的一種想像。
這種運動形式轉變了對運動者的能力要求，從「泛89」註重的組織能力、道義感召力和犧牲精神，轉變為反應速率、行動設計能力和技術運用能力。
傳統上，一場完整、成功的運動分為三個大階段：發動與升級、斡旋與談判、交代與收場。其中第二第三個階段被視為對組織者的真正考驗，也就是能否「帶多少人上去，帶多少人下來」。但從以上描述不難發現，「後89」常用的運動形式，發起者基本只能控制「發動」這個環節，之後的各個階段很可能需要別的人用別的方案完成，而這個人和方案不一定會出現，於是成了「不知道會帶多少人上去，除了自己帶不了任何人下來」。
這種情況必然產生對運動倫理的嚴重沖擊，運動者可能面臨無法解脫的負疚和對自身的拷問，他們無法替被卷入的參與者負責，而能夠付上的最高道義代價也就是自身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但在高壓高風險的極權環境下，或許發動就是第一目的，「短視」和「不負責」或將成為運動者們「難以避免的惡」。
目前「後89」發動的運動還處於熟練、效果和烈度都相當低的程度，他們的運動能否專業化，並對社會和現實政治產生深遠影響，仍遠未可知。而且在大數據監控、審查不斷升級的情況下，「後89」的技術能力提升領先於當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筆者對「後89」的「傳播式」對中國未來發生重要影響的可能性，抱非常悲觀的態度。
（3）兩極化、地下化、碎片化、网络化 2015年後，由於政治環境緊縮，許多「後89」工作的NGO遭遇壓力或被迫關閉，迫使「後89」們重新思考自己的前路，除了一部分選擇暫時離開公共領域的年輕人，選擇留下的人，不得不朝兩個方向調整自己的工作：第一個方向是溫和化；另一個則是政治化。
溫和化，意味著保持社運議題的可見度，但降低行動和訴求的抗爭性。比如「女權五姐妹案」之後的女權運動，很少再採用多人參與的街頭快閃的運動方式，而是把行動方式儘量限制在線上傳播和制度內手段，如寄送建議信，訴求也集中在社會文化改造方面，如對眾籌投放反性騷擾廣告。不過，溫和化不代表就能免於官方的壓制和騷擾，女權行動者社群仍不斷面臨逼遣、刪貼、封號等壓制，不過沒有再遭遇拘留等刑罪化打壓。
至於政治化，則意味做這種選擇的「後89」開始打破「去政治化」和「低風險承受力」的特徵，他們直接面向政治打壓進行工作，比如做政治犯聲援、政治犯家屬支援及提供突破信息封鎖的服務。事實上這些工作也僅是非常基礎的人權和支援性工作，但由於直接觸及政治打壓，敏感性較前一種選擇大大提升，很有可能面臨刑罪化打壓。如2017年9月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現在仍在監禁中的甄江華，他就是做了這一種選擇的「後89」運動者。（由於他已經被抓，在此不避諱他的名字） 甄江華
無論做哪種選擇的「後89」，工作方式都急遽地地下化了。如果說「泛89」中，人們往往能知道幾個核心運動者的名字和TA們所做的事情，如劉曉波、郭飛雄、胡石根等，「後89」則沒有這樣的幸運，年輕人在建立聲名之前，打壓的烈度就不允許他們在公開身份的情況下維持工作。因此，大部分「後89」不會用真名活動，不會公開承認自己從事過某個行動，也不會公開論述自己在進行的行動。
工作方式的地下化，導致兩個年輕運動者可能合作了一些行動，但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名，不知道對方以前做過什麽，現在在做什麽，他們可能很少見面，商討都是在線上完成，甚至可能不知道彼此的相貌。
