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22 @ 20190130 論委內瑞拉的歷史與憲制

摘要：

如果你的統治集團的威望鎮不住你理論上要統治的人、使他不能夠自願地心悅誠服的話，那麼事情很麻煩，要麼你很容易被推翻或者陷入長期動亂，要麼你必須用殘忍的手段進行鎮壓。在西班牙統治美洲的最後階段，就面臨這種狀況。

官僚政治有一個重大的麻煩就是，在地方精英看來，你是一個出身低賤、錢也不多、學問也不大的範進一樣的人物，我們本地文的有唐伯虎、武的有郭靖這樣的人，看上去怎麼說論文論武都比你強得多，你無非就是拿了一個不值錢的官職而已。這樣你很難能夠鎮得住局勢，因此社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在中南美洲，上校是一個普遍性的稱呼，就像你在歐洲叫別人老爵爺或者老爺一樣。只要是有點像上等人的，就把他叫上校，不管他實際上有沒有當過兵或者帶過兵。於是，各地的政權就落到這些上校們手裡面，上校們根據自己本地的俱樂部式的寡頭政權管理政府。實際上，發動軍事政變和議會改選幾乎是一回事，根本不存在現代媒體所謂的「軍事政變就是獨裁，議會選舉就是民主」這種區別。

在中南美洲，保守派和自由派核心都是軍閥兼地主，只是政治傾向有那麼一點細微的不同。這個細微的不同，就西班牙美洲十九世紀以前的情況來講，主要不是在經濟政治色彩上有什麼不同，而是對教會的態度不同。對於天主教國家來講，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主要分野在於親天主教和反天主教。所謂的自由派，就是比較反教會的。反教會，一方面體現在壓制教會所主辦的大莊園的勢力，在政治上主張雅各賓式的中央集權，用大有為政府來打擊天主教土豪的勢力，在意識形態上更加傾向于白人種族主義，因為天主教會是窮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主要保護者。保守派是比較主張地方分權，比較主張土豪專政，比較維護原先的土司頭目、印第安酋長和印第安人習慣法的傳統權利，反對中央政府獲得過多權力的。這是十九世紀的基本盤。「集權就是自由」是西班牙激進派和拉丁美洲激進派的共同口號，這個遺產到現在還存在。

等到進入二十世紀左派開始興起的時候，激進黨執政的這些國家的階級矛盾比保守黨執政的國家要大得多。保守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有保護窮人免受市場經濟危害的傾向性。窮人不是跟著保守黨和天主教會走，就是跟著社會主義走，但他們不大可能跟著激進派或者自由主義者走。激進派要的是高學歷、聰明人主辦的技術官僚，自由派要的是善於做生意、善於經營的新式地主和新式企業家。對於頭腦不夠硬、在市場經濟中間很容易失敗的這些比較笨、比較懶或者不太適應的窮人和有色人種來說，這是極其冷酷無情的。他們要麼是向右轉，到天主教會那裡去尋找保護；要麼就是向左轉，到社會主義者那裡去尋找保護。誰能代表人民呢？如果不是右派的教會的話，就是左派的社會主義者了。

社會民主黨的這些工作其實都是反向的教會工作，教會傳統就是幹這些事情的。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它是給窮人降低風險的一種做法。從最古老的什一稅就是這樣的。所謂教會的錢是窮人的錢，什一稅收來是幹什麼的？就是緩急有度，平時你有錢的時候交什一稅，然後這筆錢在你自己有事情的時候教會會幫助你，大概就是一個保險體系。抗風險體系的強弱是決定你的基層共同體能不能擴張的關鍵因素。

你不可能忠誠於一個你遇到危難的時候把你踢出門的角色。這種人跟你，像資本家跟工人一樣，是一種契約關係。你和他遇到危難以後，你們都不能指望相互幫助和守望相助。能夠守望相助的，最低標準是你餓飯的時候有人來給你送飯，最高標準是你跟官府發生衝突的時候有人來幫你打架。穆斯林這兩者都能做到，相反，儒家的宗族在兩方面都要做得差得多，此消而彼長是必然的。一個真正有組織能力的教會，如果它想要維持成員的忠誠的話，不是它講出來的理論怎麼樣。它的普通老百姓的成員，根本不懂什麼教理的這些成員，他很有把握「有困難找教會」是沒錯的，這才是正的組織度。

