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 Savoir｜影樂書年代誌 刊登本文：https://www.savoirtw.org/article/4668
過往的電影翻譯多屬拙劣，魔鬼系列、終極系列、神鬼系列，就像是公式的套用，什麼演員套用什麼字詞。春風化雨的意義在辭典的解釋上是指師長的和善教導而使莘子繁盛。然而，無論是春風化雨、因材施教、有教無類、杏壇之光等等等等，這些都無不帶有那種「師長」諄諄教誨樣貌，但電影裡頭的重要角色教師基廷（Keating，Robin Williams飾），卻完全是這些成語所指涉的對反。所以若真的要用個成語來代稱，倒不如說：離經叛道。
《Dead Poet Society》，是一個詩社，是基廷曾就讀於故事所發生場所的威靈頓中學所參與，形式是一群人到洞穴裡頭分別讀詩。這所中學對我們並不陌生，就是那種升學、貴族學校，所有的學生都想成就偉大，無論是醫師、銀行家還是律師，其校訓即：傳統、榮譽、紀律、卓越。
基廷教學的科目是文學（或說語文、英文），但在課堂初始就要求所有學生念教科書上所記載的那種量化詩學的評量標準，然後當頭棒喝地斥為廢話，再要求所有學生把書給撕掉。光是如此破格的教學，就完全背離於校訓。但教育到底是什麼？實際上，從監獄開始，到學校、工廠、軍隊，這種種都是現代社會的「規訓（displiine）」機構，差異只在程度之上，在監獄的例子中從生活的規律到一舉一動的監視與校正，在學校的例子則也有類同的教材編定與統一課綱。這種種都是為了把一個（前）個體給「社會化」，所謂社會化，顧名思義地即摩掉個人的稜稜角角，反過來說，把個人的多元性、殊異性消除，否則如何成為整個社群中的一員呢？
因此，與其說基廷是在「教育（educate）」，更恰當的形容是「啟蒙（enlighten）」。他不要求學生稱他為基廷先生，卻是引用惠特曼（Walt Whitman）關於林肯的詩："Oh Captain, My Captain”請學生可以稱他為船長（Captain），他要學生作詩，正因為：「你們會品嚐文字跟語言，無論別人怎麼說，文字與想法可以改變世界。」他要學生讀詩時別想作者怎麼想的，卻是要想自己怎麼想的，這正好是人類的啟蒙時期去創生個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方式。在文學上，也正如同巴特所提出的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一般。
而這觀念，不只是詮釋學上的，更是神學意義上對於權威的否定，尤其在一個升學學校（男校）中，從上到下充斥著長者，這更是一種性別意義上對父權、支配的反抗。即便在文學上，詩也不同於小說與散文，其自由性在於能無視語法規則，無視於語言的線性與理性，是完全自由的，透過詩能解放人類的心靈，即便我們被肉體所束縛。因此，對於一個規訓的體制而言，詩，是危險的。
學生也嚮往這種反傳統的思想，尤其是青春期的男孩，他們也組成了一個新版古詩社（Dead Poet Society）。原先畏縮的陶德（Todd，Ethan Hawke飾）活在哥哥的隱影下，也成功在基廷的引導下創作出的自由的詩；勇敢追愛的諾克斯（Knox，Josh Charles飾）也實踐了詩所帶有的浪漫性勇敢追愛（浪漫愛的個人主體性）；以及具有悲劇性的尼爾（Neil），他雖身處升學學校，卻是出於父親的強迫，所熱愛的演戲，始終未能得到父親的認可，在故事中父親觀賞完尼爾的表演後，卻勒令他轉學到軍校之後到哈佛唸醫學院當醫生。於是，尼爾舉起了手槍，自殺。
身為他人的子女在成年之前的悲哀正在於，處在一種個體與非個體之間的尷尬，既在「成為人（become human）」的過程，卻又依附著另一個他人（父母）。任何的反駁都無法被當作一個完整的主張、言論、思想，卻都是一部分從屬於另一個他人，於是，要證明另一個他人錯誤的終極方式，除了死亡，別無其他。雖然是個悲劇，但自己的生命卻是由自己所決定，在殺死自己的那一刻，卻正好是解放自己於桎梏的全然自主的主體性行動，從這裡來說，這反而是在死的那刻而生，生死同瞬。
另一個橋段是基廷要學生繞著圈走路，他想要說明的是每個人起先都會有自己的走路步調、姿勢，但漸漸地會與其他人一致。一致性的危險（danger of conformity）正是他要提點學生的，從眾是種社會心理，十分的正常，但正常不等同於正確。他要學生去堅持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人云亦云。
當然這裡我們也必須警戒所謂的擇善固執並非只是「固執」，堅持自己的道路總必須奠基在相當的知識基礎之上，否則只是理盲而已。而在學生被鼓勵去走出自己的步伐後，有趣的是其中的一位學生卻站在原地不動，他說：我在行使我不走路的權利。就此，我們能發現就連當每個人都想表現不一樣時，不去與其他人一樣去表現不一樣，才是真正的思考與實踐。
在片尾是因為尼爾的死學校把責任推到基廷身上，即便我們明知如此，甚至電影裡頭的人物也深知，然而為了維持學校的營運，或說，傳統，當然需要一個替罪羊，那一個不合群的怪異教師當然是最好的選擇，畢竟他本來就不是同類，驅逐於群體之外也是天理必然。
但並不是學生都認同這樣的做法，雖然屈從於學校、體制、支配一切等等的權力之下，被點燃自由與主體之火的孩子，選擇站到桌子上。這個畫面正是基廷教學中曾經要求所有學生試著站到講桌上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而在故事結束中則具有另一層反抗權威的意義。並不是所有學生都這麼做，但即便只有一個膽敢如此忤逆就已經是對另一個個體生命的重大影響，何況人數非寡。如此行動的意義正代表著個人不再無腦服從於體制的規訓，而是開始去堅持自己的良知（conscience），而能去發見、實踐自己的良知，正是一個幼體如何成為「人」的全部。
出產於80年代末尾的這部作品也同時具有時代意義，那個威權解構的年代也正是許多國家的人民學習成為主體的重要時期，而我們可以想想以下基廷所說的話，關於詩的重要性，那種自由與身而為人的熱情：
「我們並非因為可愛才讀詩寫詩，而是因為我們是人類的一員，而人類充滿了熱情。醫學、法律、商業、工程。這些都是高貴的追求，以及維生的必要，但詩、美、浪漫、愛，這才是我們活著的意義。引用惠特曼：噢我，噢生命，覆反的問題，關於無信仰的列車，關於充滿愚蠢的城市。這裡頭有什麼善，噢我，噢生命？答案是你在這，生命存在與同一性，強力的劇演繼續，而你能貢獻一首詩。強力的劇演繼續，而你可以貢獻一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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