「後89」經常交流網絡安全技術，他們不再使用電話，也幾乎不使用任何中國公司的通訊軟件交流，而必須通過匿名的安全通訊軟件彼此聯系，他們會相互提醒哪些工具已被證明有安全漏洞。
「後89」盡力讓自己生活在國內外媒體和官方都無法洞悉的地下，很難有誰有「運動明星」的光環加身，這一方面幫助了他們延遲被抓的時間，保持僅有的行動空間，但另一方面，也讓他們一旦被抓，就面臨無人知曉、無人聲援的困境，因為誰都難以說出他們是誰，他們做了什麽，他為什麽被抓。
在這一點上，女權運動相對特例，她們在打壓之前就積累了一些運動明星，打壓使得一些明星某程度上具有了國際知名度，打壓之後這些運動明星仍公開從事相對溫和的工作。
但除此之外，過去中國抗爭者被抓後可獲得外媒報道和國際聲援的情景，或許一去不覆返。「後89」難免有越來越多人，成為「被遺忘的政治犯」。甄江華被抓後國際關註寥寥，即是例證之一。
「後89」，尤其是做了政治化選擇的那一部分人，越來越少交流彼此的生活和愛好，基本只進行必要的事務性商討，他們不像上一輩人那樣經常見面，吃飯喝酒、談天說地，每個人往往相當孤單地面對自己的運動創傷和恐懼，還難以告訴同伴自己面對的艱難，他們中的許多人患上抑郁癥。
由於缺少交流，他們的思想往往千差萬別但不見得相互了解彼此的差異，比如他們可能有的人傾向激進對抗的行動，有的人秉持非暴力的理念，有的人是女權主義者，有的人則性別觀念相當傳統，但他們不見得彼此知道這些差異，即使知道也不願爭執，而是繼續在能合作的領域中合作，在對方不會認同的領域則采取信息隔離。
因此，「後89」的社群特征既是碎片式的，也是網絡式的，他們很少形成一個較高組織程度的集體，但往往知道彼此的代號，以及這個代號背後大致的觀點和行動。盡管只是極為模糊地相互識別，但這勉強能讓他在需要合作時知道該去找誰。
一個松散的網絡形成，這個網絡裏有較為關鍵的節點也有較為遊離的節點，但很難說其中有「領導」和「服從」的存在。碎片化和網絡化的特點，讓「後89」很難完成需要嚴密組織的、多人參與的行動，但不妨礙他們分頭完成小型的、旨在傳播的行動。
值得一提的是，「後89」與前輩們幾乎沒有交集，除了在個別政治受害者的救援案件中有所合作，「後89」與「泛89」幾乎沒有日常交往，更遑論有經驗的傳承和借鑒。「後89」對前輩動輒大談對體制的批判和自身的經歷，往往不以為然，對前輩運動者註重交往聯結的運動方式，也往往不甚認同。
「後89」與「泛89」之間有著巨大的斷裂。
（未完待續，明天的內容關於「後89」的成長歷程）
這是一系列文章，關於中國的「後89一代」運動者。
（一）誰是「後89」？
（二）「後89」怎樣做社運？（本文）
（三）成為運動者的路有多長？
（四）我們會死在冬天嗎？
關於「思樂書」寫作計畫：
我是趙思樂，是出生在1989年之後的中國女生，是撰寫中國民間抗爭與政治打壓的深度報導記者、非虛構作家，曾獲五項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
我希望通過SOSreader的平台，寫下一些不適合傳統媒體的文字，希望通過這些文字，讀者能看見一個迷茫的中國年輕人——關心社會、關心正義、關心人，但這種關心在中國不被體制允許，因此我時時碰壁，跟其他有「不受歡迎的關心」年輕人們一起徬徨著、疼痛著、苦中作樂著、抱團取暖著。
看「思樂書」的文章不需要付費，但如果你訂閱，就算是對我的工作和存在的一種支持，我會認為這種支持並不僅僅是給我個人的，也是給那些在黑暗中堅持著的中國抗爭者和年輕人的。我會把每個月的訂閱收益都捐出十分之一給中國需要幫助的抗爭者，並在下一個月的第一篇文章公布捐款去向。
成長經歷和環境的差異，釀造了「後89」與前輩們的第一個、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同：他們的運動意識不是政治反對，而是改變社會。