二十世紀初葉，普選制的實施使得議會的穩定性不復存在，議會不再是軍閥和大地主的一個俱樂部了，而是出現了很多平民階級的煽動家。議會要解散或者要改選，麻煩都變得比以前更多了。同時，三十年代，特別是五十年代以後，美國的援助又使得軍隊的規模大大擴大了。在美援來到以前，拉丁美洲的軍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概念；在美援來到以後，拉丁美洲開始有了真正的正規軍。而正規軍產生的結果就是，原先寡頭式的軍隊不復存在了，現在的軍隊是一支真正的軍隊，但是它又沒有真正的敵人，除了鎮壓共產黨遊擊隊以外也沒有真正的義務。而這樣一支軍隊跟這樣的議會一樣，也就不再是過去寡頭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堡壘了，因此新的動盪時代不可避免地要來臨。

最後解決這個怪圈的是1958年憲法。但這是以消除過去的軍事政變的源頭為藉口，把政治分贓制固定化了。形式上的兩黨制使大多數選民對政治喪失了動力，因為他們知道兩大黨實際上是堅決地定下了把第三派小黨或者是有可能代表平民階級的政變獨裁者踢出門外的基本動機，而反抗基本上是徒勞的。因此，在形式上實施普選制、選舉權正在擴張的同時，實質上參加選舉的人數很少，投票率極低，而極低的投票率保證了兩大黨的輪流執政。而兩黨形式上的輪流執政使美國人和廣大的民主愛好者感到滿意，認為委內瑞拉已經是一個合格的民主國家了。而美國援助的軍事現代化和石油工業的產生保證了政府的財源，使得政府派向基層的福利能夠順利增長，而基層的福利增長有效地收買了下層階級不參政 。不是收買他們參政，而是收買他們不參政。這個格局就是二十世紀中期委內瑞拉最基本的政治格局，石油美元是其中的經濟關鍵。

我們要注意，查韋斯可以說是一個凱撒主義者，但他不是民主的敵人，他是完全依靠民主方式上臺的。雖然他也搞過政變，但他上臺不是依靠政變，維持統治更不是依靠政變。他靠的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福利分配體系，這個跟1958年的福利分配體系是非常相似而方向相反的。也就是說，1958年體制的實質就是，給你發糖，希望你不要惹事，希望你自己關門過小日子，臺上的事情由我們大老爺替你處理，你就安安心心地過日子好了；而查韋斯的福利是，發給你福利，你就要出來替我上街喊，如果你不上街喊的話，我就不發給你福利。

這個做法也是其來有自，它本質上講是列寧同志創造的。列寧就用這種方式使得聖彼得堡的立憲民主黨和資產階級無計可施。而且，就俄國的情況來看，社會革命党的烈士比社會民主黨要多得多了，沙皇判刑判得最重、鎮壓得最狠的肯定是社會革命黨，社會革命黨在農村的基地也更多，在立憲會議中得到的選票也更多，死的人也更多，戰鬥也更勇敢一些。但是卻被社會民主黨系統出來的布爾什維克給整死了，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計劃經濟這一套的奧妙。計劃經濟真正的奧妙不在於經濟上，而在於政治控制上面。

我覺得，馬杜羅的後繼無論是誰，下場都不會好。這裡面的關鍵就是在於，它跟哥倫比亞不一樣。凡是經過激進黨長期執政的地方，都出現了國家權力擴張而教會權力縮小、基層社會破碎的狀態。由於基層社會的破碎，所以它就很難像智利和哥倫比亞那樣重建，比如說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發展經濟。所以，委內瑞拉將來必然要面臨長期動亂。美國人也不會真正去干涉它，他們頂多是趕走幾個自己看不順眼的人。然後新政權上臺以後，它能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呢？它打碎了原先查韋斯和馬杜羅的分贓政治體系以後，原先那些依賴性很強的軍人和人民怎麼辦呢？人民還好辦，軍人怎麼辦？一個已經被養肥了的軍隊，不再是十九世紀的那些小軍隊，而是一支龐大的、沒有敵人的軍隊，是很危險的。

