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運動塑造了香港共同體與身分認同的劇烈變化，香港與中國的疏遠程度前所未見，更有中港玉石俱焚「攬炒」的聲音出現，看似已走向無可挽回的地步。
回顧香港歷史，或許有人認為天安門事件是第一次中港關係疏遠的分水嶺，而反廿三條立法、反國教運動乃至雨傘運動是則是不斷加強。然而，真正造成中國與香港之間關係疏遠、塑造香港身分認同的第一場運動，其實是中國、港府乃至左派諱莫如深的「六七暴動」。事實上，港府針對反送中動用具有高度爭議的《緊急條例》，也在這場暴動中動用過。
本書作者張家偉因為看見臺灣探討二二八事件歷史傷痕的關心，反思香港對六七暴動的冷漠，因此致力於還原這段官方、民間下意識躲避的歷史。而理解這段歷史，或許可以明白香港人為何對中國始終戒慎恐懼，也可以避免有心人藉錯誤的歷史抹黑反送中的可能性。
暴動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中國確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不主張收回香港。但中共港澳工委仍然利用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今中聯辦）的掩護，在香港廣布統一戰線，對工人小販貧苦群眾、不滿國民黨的第三勢力人士、知識份子乃至海外各國與華僑進行統戰，建立左派團體，構築情報網，與美國、國民黨鬥爭。英國為了確保香港與在華利益，不僅與中共建交，對此亦默許，但壓迫其往地下活動，致使香港左派非常不滿，一直希望有所動作。
香港亦得益於冷戰及其地緣優勢，成為中外間的媒介，並因此成為熱門的投資地點，經濟前景良好。然而，社會卻出現高度貧富差距、通貨膨脹、勞動條件無比惡劣，社福、教育體系長期缺乏，政府又以「繁榮安定」為由，徹底偏向資方，且對庶民常使用的公共服務不斷加價，加上無法傾聽民意的殖民專制統治，使得人民內心苦悶難言。
這些都成為了六七暴動發生的本地肥沃土壤。其中，1966年港島與九龍間的交通工具「天星小輪」加價，遂引發人民抗議，港府以警力壓制，使人民更加不滿。不過，此時香港左派遵從中國政府對港政策，不僅未譴責港府與社會不公，反而支持港府「維護社會秩序」。
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走向極左路線，香港左派遂起躁動。周恩來雖然下令駐港成員，勿將文革搬至香港。然而高級幹部紛紛落馬，失去外交控制權，文革小組進駐外交部，若不走左傾路線，恐將被召回批鬥，人人自危。而澳門左派發動的「一二三事件」成功迫使葡萄牙屈服，更使香港左派相信時機已經來臨，若暴動成功，北京將會協助甚至解放香港。
1967年上半，全港工潮四起，新蒲崗人造花工廠的工潮，給了左派發動暴動的藉口，六七暴動因此而起。起初左派並未插手介入，但勞資調停與政府介入未能成功，左派開始介入、教導工人貼大字報批鬥、唸《毛語錄》等文革手法。隨後勞資因出貨糾紛，引發流血的「大有街事件」後，香港新華社藉此口實，指揮左派全面介入。
左派發起暴動
在工潮初期，焦點在改善勞方待遇，由於香港普遍生活困苦，曾引起社會同情。然而，工聯會、《大公報》、《文匯報》等中共直接控制的左派團體與媒體，將事件政治化，稱此為「英美勾結反華」、「民族大壓迫」，放棄爭取改善福利的措舉，將矛頭對準港英當局。
隨後工人的抗爭和警方的鎮壓接連上演，雙方逐漸泛暴力化。中共港澳工委發動長期潛伏的統一戰線，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作為對外活動的統戰團體，楊光為主席，左派團體、報刊和學校等重要人士均加入。
當時香港社會非左派各界均呼籲冷靜。然而，極左派控制的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出照會、向外發表聲明，要求英國屈服，文革小組又以已控制《人民日報》，鼓吹香港左派發起鬥爭，各地紅衛兵又發起支持行動，香港港左派受到巨大激勵，決心與港英政府全面開戰。而港督戴麟趾認為，接受中國的條件無異於投降，因此採取強硬姿態，絕不退讓。
因此，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在背後操作統一戰線，發動人們到港督府前面示威遊行、遞交抗議書，並發動左派電影、工會、學校、新聞、在港中資機構乃至親近團體全面支援。