或許很多人會說，要求改變就會帶來反對，但在現實中，兩種意識之間存在著邊界模糊但難以逾越的鴻溝，兩者塑造的運動是異質的。
具體地說，「後89」很少從反對執政黨、要求政體變革的角度，開始接觸和參與運動，而往往是從自己身邊的不滿出發，尋求改變現狀的方法，從而接觸到社會運動。因此，他們關心的主要是社群/社會議題，比如健康、環保、性別、殘障、市政等等，對於廣泛的人權、民主議題雖然有基本的認同但相對冷感，除非專政的壓迫到達了他們的社群和夥伴，否則較少深度參與對受難者的救援。
從理性上，「一切社會問題的背後都有政治問題」對於「後89」近乎共識，但「體制作為一個強大的現實而存在」，使他們較少思考宏大的「如何改變政治體制」，也許是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去思考或改變，也許是覺得想得太多也沒有用，還不如先針對眼前的問題做點什麽。
因此，他們往往會首先考慮使用體制和法律框架內的行動手段，如法律訴訟、信息公開、人大代表建議信等等，為擴大關注或升級行動時才考慮更為「運動」式的手段。
政治意識較淡，使得「後89」對「泛89」熱衷的對「對手」的分析、形勢研判、路徑討論並不感冒。在「泛89」反對者中，相當一部分人充當著知識分子式的分析者/論述者/設計者角色，而「後89」有類似定位的人極少。部分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有認同民主政治的傾向，會針對公共議題發表分析文章，但與「後89」運動者結合的現象基本仍未出現。
舉例而言，一個應對政治打壓的救援行動討論會，「泛89」可能會先花上40分鐘到一個半小時交流對形勢的觀察和理解，再簡單地討論要做的事情。而「後89」有NGO工作的訓練，會直接開始頭腦風暴行動方案，然後分工，提出需要需要關註的行動細節，並排出時間表，他們某程度上在運動中的表現更為「職業化」。
至於形勢研判，「後89」對待它的方式就像寫項目書中的「風險評估」，會有一定討論和表達，卻不是關鍵部分，或許會對行動方案的選擇有一定影響，但遠遠不會當做一門學問來認真鑽研。
「後89」的政治意識淡薄，並不是一個能簡單評判好壞的特征。一方面，這讓他們不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在研判、爭論和分裂中而行動遲緩，也不會因負面研判和恐懼而止步不前，從而具有強烈的直接行動傾向，這是極為重要和珍貴的。關心各種議題的人也更容易被吸納進運動中。
另一方面，不把當局作為對手，是否符合現實呢？恐怕不是，2015年接連發生的「女權五姐妹案」和「公益老男孩案」顯示，對於青年行動者和社會議題，當局同樣不吝於使用專政手段——一切權利運動都是民主運動，這一在「後89」中的潛在公理，中共當局同樣心知肚明。
然而大多數「後89」並沒有做好準備承擔「專政」級別的打壓——拘留、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甚至判刑。即便他們曾憑借行動的直覺和專業能力，在幾次政治反抗行動中表現出色，卻不可否認在過程中也有放大風險的驚慌表現。
更深遠的是，相比於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一個人為「改變社會」所願意作出的犧牲是相對有限的。「泛89」在遭受打擊後有一定的受難、時代責任、前赴後繼的意識，而「後89」則不然。在多個案例中，遭遇「專政措施」後獲釋的「後89」選擇暫停和轉換工作領域、進一步降低風險和對抗性。