已經被養肥了胃口的軍人，如果保持了這個政治分贓機制，那麼委內瑞拉的經濟不可能好轉。而美國人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類的如果得不到切實改革的誠意的話，他們是不會給援助，不會往無底洞裡面潑水的。你要改革，分贓體系被打破，已經被養肥的軍隊會不滿意，他們會再次發動政變。這一次他們會覺得，查韋斯對他們挺不錯的，就算全國人民都餓死了，軍隊得到的待遇還是很好的。用石油的錢來養軍隊是查韋斯的基本國策，這個國策如果被打掉了以後，那麼軍隊遲早會發動政變。所以，委內瑞拉未來的前途只能說是非常黯淡。這個前因後果已經種了一百多年，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社會結構、以及自由黨和軍隊雅各賓主義者反教會的激進主義政策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所以不是簡單的更換政府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20190205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22集整理文稿

簡體文稿：

影片連結：

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佈時間：2019年02月05日

整理者：三馬兄

[00:00:07]主持人：最近這一個禮拜，國際社會上的大事應該就是委內瑞拉的事情。委內瑞拉的國會議長認為馬杜羅總統的選舉並不規範，有很多舞弊的嫌疑。而且聽說他們還用中興賣給他們的系統，保證每一個人都可以投給馬杜羅或者不能投給別人。現在委內瑞拉有兩個政府，美國和大部分中美洲國家都承認議長所成立的這個政府，而不承認馬杜羅的政府。您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委內瑞拉這個國家在中南美洲成為現在這個樣子之前的歷史和憲制的發展嗎？

[00:00:54]劉仲敬：委內瑞拉是一個典型的民族發明學。“委內瑞拉”這個詞跟“巴蜀利亞”一樣，是臨時發明出來的，本來它是不存在的，本來是只有新格拉納達(Viceroyalty of New Granada)。格拉納達(Granada)當然是阿爾罕布拉(Alhambra) — — 就是伊斯蘭帝國在西班牙留下的最後一個小王國被西班牙攻佔了，變成西班牙的一個城市。西班牙人到了美洲以後，就像是“紐約”（New York，新約克）一樣，製造出一個“新格拉納達”來。四大總督轄區，北方墨西哥，中間新格拉納達，南方秘魯，最南方拉普拉塔，就是這四大總督轄區，每一個總督轄區相當於一個副王領地。但是當然論帝都來說的話，就只有墨西哥城和利馬才算得上是過去的帝都。中間這兩個，新格拉納達和拉普拉塔，是原先的荒地。但是正因為它們原先是荒地，沒有過去的帝國負擔，所以它的移民結構比較好，而且也沒有礦山經濟的拖累，所以實際上它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反而比這兩個帝國遺產要更健康一些。

[00:02:10]波旁王朝在美洲推行絕對君主制改革的結果，就是製造出了美洲愛國者這個概念。美洲愛國者的實質，實際上是被波旁王朝絕對君主制改革剝奪了出路的本地土豪的一個階級反撲。在那以前，美洲的居民是嵌套結構，就是說各人按照自己的出身來判斷自己，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美洲愛國者的概念。美洲愛國者的概念實際上是官僚制度合理化、完善化的結果。波旁家族在西班牙的當政本質上講是，舊的哈布斯堡王國時期封建遺產仍然比較濃厚的那個原始的絕對君主國在西班牙在英法的壓力之下不斷衰落的情況下企圖維新改革，引進比它更先進、更完善的（我稱之為是）第二期絕對君主國，就是我們最熟悉的那種路易十四式的絕對君主國，從法國引進法國的王子和法國的絕對君主國，以便使自己勵精圖治，合理地配置資源。但是合理地配置資源有一個副作用就是，它要建立更多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機構，特別是對美洲這種極其遙遠的地方。