由於雙方曾私下接觸，起初抗議平和。然而，雙方仍在花園道產生流血對抗，引發全面緊張。港府實行在二戰日軍佔領後的首次宵禁，並使用《緊急狀況條例》頒布一連串緊急法案，擺出強硬姿態，穩定人心。同時左派也決心提高對抗程度，並拒絕再與港府談判。
全面對抗
當時港督戴麟趾強硬對付左派，要求都予以拒絕。他判斷中國政府不是幕後主使，也無意收回香港，因為中國若想收回香港，英國毫無勝算，而中國根本沒有實際出手。因此，雖然中國輿論攻勢全面加溫、政治人物口說支持，讓香港左派更加強硬，但英國對此並不擔憂。
香港左派不斷提升文宣攻勢，港府則查抄、撕毀左派據點和宣傳，封閉左派戲院。因此左派遂發動第一波英資企業工人的罷工，然而不如理想，左派六月再發動全港大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企圖「香港變死港」，許多學校內潛藏的職業學生發動成立鬥委會，進行遊行抗議。
由於中港互相進出口許多生活物資，因此罷市受到支持文革的中國各省運輸等部門協助，不將物資運入香港，成功導致物價上漲。但左派未蒙罷市之利、反受其害，市民怨聲載道，而罷工事實上也只有佔全港少數的左派工人支持，並未得到全體工人的響應，故僅有一定程度但非致命的影響。
此時港英政府一邊粉飾太平，一邊與私營企業強硬開除罷工員工，導致大量工人失業。鬥委會雖有北京以中國總工會撥款的兩千萬支持，但因為包辦所有工人的生活，資源消耗過鉅。罷市和部分罷工遂在七月初平息。
港府更成立宣傳委員會，進行「心戰」，負責進行正面輿論宣傳、接露左派醜態、動員民眾支持港府等爭取民心的行動，因為支持安定的人們並非主動支持港府，而只是對左派更為反感。此時左派已經陷入低潮。港府也開始塑造香港人身分認同，讓人們認同香港，而非盲從中國。
邊界衝突
然而，中國民兵此時卻在邊境攻擊港英警察、軍隊，加劇邊境緊張，隨後又有綁架港警事件。這些事件後來雖經由外交談判平息，但卻鼓舞了陷入低潮的香港左派升級暴力行動。
港府此時頒布一連串緊急法令，形同戒嚴，左派則對此嗤之以鼻，雙方不斷升級對抗，導致雙方互有死傷，港府甚至出動英軍。一些無辜市民因對抗受害，左派報刊不斷宣稱「人民勝利」，但非左派報刊對此強烈譴責。
到七月中旬，中共港澳工委在沒有請示北京的情況下，透過香港新華社指示左派系統性地使用更具殺傷性的武器，甚至在各地擺放炸彈，更炸死了兩名8歲、2歲的姊弟，引發民憤與恐慌，社會開始一面倒強力譴責左派。然而左派仍持續擺放真炸彈與假炸彈，製造恐慌。
港府判斷中國政府應無插手之意，為表強硬，再頒發數十道可能侵犯人權的緊急法令，決心平亂。而香港各界和英國政府均對港府此舉表達關切，寄望勿侵犯人權下使社會回歸平靜。
港府亦曾向北京溝通，但周恩來疲於應付國內政爭，僅透過辦公室表示無能為力，但仍會盡力。港府明白北京需要時間，也沒有提供武器給左派，但港府仍得先靠自己，英國外交部、駐北京的外交官與港府官員必須盱衡情勢，採取行動。
暴動結束
此時港府也打擊左派一向強勁的宣傳團體，但取締的是那些銷量長紅的親左獨立報章，而不取締《大公報》和《文匯報》，以免直接與北京對抗。北京文革小組此時已控制外交部，向英國發出通牒，然而英國明白，退縮無疑自毀長城，因此置之不理。
英國的態度激怒了北京的紅衛兵，八月二十二日紅衛兵更毆打英國外交官後、焚毀英國代辦處。周恩來與毛澤東得知此事後大為憤怒，不僅屢次在外交場合直接向英國政府道歉，更嚴厲訓斥和控制北京紅衛兵，關押帶頭造反派。這個態度讓英國政府和港府摸清了北京的底線，決心要一舉擊垮香港左派。焚燒代辦處事件，最終導致了六七暴動的結束。
同時，在火燒代辦處兩天後，左派在路上淋汽油燒死一向反對左派的電台廣播主持人林彬及族弟，又在報刊上列舉暗殺名單。但左派不僅內部產生路線分裂，在社會上業已遭到孤立、恐懼與仇視，港府也持續鎮壓、搜捕左派和查抄據點，加上左派又失去北京支持、資源耗竭，無力支付暴動費用、照顧失業工人，暴動至十二月漸次平息。
影響與傷痕
回顧這場暴動，中共港澳工委和香港新華社扮演了主導角色，左派一直希望發生場大事解放香港，但這與中國對港方針卻完全不同。所以文化大革命將中國高層鬥垮後，給予了他們機會「迫中央上馬」，香港長期只顧富人的制度與社會不公的土壤，也給了他們點火的燃料，導致了這場長達七個月的鬥爭。
然而這卻對中國卻十分不利。中共長期經營的統戰網絡全部暴露且被港英政府摧毀，左派更因為產生「被北京背叛」、「被圍困」的自我封閉心理，自我與社會隔絕，左派也成為社會上骯髒的代名詞「左仔」。而響應的工人再也回不去原本的工作，更遭工聯會遺棄，生活無著，妻離子散，也對左派產生怨恨。學生們的前途也大受影響，幾乎無法升學。