總體而言，「後89」的去政治特徵，使其在運動者的角色上呈現四個特點：行動力專業性較強；加入運動門檻低較高；缺乏戰略性的思考和設計；風險承受能力較弱。
（2）網絡思維與傳播戰 上述四個特徵，加上街頭行動當前在中國的風險，決定了「後89」的行動主戰場就是輿論場，運動的目的往往就是傳播。無論是使用制度內的手段，還是街頭行為藝術等手段，其目的都在於引起傳播和輿論壓力。
在理想狀況下，「後89」發起的運動應該是，多核心、低成本、低風險、高動員能力、高傳播力。這與傳統上重在「數人頭」的社會運動截然不同，卻更貼近於新媒體和移動互聯網的作用方式。
因此「後89」設計的行動方式和傳播文案旨在吸引眼球和參與，不同於「泛89」更註重道義感召力。年輕一代的運動物料，無論圖像、文案、編輯，往往精美有賣點，如槽點、雷電、笑點、煽情點之類，參與形式註重有趣、門檻低。「後89」經常使用的一人一照片、寄明信片、小額眾籌、快閃、行為藝術等等，都采用這種思維和操作方式。
「後89」發起的社會運動，運動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設計行動並且傳播出去，基本不需要思考大的運動圖景，也不需要對運動進行嚴密組織，這種形式降低了發動者事先暴露的可能，但發起者對運動的發展、後果甚至參與者要付出的代價，基本是不控制也無法控制的——「阿拉伯之春」早期的群眾運動，就提供了「傳播戰」能量最大化的一種想像。
這種運動形式轉變了對運動者的能力要求，從「泛89」註重的組織能力、道義感召力和犧牲精神，轉變為反應速率、行動設計能力和技術運用能力。
傳統上，一場完整、成功的運動分為三個大階段：發動與升級、斡旋與談判、交代與收場。其中第二第三個階段被視為對組織者的真正考驗，也就是能否「帶多少人上去，帶多少人下來」。但從以上描述不難發現，「後89」常用的運動形式，發起者基本只能控制「發動」這個環節，之後的各個階段很可能需要別的人用別的方案完成，而這個人和方案不一定會出現，於是成了「不知道會帶多少人上去，除了自己帶不了任何人下來」。
這種情況必然產生對運動倫理的嚴重沖擊，運動者可能面臨無法解脫的負疚和對自身的拷問，他們無法替被卷入的參與者負責，而能夠付上的最高道義代價也就是自身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但在高壓高風險的極權環境下，或許發動就是第一目的，「短視」和「不負責」或將成為運動者們「難以避免的惡」。
目前「後89」發動的運動還處於熟練、效果和烈度都相當低的程度，他們的運動能否專業化，並對社會和現實政治產生深遠影響，仍遠未可知。而且在大數據監控、審查不斷升級的情況下，「後89」的技術能力提升領先於當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筆者對「後89」的「傳播式」對中國未來發生重要影響的可能性，抱非常悲觀的態度。
（3）兩極化、地下化、碎片化、网络化 2015年後，由於政治環境緊縮，許多「後89」工作的NGO遭遇壓力或被迫關閉，迫使「後89」們重新思考自己的前路，除了一部分選擇暫時離開公共領域的年輕人，選擇留下的人，不得不朝兩個方向調整自己的工作：第一個方向是溫和化；另一個則是政治化。
溫和化，意味著保持社運議題的可見度，但降低行動和訴求的抗爭性。比如「女權五姐妹案」之後的女權運動，很少再採用多人參與的街頭快閃的運動方式，而是把行動方式儘量限制在線上傳播和制度內手段，如寄送建議信，訴求也集中在社會文化改造方面，如對眾籌投放反性騷擾廣告。不過，溫和化不代表就能免於官方的壓制和騷擾，女權行動者社群仍不斷面臨逼遣、刪貼、封號等壓制，不過沒有再遭遇拘留等刑罪化打壓。