[00:03:30]本來墨西哥的總督號稱副王，他管轄的領地比西班牙的正國王還要大得多。從菲律賓一路到古巴，全都是墨西哥副王的領地，橫跨了整個太平洋和半個大西洋。當然，他既然是國王的替身，先斬後奏是沒有問題的。除了他要效忠于西班牙的國王和樞密院以外，他是天高皇帝遠，他能管的事情是非常多的。而且原有的第一期殖民地有眾多的、西班牙還具有濃厚封建色彩時期的封建領地和自治城市，這些自治城市在西班牙本土都正在處在衰亡的狀態了。所以，這個亂七八糟的體制在絕對君主國的改革家來看是各種缺乏合理化因素的。

[00:04:20]總督本身就像一個土皇帝，而總督本人能夠控制的資源也是非常之少的。那些比如說被收編的原先的印第安人的各路親王之類的，被納入了西班牙的貴族體系，自己是享有治外法權的。教會的領地是享有治外法權的，各自治城市的領地又是享有治外法權的。王室能夠動員的資源是極其有限的。資源，按照當時的觀點來看，其實主要就是錢的問題。能夠從美洲殖民地弄到的錢實在是很有限。對於盛產貴金屬的美洲來說，這好像是很不合理的現象，因此需要改革。尤其重要的就是，西班牙美洲的貿易長期以來被英國商人獨佔，而作為殖民地名義上主人的西班牙人反而賺到的錢很少。所以他們就要實行一整套的經濟改革，發展本土的產業，不要依賴英國的工商業產品，加強直屬于西班牙國王的官僚體制，把總督變成真正西班牙國王的部屬，而不是半獨立的准君主。原先可以泛泛稱之為土豪的各種政治勢力，要盡可能地整合到統一的官僚體系當中。

[00:05:37]當然，他們的成功其實並不是很大，但是其成功造成了一個結果，這個結果其實很像是1905年改革皇族內閣造成的結果，就是使原先自以為是很有出路的土豪突然發現，在更加合理化的中央政權當中他們是被精簡對象，而且以後可能再也沒有希望得到中級以上的官職了。與此同時，天主教教育體系的漸次成熟產生出了比以前更多的精英階級，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在歐洲跟耶穌會的長期衝突，又使得耶穌會（耶穌會是天主教會當中最能辦學校的）培養出的大批知識分子跟國王離心離德。結果，就導致了美洲民族的發明。在體制內看上去不大可能有什麼出路、因此也犯不著拍國王陛下馬屁的那批人，特別是耶穌會產生出來的那批知識分子，他們開始覺得，我們是美洲愛國者，因為我們是不可能離開美洲的，但是我們在美洲還是地方上的精英，同時我們在西班牙人派來的那些半島人面前低人一頭。

[00:06:39]半島人這個概念就跟清末的旗人差不多，它不是一個種族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旗人可以是漢軍旗人、蒙古旗人或者其他什麼人，但是關鍵在於他的身份。你要是旗人的話，一上臺做提督、巡撫之類的就很容易，但是你如果不是的話，你從縣官一路升遷上去是很麻煩的，所以兩者自然形成階級壁壘。但是富明阿這樣的旗人，當然他的祖先是廣東人；反過來，河南的很多順民其實是完顏阿骨打他們的直系後代。所以按血統是說不通的，實際上這根本不是血統問題，這是一個階級集團的問題。

[00:07:18]同樣，儘管西班牙美洲的形勢被很多人說成是種族主義，但是這根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種族問題。相當於是旗人的半島人有很多是膚色微黑的安達盧西亞人，就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的混血兒，是阿拉伯的穆斯林和黑人混血兒在西班牙統治下改信基督教的產物。他們如果留在西班牙本國的話，保不定要變成加泰羅尼亞獨立或者其他什麼人的支持者，但是跑到美洲來的話，他們就是作威作福的上等人了。而美洲有很多人，他們自己覺得他們的皮膚比這些西班牙官吏要白得多，我比你更白。像玻利瓦爾，明顯就是這種比他們更白的人。同時，論錢，我作為一個大莊園主，我的錢比領工資的官吏要多得多了，論學問，我接受的教育也比你好得多，但是你騎在我頭上作威作福，這是不合理的。