中國政府直到現在都未對六七暴動參與者表示公開歉意或照顧，甚至左派政黨民建聯已故主席馬力更認為不需要平反，也讓參與者極為不滿。不過不少暴動參與者也認為自己所作所為沒有錯，即使害死他人只能算是意外和手段錯誤，他們仍然應該中國政府乃至社會得到「肯定」。
因此，香港社會對共產黨主政的中國、發動暴動的左派產生極深的恐懼、排斥與不信任，與中國漸行漸遠。曾經只把香港當避難所的人們轉而開始認同香港，認為香港相較中國，仍是值得珍惜的樂土，至於年輕一代更開始產生香港認同。正視、區別中港之間的差異，乃是踏出第一步。
長期壓制改革聲浪的港府也決心推動改革。暴動初期香港人事實上對左派較同情，因為當時香港的社會不公與種族歧視非常嚴重，有一種出一口氣的感覺。後來香港人支持鎮壓左派，絕非認同港府，而是「被迫支持一個比較不爛的」，因為他們更厭惡共產黨。
港府明白勢必要改革爭取民心，過去一直反改革的商界也轉而支持港府改革。因此港府推動就業與失業保障、工時、薪資、勞動條件、免費教育、公屋、強積金、交通運輸等一連串社福與勞動改革，對無效率和貪腐的公務員進行改革，並開設吸收市民意見、解釋政策的「民政署」，讓香港政府對市民需求更具回應性。說來諷刺，左派發動反殖暴動，卻反而強化了殖民政府的認受性。
同時英國明白，未來終將與中國談判香港歸屬，也自此時開始準備各種談判腳本，於1971年由職業外交官麥理浩接任港督，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反思：六七與反送中的對比
回顧這段歷史，中國一直在香港發展統一戰線，統戰各方，當他們有需要時就可以瞬間發動。而他們的最終目的一直是收回香港，而非推動改革、為民謀福。這場六七暴動就是左派利用社會矛盾，發動統一戰線，意圖製造港版文革「解放香港」的操演，而起初也是成功的。部分左派聲稱暴動帶給來良好後果，不過是想為自己的行為開脫。
這場暴動帶來的深遠影響，不僅僅是香港後來幾十年繁榮的基礎，還有香港身分認同的形成。香港與中國有所不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六七暴動可謂香港身分形成的開端，其後的事件，則暗中逐步加強這種想法，到了現今的反送中運動，我們可以看見以此身分認同為基礎的共同體已然形成，但這並不是香港人全然主動形成的，而是歷經中國帶來的苦難，而逐漸誕生的產物，而至今仍在變化。
這段歷史我們也看到一場有趣的對比。六七暴動前的港府主張維持「繁榮安定」，維護富人利益，對一般人民漠不關心，也視種族歧視理所當然，不想推動改革，製造了社會矛盾的土壤；而1997年將香港併入領土的中國，採取的統治做法與此如出一轍，更認為香港利益來自中國施捨，以「中國人」歧視香港人的角度，譴責香港人就是被英國殖民所以「不夠中國」、不夠愛國，才整天上街鬧事。
而相同的是，雙方面對人民抗爭，都採用了惡名昭彰、侵犯人權的《緊急條例》，這也是為何中國政府希望保持殖民體制為特區政府體制的原因，因為有許多可以濫用的權力。
但是，港英明白必須改革，尊重且回應人民，才能統治長久，香港人對港英的懷念，證明了他們的措舉是正確的。中國政府及其傀儡特區政府卻如同當年的左派，只會升級暴力鎮壓，乃至殺人，同時又想運用「愛國主義」的道德高地，形塑抗爭者為受外國影響響「顛覆政府」、「分裂國土」的敵人。然而五大訴求何來獨立之說？完全僅是中國政府恐懼且反對民主，加上內部政爭和美中對抗的外部壓力，決心鎮壓，才導致至今無法和平落幕。
況且，六七暴動當年並未得到多數香港人民支持，而是由中國政府及其在港成員刻意發動、意圖弄垮香港以回歸中國的暴動。但是反送中運動卻是多數香港人們的願望，否則早已被多數港人「譴責、割席、篤灰」，因此兩者情勢完全不同。
香港局勢仍然很黑暗，身處海峽對岸，只能持續關心，並在看到香港人以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教訓後，明白不能信對岸的甜言蜜語，用選票把自己的自由交出去。
也不要再誤以為文化上認同的中國人，或者認同是中國人但不認同共產黨這些說法對中國來說是可行的。因為香港人也證明了，愛國就必須等同愛共產黨，不僅不能忤逆黨，黨要給什麼、要你做什麼，都只能接受。
唯有珍惜台灣現有的自由，不要再回去極權體制，你才有選擇的機會。並注意台灣是否也有左派政黨，假社會正義之名，行奪權、協助中國代理人奪取行政、立法權之實，讓中國對台統戰更進一步。
註：本文亦以〈香港身分認同的開端──讀《六七暴動》〉刊載於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