至於政治化，則意味做這種選擇的「後89」開始打破「去政治化」和「低風險承受力」的特徵，他們直接面向政治打壓進行工作，比如做政治犯聲援、政治犯家屬支援及提供突破信息封鎖的服務。事實上這些工作也僅是非常基礎的人權和支援性工作，但由於直接觸及政治打壓，敏感性較前一種選擇大大提升，很有可能面臨刑罪化打壓。如2017年9月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現在仍在監禁中的甄江華，他就是做了這一種選擇的「後89」運動者。（由於他已經被抓，在此不避諱他的名字） 甄江華
無論做哪種選擇的「後89」，工作方式都急遽地地下化了。如果說「泛89」中，人們往往能知道幾個核心運動者的名字和TA們所做的事情，如劉曉波、郭飛雄、胡石根等，「後89」則沒有這樣的幸運，年輕人在建立聲名之前，打壓的烈度就不允許他們在公開身份的情況下維持工作。因此，大部分「後89」不會用真名活動，不會公開承認自己從事過某個行動，也不會公開論述自己在進行的行動。
工作方式的地下化，導致兩個年輕運動者可能合作了一些行動，但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名，不知道對方以前做過什麽，現在在做什麽，他們可能很少見面，商討都是在線上完成，甚至可能不知道彼此的相貌。
「後89」經常交流網絡安全技術，他們不再使用電話，也幾乎不使用任何中國公司的通訊軟件交流，而必須通過匿名的安全通訊軟件彼此聯系，他們會相互提醒哪些工具已被證明有安全漏洞。
「後89」盡力讓自己生活在國內外媒體和官方都無法洞悉的地下，很難有誰有「運動明星」的光環加身，這一方面幫助了他們延遲被抓的時間，保持僅有的行動空間，但另一方面，也讓他們一旦被抓，就面臨無人知曉、無人聲援的困境，因為誰都難以說出他們是誰，他們做了什麽，他為什麽被抓。
在這一點上，女權運動相對特例，她們在打壓之前就積累了一些運動明星，打壓使得一些明星某程度上具有了國際知名度，打壓之後這些運動明星仍公開從事相對溫和的工作。
但除此之外，過去中國抗爭者被抓後可獲得外媒報道和國際聲援的情景，或許一去不覆返。「後89」難免有越來越多人，成為「被遺忘的政治犯」。甄江華被抓後國際關註寥寥，即是例證之一。
「後89」，尤其是做了政治化選擇的那一部分人，越來越少交流彼此的生活和愛好，基本只進行必要的事務性商討，他們不像上一輩人那樣經常見面，吃飯喝酒、談天說地，每個人往往相當孤單地面對自己的運動創傷和恐懼，還難以告訴同伴自己面對的艱難，他們中的許多人患上抑郁癥。
由於缺少交流，他們的思想往往千差萬別但不見得相互了解彼此的差異，比如他們可能有的人傾向激進對抗的行動，有的人秉持非暴力的理念，有的人是女權主義者，有的人則性別觀念相當傳統，但他們不見得彼此知道這些差異，即使知道也不願爭執，而是繼續在能合作的領域中合作，在對方不會認同的領域則采取信息隔離。
因此，「後89」的社群特征既是碎片式的，也是網絡式的，他們很少形成一個較高組織程度的集體，但往往知道彼此的代號，以及這個代號背後大致的觀點和行動。盡管只是極為模糊地相互識別，但這勉強能讓他在需要合作時知道該去找誰。
一個松散的網絡形成，這個網絡裏有較為關鍵的節點也有較為遊離的節點，但很難說其中有「領導」和「服從」的存在。碎片化和網絡化的特點，讓「後89」很難完成需要嚴密組織的、多人參與的行動，但不妨礙他們分頭完成小型的、旨在傳播的行動。
值得一提的是，「後89」與前輩們幾乎沒有交集，除了在個別政治受害者的救援案件中有所合作，「後89」與「泛89」幾乎沒有日常交往，更遑論有經驗的傳承和借鑒。「後89」對前輩動輒大談對體制的批判和自身的經歷，往往不以為然，對前輩運動者註重交往聯結的運動方式，也往往不甚認同。