[00:08:13]按照我的術語來說，這叫德不配位。就是說，如果你的統治集團的威望鎮不住你理論上要統治的人、使他不能夠自願地心悅誠服的話，那麼事情很麻煩，要麼你很容易被推翻或者陷入長期動亂，要麼你必須用殘忍的手段進行鎮壓。這個奧妙是一般民小不懂的，其實道理很簡單。例如王小波或其他什麼人的小說說是，下鄉知青其實也就是中學生水平，被軍代表欺負，為什麼呢？軍代表是十足的貧下中農當了解放軍，所以在他們看來，中學生就算個小知識分子，他好像有點鎮不住。他手下的兵全是文盲，他平時管慣了文盲，突然來一個中學生在他手下，他覺得，不好好收拾你，你不知道我的厲害。你如果不怕我的話，你不服我，我的權威維持不住。

[00:08:58]同樣的道理，僭主政治有一個特點就是，統治者出身低微，像朱元璋和張獻忠這種人，誰都覺得他可以當皇帝而我做不得麼；但是貴族制度，如果是英國女王或者滿洲皇帝那樣，那麼大家就比較服氣，因為他原先就是貴族，所以這樣事實上是可以減少很多糾紛的。這骨子裡面是一個階級德性的問題，就是你能不能鎮得住的問題。官僚政治有一個重大的麻煩就是，在地方精英看來，你是一個出身低賤、錢也不多、學問也不大的範進一樣的人物，我們本地文的有唐伯虎、武的有郭靖這樣的人，看上去怎麼說論文論武都比你強得多，你無非就是拿了一個不值錢的官職而已。這樣你很難能夠鎮得住局勢，因此社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00:09:47]社會分裂到一定程度就要轉化為民族建構。特別是讀了太多書的人，讀了英國和法國思想家的著作、又有了美國革命的榜樣以後，於是他們就開始設計美洲合眾國了，覺得西班牙各殖民地可以像北美各英屬殖民地一樣搞一個美洲合眾國。在你沒有認真嘗試以前，看上去似乎並沒有什麼困難，你只需要在紙上寫一部憲法就行了，寫一部憲法是很容易的事情。於是大家就開始寫憲法，然後再寫什麼書信集、通信集之類的東西，提出美洲愛國者，我們美洲愛國者如何如何。那就是滿漢矛盾，我們漢人如何如何，旗人如何如何，旗人占了我們的官職如何如何。然後，革命形勢就漸漸成熟了。

[00:10:31]1812年西班牙本身的憲政改革，起初是西班牙君主國變成立憲君主國，全國選舉議會，美洲也有份，而且美洲還比西班牙本土要大得多。按照他們的理論來說，這就是東三省改土歸流，跟十八省一樣，變成二十一省，以後變成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西班牙民主國家，這樣似乎是十分美妙，以後的滿漢矛盾就可以完全不提了，大家都有選舉權不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麼。但是實行民主的結果，正如每一次實行民主的結果一樣，就是直截了當地分裂了。原先沒有解放的時候，分裂是在暗中的；現在一旦解放以後，分裂就浮上水面了，保守派執政的各地和自由派執政的各地很快就四分五裂了。

[00:11:15]比較強勢的，像玻利瓦爾這種人，他是在美洲合眾國土崩瓦解以後還企圖建立一個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就是把哥倫比亞、巴拿馬、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聯合起來，將來以大哥倫比亞共和國為基本盤，再復辟美洲合眾國。但是這一點其實也只有他自己才相信，跟蔣介石反攻大陸差不多，因為保守派人士已經在墨西哥建立了墨西哥帝國，準備恢復阿茲特克帝國的法統了，這兩個法統就是自相矛盾的。按說如果非要統一的話，只能你殺了我或者我殺了你。但是實際上他們根本就沒有往那方面走，因為墨西哥帝國也已經出了自己的蔡松坡出來反對帝制，結果連中美聯合省也分裂出去了。而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在玻利瓦爾在生之日就已經開始分裂了。玻利瓦爾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他想像華盛頓將軍那樣功成身退；另一方面，他又不高興他功成身退以後他的政治遺產在他剛剛一抽腳的時候就被所有的人搞得一塌糊塗。於是，他又忍不住要派他自己的愛將蘇克雷(Antonio José de Sucre)這些人，名義上不是他、但是代表他的意思回來搞政變，希望能夠撥亂反正。於是這樣又把情況搞得更加混亂和複雜了。

