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詩的不自由裡我們才得到了自由《日曜日式散步者》

每每我總希望避免重看《日曜日式散步者》，因為其驚愕又諷刺的結局，總讓我心痛不已，這部的作品，以演員用日語呈現詩人李張瑞的私密獨白，也再現了風車詩社成員從台灣日治時期到國民黨來台時期之間文學思考。詩人對本土的堅持，對法國詩人考克多的「詩人之血」的傳承，最終換來的是一紙獨裁者的死刑宣告，　思緒也消失殆盡。

詩人之血究竟價值在哪？詩人對世界，對社會到底有何幫助？對於純粹美的追求究竟是否該凌駕於國族價值之上？黃亞歷透過再現詩人最私密的話語，以及詩人生活時代的種種潮流，希望追問的是一個如此本質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可以代換成另一個更裸露的問題：「本質是自由的嗎？」我們在本片裡看到的，是最純粹的影像，以及最純粹的話語，他們從自己屬於的地方被撕扯出來、從自己屬於的電影、從自己屬於的自然、從被再現出來的時代景物，以及當時的照片及當時的書籍，他們被撕扯出來，局部化，碎片化，異化，然後質變成服務於黃亞歷這部作品的一個部件，如同超現實主義裡頭異位的一切，頭放到了腳上，而嘴移到了手上，鐘錶在融化，青春與衰老共居一體，這是詩人的政治性所在，詩人用一種關係，取代了另一種關係，用一種不自由，取代了另一種不自由，詩人之眼試圖做的是，跳脫被賦予的眼睛。

詩人與暴政無法共存，因為詩人也有自己的暴政，正如暴政有也有自己的眼睛，政治就是對眼睛的爭奪。

李張瑞對楊逵為首的島內左翼文學觀是否定的，「藝術是屬於大眾的，只有少數人能理解的並非藝術……」不認識漢文的他，只能用日文書寫的他，並沒有想成為民族代言人的意圖，而只是想更加深入文學詩的領域，好友水蔭平與他都被同鄉人看作異鄉人，因為不只語言不同，對於詩的期望也不同，這樣不願意把作品與政治行動掛勾，而希望鑽研自己作品的態度，使得他的孤獨在話語裡溢出，因他同時對進入從島內日本中央文壇也是厭惡的，他用一種否定的方式，試圖從各種外來的標籤，以及外部世界的權力下脫逃，自放於哲思與幻想之中，在那裡事物解體，重新排列。

如果詩人會流血，就會從詩人之眼流出而非詩人的身體。

利用攝影擺放，黃亞歷抹去了這些本該有頭有臉的詩人之臉，因為他們可能是任何人，任何人都可能在追求主體性的過程遇到暴政，個人的主體性在暴政面前必然消解，人或者自我欺騙自己的意志與暴政一致，或者在暴政下隱瞞自己的意志。

所有哲思與幻想最後都沒有死去，導演以眼還眼來傳承詩人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