「後89」與「泛89」之間有著巨大的斷裂。
（未完待續，明天的內容關於「後89」的成長歷程）
這是一系列文章，關於中國的「後89一代」運動者。
（一）誰是「後89」？
（二）「後89」怎樣做社運？（本文）
（三）成為運動者的路有多長？
（四）我們會死在冬天嗎？
關於「思樂書」寫作計畫：
我是趙思樂，是出生在1989年之後的中國女生，是撰寫中國民間抗爭與政治打壓的深度報導記者、非虛構作家，曾獲五項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
我希望通過SOSreader的平台，寫下一些不適合傳統媒體的文字，希望通過這些文字，讀者能看見一個迷茫的中國年輕人——關心社會、關心正義、關心人，但這種關心在中國不被體制允許，因此我時時碰壁，跟其他有「不受歡迎的關心」年輕人們一起徬徨著、疼痛著、苦中作樂著、抱團取暖著。
看「思樂書」的文章不需要付費，但如果你訂閱，就算是對我的工作和存在的一種支持，我會認為這種支持並不僅僅是給我個人的，也是給那些在黑暗中堅持著的中國抗爭者和年輕人的。我會把每個月的訂閱收益都捐出十分之一給中國需要幫助的抗爭者，並在下一個月的第一篇文章公布捐款去向。
2015年後，由於政治環境緊縮，許多「後89」工作的NGO遭遇壓力或被迫關閉，迫使「後89」們重新思考自己的前路，除了一部分選擇暫時離開公共領域的年輕人，選擇留下的人，不得不朝兩個方向調整自己的工作：第一個方向是溫和化；另一個則是政治化。
溫和化，意味著保持社運議題的可見度，但降低行動和訴求的抗爭性。比如「女權五姐妹案」之後的女權運動，很少再採用多人參與的街頭快閃的運動方式，而是把行動方式儘量限制在線上傳播和制度內手段，如寄送建議信，訴求也集中在社會文化改造方面，如對眾籌投放反性騷擾廣告。不過，溫和化不代表就能免於官方的壓制和騷擾，女權行動者社群仍不斷面臨逼遣、刪貼、封號等壓制，不過沒有再遭遇拘留等刑罪化打壓。
至於政治化，則意味做這種選擇的「後89」開始打破「去政治化」和「低風險承受力」的特徵，他們直接面向政治打壓進行工作，比如做政治犯聲援、政治犯家屬支援及提供突破信息封鎖的服務。事實上這些工作也僅是非常基礎的人權和支援性工作，但由於直接觸及政治打壓，敏感性較前一種選擇大大提升，很有可能面臨刑罪化打壓。如2017年9月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現在仍在監禁中的甄江華，他就是做了這一種選擇的「後89」運動者。（由於他已經被抓，在此不避諱他的名字）
無論做哪種選擇的「後89」，工作方式都急遽地地下化了。如果說「泛89」中，人們往往能知道幾個核心運動者的名字和TA們所做的事情，如劉曉波、郭飛雄、胡石根等，「後89」則沒有這樣的幸運，年輕人在建立聲名之前，打壓的烈度就不允許他們在公開身份的情況下維持工作。因此，大部分「後89」不會用真名活動，不會公開承認自己從事過某個行動，也不會公開論述自己在進行的行動。
工作方式的地下化，導致兩個年輕運動者可能合作了一些行動，但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名，不知道對方以前做過什麽，現在在做什麽，他們可能很少見面，商討都是在線上完成，甚至可能不知道彼此的相貌。
「後89」經常交流網絡安全技術，他們不再使用電話，也幾乎不使用任何中國公司的通訊軟件交流，而必須通過匿名的安全通訊軟件彼此聯系，他們會相互提醒哪些工具已被證明有安全漏洞。
「後89」盡力讓自己生活在國內外媒體和官方都無法洞悉的地下，很難有誰有「運動明星」的光環加身，這一方面幫助了他們延遲被抓的時間，保持僅有的行動空間，但另一方面，也讓他們一旦被抓，就面臨無人知曉、無人聲援的困境，因為誰都難以說出他們是誰，他們做了什麽，他為什麽被抓。
