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 Simmel〈大都會與精神生活〉摘要

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

Georg Simmel

1903

　　現代生活最深層的問題，來源於個人試圖面對社會強勢力量，面對歷史傳統的重負、生活中的物質文化和技術，保持獨立和個性。 　　都市人的個性得以建立的心理基礎是感情生活的強化，這種強化是由於內外刺激迅速而連續的轉變。人是一種有賴於差異而存在的生物，也就是說，他的頭腦受到的刺激來自當前的印象和先前的印象之間的差異。可以說，持久的印象，微弱的差異，彼此的經歷和對比有著熟悉的規律，它們所消耗的精神能量，不如快速轉換的影像，一瞥之中捕獲的鮮明差異，以及突如其來的強烈刺激。大都會以其街道的縱橫交錯以及經濟、職業和社會生活的發展迅速和形態多樣，造成了它的心理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在精神生活的感官基礎方面，在我們（作為有賴於差異的造物）的有機體所需的知覺量度方面，與小城鎮和鄉村生活的感官－精神狀態那種更加緩慢、更加熟悉、更加平穩流暢的韻律形成了深刻的對比。因此，大都會精神生活本質上知性主義（intellectualistic）的特徵就可以理解了，與之相比，小城鎮的精神生活更多地停留於感覺和情感關係。後者植根于心靈的無意識層面，並在未經打破的傳統習俗穩定的平衡狀態下無拘無束地發展。 　　大都會一直是貨幣經濟的中心，因為商業活動的多面性和集中性賦予交換仲介一種重要性。但是，貨幣經濟與知性的統治處於最為緊密的關係之中。它們在待人接物方面共有一種純粹就事論事的態度，這種態度常常把形式上的公正與一種冷酷無情的僵硬結合在一起。金錢只關 為一切所共有的東西，那就是交換價值，它把所有性質和個性化約在一個純粹的數量層面。人與人之間的所有感情關係都停留在他們的個性，而知性的關係把人當作數位來處理。 　　在生活最外在的方面，現代的頭腦變得越來越精於算計。正是貨幣經濟使得這麼多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滿了權衡、算計、清點，以及把質的價值化約為量的價值。典型的都市居民的交往和利益關係如此複雜多樣，以至於他們的關係和行為，尤其是作為這麼多各有各的利益考慮的人們之聚集所造成的結果，互相糾纏在一起，形成一個多種組成部分的有機體。基於這一事實，如果在承諾和履行中缺乏最嚴格的精確性，就會導致整體崩潰，造成無法解決的一片混亂。 　　在生活方式的正確性和細緻周密的精確性中，同樣的因素結合於一種高度非個人化的結構，另一方面，它們又對高度個人化的傾向產生影響。首先，這是對於神經的迅速變換的刺激所造成的結果，那些刺激相互對立地湊在一起，在我們看來，都市人的知性的強化似乎正是由此而來。 　　大都會的厭倦態度的這一心理根源與另一種來自貨幣經濟的根源結合在一起。厭倦態度的本質在於對事物之間的區別漠不關心。這種心理狀態是對徹底的貨幣經濟的一種準確的主觀反應，因為金錢代替了各種各樣的所有事物，並且以“多少錢”的區別表達了它們之間的所有質的區別。有鑒於金錢以其單調乏味和冷漠無情的品質，能夠成為所有價值的一個公分母，它成了一種可怕的校平器（leveler）——它掏空了事物的內核，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價值和它們的獨一無二、無與倫比，而且再也無法恢復。 　　然而，這種生存方式中的主體必須為他自己與之達成妥協，面對大城市，他的自我保護要求他有一種不折不扣的消極的社會行為。大都會的人們彼此之間的精神姿態可以從表現形式上稱之為一種保留的態度。如果城市裡很多人之間連續不斷的外在接觸必須得到同樣數量的內在反應，就像在小鎮上，一個人幾乎認識他所遇到的所有人，而且跟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積極的聯繫，那麼，城市裡的人就會在內心徹底被原子化了，並且將會陷入一種不可思議的精神狀態。一部分是由於這種心理環境，一部分是我們在都市生活元素中所面臨的那種特有的猜疑（它在與別人轉瞬即逝的接觸中不斷觸及每一個人），使得我們有必要作出那種保留，也必然造成那樣一種結果。實際上，如果我沒搞錯的話，這種外在保留的內在方面不僅是漠不關心，並且，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為常見的是， 它是一種輕度的厭惡，一種相互的疏遠和排斥，如果它們出於某種原因、以某種方式發生了緊密接觸，它們就可能爆發為憎恨和衝突。 　　這種暗含厭惡的保留又顯現為一種更為普遍的都市心理特性的形式或包裝。它給個人保證了一種、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而在其他環境中找不到與這種個人自由類似的東西。它紮根于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生活的主要發展趨勢之一；紮根于能夠從中發現一套近乎詳盡無遺的規則的少數趨勢之一。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當前都可以看到，社會組織的最初階段乃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圈子，對相鄰者或敵對的群體幾乎完全封閉，而在它內部有一種狹隘的凝聚力，以至於個體成員只有非常小的範圍，來發展其自身品性、進行他自己對之負責的自由活動。 　　並不只是當前的範圍和人口規模——它的基礎是社會統一體規模的擴大與個人內在和外在自由的提高之間在世界歷史上的相互作用——使得大都會成為這種環境所在地。確切地說，正是在對這種有形的廣泛性的超越之中，大都會也變成了世界主義的所在地。可以與財富的發展方式——超過了某一點之後，財富由於自身內在要素的產出而比以往更為迅速地增長——等量齊觀的是個體的視野也在擴大。同樣，城市裡的經濟、人際和知性關係（它們在城市裡得到了完整的反映）只要第一次越過某個限度之後，就會以幾何級數增長起來。 　　所有這些導致精神品質的一種更加狹隘的知性的個性化。首先，在都市生活框架裡難以給一個人的個性找到一個確定的位置。當價值和能量的數量增長達到了它的邊界，一個人就會抓住品質差異，這樣，通過利用現有的對於差異的敏感性，就能以某種方式為個人贏得社會各界的注意。這最終導致最奇怪的反常現象，導致都市人所特有的在自我放逐、反復無常、吹毛求疵等方面的放縱過度，這些行為的意義不再是它們本身的內容，而是在於它們作為一種“與眾不同”的形式——讓自己引人注目。 　　在我看來，這是最深刻的原因，它造成了大都會強調個人生存努力尋求最個性化的方式——無論它是否一直正確或者總能成功。現代文化發展的特徵在於可以稱之為客觀精神的東西對於主體的優勢；那就是，無論在語言還是在法律中，在生產技術和藝術中，在科學和家庭環境裡的物品中，體現出一種精神，而個人的知性發展只是勉強地、而且是以不斷加大的滯後跟隨著這種精神的日益生長。 　　當這兩種形式的個人主義——它們受到大都會裡的量化關係，也就是個人的獨立性和苦心經營的個人特殊性的滋養——現在，不再是每個人身上的那種“普遍人性”，而是他在品性上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成了他的價值標準。關於個人在整體中的位置，這兩種的界定方式之間發生了衝突；而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外在和內在的歷史中，都能發現這種衝突。大都會的功能就在於為這種衝突和統一這種衝突的努力提供了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