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她的詩，與她非詩意的生活

我是伊恩。我是人群之中的一個懷疑者，也是一個書寫者、一個攝影師。Instagram: iiantaii

詩和現實

我身體裡的火車，油漆已經斑駁

它不慌不忙，允許醉鬼，乞丐，賣藝的，或什麽領袖

上上下下

我身體裡的火車從來不會錯軌

所以允許大雪，風暴，泥石流，和荒謬

──余秀華，〈我身體裡也有一列火車〉（節錄）

寫詩，對余秀華而言無疑極為重要。她自己的比喻是，詩充當了一根拐杖，支撐著她搖搖晃晃地走過這搖搖晃晃的人間。沒有詩，人生便不值得繼續活下去。

我們都不難理解，有著比一般人更多限制的余秀華該是如何倚賴著書寫完成一行一行詩句，藉此表達許多她無法在現實生活做得到的事和說出的話。余秀華在詩裡追尋著另一個自我的形象，是更理想的那個自我，她用詩裸露她、讓人直視她，同時也藏匿起她，包括她的所有欲望、情感、恐懼、自卑、希望和狂野以及不甘心等等。

因此，拍攝工作事實上面對了一個特殊狀況，相對於拍攝其他詩人比較不會發生的，就是這裡有兩個截然不同的余秀華，而且兩者落差懸殊；一個是寫著很好的詩的余秀華，擁有在詩歌光芒中昇華的形象，另一個是除了詩歌以外的，活在全部現實條件處境下長成的余秀華。

就紀錄片的整體來看，導演（可能也加上余秀華本人的認肯）是選擇了後者，著重強調後者。詩歌的存在，反倒在影片裡成為了配角，發揮著奇特曖昧意味的陪襯作用。

有一幕是這樣，鏡頭特寫正在朗誦自己詩句的余秀華，金黃燦爛的陽光下，她顯得愉悅開心，如同她頭髮上的陽光一般。但當她有些吃力地唸出一個字一個字，口水沫也隨之一道斷斷續續噴灑出來，逆光裡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還很有意思的是，紀錄片不刻意避諱掉在詩和詩人的個人利益之間畫上因果關係的等號，這其實違反了一個普遍被接受的美學觀念，也就是詩歌是藝術，是美的化身，而美必須無涉功利。

爭取離婚是整部影片發展的事件主軸，導演和余秀華並沒有因為寫詩和出版詩集的緣故，名聲、金錢湧向了余秀華，因而輕描淡寫這部份。金錢直接使得余秀華第一次擁有了籌碼跟丈夫談判離婚；嘴巴吵架再厲害，沒有實力都是空話，誰手中握有錢，誰才是決定命運的主體。

出名之後的詩人頻頻上節目、領獎，對著大眾談詩歌、談人生夢想，這些橋段除了有意凸顯出余秀華突然爆紅的人氣現象以外，其實不免也令人猜想到她急於積攢一筆錢的動機和心情。這筆付給丈夫的分手費越快存到位，她贖回自由的日子就越快到來。

現在的余秀華終於可以大聲地在電話裡要脅人外鄉打工的男人，趕快回老家辦離婚，錢我有，這個月回來給十五萬，下個月回來給十萬，你自己好好算一算。

不過我們也看到，在詩人的權力地位節節上升、勢如破竹的同時，這裡面不無悲涼刺人的矛盾。

「既使我被這個社會污染得沒有一處乾淨的地方，而回到詩歌，我又乾淨起來。詩歌一直在清潔我，悲憫我。」

­台灣出版的詩集《搖搖晃晃的人間》，在作者介紹裡引用了余秀華的一句話：「我希望我寫出的詩歌只是余秀華的，而不是腦癱者余秀華，或者農民余秀華的。」

身分的特殊複雜性始終纏繞著詩人。一位詩人當然應該、也必須相信和主張，詩是純粹的，只屬於某種純粹的自我，詩擁有其獨立自主的世界，而這部紀錄片，偏偏卻更多地是用力要呈現給我們一位腦癱者和農民的形象，這股重力不斷地把飛升的詩人和詩意往下拉，拉到貼在地上。

無論是基於什麽考量，導演選擇如此，是依循市場話題性或某種更世故、敏銳的文學洞察，這都不妨礙我們通過實際看到這些真實影像，察覺到其中的不安、弔詭，並且認真去思考，詩和一個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係。

我們知道，真誠地抒發以聲音、文字，乃至於獲得一種淨化的感受（亦即審美體驗），這是詩歌自古以來一直以來被人類賦予的最重要的意義和功能。

生命永遠充滿錯誤，而詩歌的美彌補了這個不堪的事實。我從波赫士書上讀到荷馬說：「諸神為人類編織種種不幸，以便後代擁有可以歌頌的事物。」 馬拉美重複荷馬的話，他更直接地講「一切事物都在一本書中結束。」

我個人相當喜歡這兩個詩人對詩歌、對創作的比喻，然而，我們是否因而就擁有理由允許自己，只傾向於看見那代表著「詩意」和「美」的余秀華，並不自覺地以一種美學家的超然立場看待、宣稱：殘疾和貧窮雖是余秀華的人生一切不幸的源頭，但同時也是她美好的詩歌的源頭。我們能這樣嗎？

蘇珊‧桑塔格批評戰爭攝影侵蝕了現代人的道德感，攝影作品的美，使社會大眾已經習於用審美的角度觀看在戰爭裡受苦的生命和靈魂（參見《旁觀他人之痛苦》），在藝廊裡、在閱讀著書本雜誌時，世界上永遠都有一群人在觀看另一群他人受苦。

即使詩歌的美是真真實實的存在，不幸之人的處境卻永遠不會因此而消失不見，或哪怕只是減輕。

詩，它所開出的花朵，跟我們一樣都是存在於這同一個現實之中嗎？而這現實終究充滿的是疾病和暴力、不義與庸俗。詩與現實的關係，一部紀錄片當然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隨著成名，詩人、腦癱者、農民，這些複雜混合在余秀華身上的標籤不僅僅是她個人的，還拉入了整個社會在裡面碰撞，或許是當人們突然看見詩竟然和疾病、貧苦並列在一起時，就彷彿是有什麽東西一下子被撕開而暴露出來，令人感到不安。

畢竟，我們已經是如此習慣了消費化的美，那種時時蓄意穿上的溫柔和禮貌，以詩的名義，用科技、創新、設計、品味把現實奢華地包裝起來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