在這一點上，女權運動相對特例，她們在打壓之前就積累了一些運動明星，打壓使得一些明星某程度上具有了國際知名度，打壓之後這些運動明星仍公開從事相對溫和的工作。
但除此之外，過去中國抗爭者被抓後可獲得外媒報道和國際聲援的情景，或許一去不覆返。「後89」難免有越來越多人，成為「被遺忘的政治犯」。甄江華被抓後國際關註寥寥，即是例證之一。
「後89」，尤其是做了政治化選擇的那一部分人，越來越少交流彼此的生活和愛好，基本只進行必要的事務性商討，他們不像上一輩人那樣經常見面，吃飯喝酒、談天說地，每個人往往相當孤單地面對自己的運動創傷和恐懼，還難以告訴同伴自己面對的艱難，他們中的許多人患上抑郁癥。
由於缺少交流，他們的思想往往千差萬別但不見得相互了解彼此的差異，比如他們可能有的人傾向激進對抗的行動，有的人秉持非暴力的理念，有的人是女權主義者，有的人則性別觀念相當傳統，但他們不見得彼此知道這些差異，即使知道也不願爭執，而是繼續在能合作的領域中合作，在對方不會認同的領域則采取信息隔離。
因此，「後89」的社群特征既是碎片式的，也是網絡式的，他們很少形成一個較高組織程度的集體，但往往知道彼此的代號，以及這個代號背後大致的觀點和行動。盡管只是極為模糊地相互識別，但這勉強能讓他在需要合作時知道該去找誰。
一個松散的網絡形成，這個網絡裏有較為關鍵的節點也有較為遊離的節點，但很難說其中有「領導」和「服從」的存在。碎片化和網絡化的特點，讓「後89」很難完成需要嚴密組織的、多人參與的行動，但不妨礙他們分頭完成小型的、旨在傳播的行動。
值得一提的是，「後89」與前輩們幾乎沒有交集，除了在個別政治受害者的救援案件中有所合作，「後89」與「泛89」幾乎沒有日常交往，更遑論有經驗的傳承和借鑒。「後89」對前輩動輒大談對體制的批判和自身的經歷，往往不以為然，對前輩運動者註重交往聯結的運動方式，也往往不甚認同。
「後89」與「泛89」之間有著巨大的斷裂。
（未完待續，明天的內容關於「後89」的成長歷程）
這是一系列文章，關於中國的「後89一代」運動者。
（一）誰是「後89」？
（二）「後89」怎樣做社運？（本文）
（三）成為運動者的路有多長？
（四）我們會死在冬天嗎？
關於「思樂書」寫作計畫：
我是趙思樂，是出生在1989年之後的中國女生，是撰寫中國民間抗爭與政治打壓的深度報導記者、非虛構作家，曾獲五項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
我希望通過SOSreader的平台，寫下一些不適合傳統媒體的文字，希望通過這些文字，讀者能看見一個迷茫的中國年輕人——關心社會、關心正義、關心人，但這種關心在中國不被體制允許，因此我時時碰壁，跟其他有「不受歡迎的關心」年輕人們一起徬徨著、疼痛著、苦中作樂著、抱團取暖著。
看「思樂書」的文章不需要付費，但如果你訂閱，就算是對我的工作和存在的一種支持，我會認為這種支持並不僅僅是給我個人的，也是給那些在黑暗中堅持著的中國抗爭者和年輕人的。我會把每個月的訂閱收益都捐出十分之一給中國需要幫助的抗爭者，並在下一個月的第一篇文章公布捐款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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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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