[00:12:32]這裡面的關鍵還是土豪集團的利益不一樣。各地的土豪集團，他們用他們的財政來支持各地的民兵。玻利瓦爾當時打仗的時候，他從海地登陸的時候，其實他的主要基地是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比委內瑞拉的形勢要保守得多，天主教會的勢力要大得多。但是在反西班牙戰爭的時候這事還可以不提，因為委內瑞拉也有天主教的保守黨。等到革命基本結束，政府的財政開支只剩下給獨立戰爭的老戰士發養老金這一項，其他的財政開支基本上就停下來了，政府基本上是一個空架子的時候，地方權力又全歸了過去的土豪。這時，土豪原先各人管各人自己事情的習慣又開始發作了，而且他們現在已經找不出什麼理由來彼此照顧或者支持，而玻利瓦爾本人也退休了，各地都面臨著不同土豪集團的政變。

[00:13:35]照美洲的那種社會集團的話，大地主和軍官是一回事。其實1920年代的四川和雲南也是這樣，總司令和地方上的地主是一回事。像劉成勳這樣做過總司令的人，退了休以後回到地方上，就變成地方上的大地主。然後下一次召開什麼善後會議或者議會的時候，他這個大地主是免不了被邀請的。周道剛、向傳義這些人都是以前的軍閥，退休了的軍閥就變成地主。而你看美洲的馬奎斯或者其他人的小說，動不動就是某某上校什麼的。這些上校有四分之三以上不是真的上校，連民兵上校都不是。就是因為他是本地的大地主，而本地的一般老百姓看到有錢有勢的大地主或者土豪就要叫他一聲上校。上校是一個普遍性的稱呼，就像你在歐洲叫別人老爵爺或者老爺一樣。只要是有點像上等人的，就把他叫上校，不管他實際上有沒有當過兵或者帶過兵。於是，各地的政權就落到這些上校們手裡面，上校們根據自己本地的俱樂部式的寡頭政權管理政府。

[00:14:37]實際上，發動軍事政變和議會改選幾乎是一回事，根本不存在現代媒體所謂的“軍事政變就是獨裁，議會選舉就是民主”這種區別。其實當時西班牙本土也是這樣。某一個議會一般來說不會是等到四年或者多少年任期屆滿才不得人心，可能過了兩年或三年，新鮮勁過去了，蜜月期快要結束了，支持率很低的時候，大家就開始醞釀著要倒議會了。通過合法途徑倒議會是不可能的，因為原來的多數派沒有經過改選是不會改變的，但是他們可以通過國王、內政部長和其他社會賢達發動政潮，迫使國王和內政部長提前解散議會。為什麼有的議會一年就被解散，有的議會三年、四年都不解散呢？這完全是靠這些幕後土豪和deep state發動的政潮，根本是不看議會原先的任期的。但是如果該議會和該總理死不解散、我就是要做到底的話，那麼他們就要採取政變的手段了。政變產生出的臨時政府自己主辦選舉，自然就會產生出一個新議會。這裡面，選舉根本不是重要的。等到社會形勢醞釀成熟，無論是內政部長主持的選舉委員會，還是政變軍人主持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之類的，任何人都知道，政變以後肯定會選出一個跟原先激進黨或者保守黨立場相反的議會。為什麼要換政府呢？在英美，差不多就是中間選民倒戈了，而在西班牙美洲和西班牙本地，那就是社會精英和寡頭集團的情緒、派系鬥爭之類的醞釀到差不多成熟了。

[00:16:16]地主、軍頭和議員是一回事，議會那撥人和地方上的上校們是一回事。上校們如果高興的話，他作為大莊園主，他是隨時可以製造出一批民兵來的。而這些民兵十之八九比起官方的正規軍要多得多，官方的正規軍是很少的。玻利瓦爾他們搞獨立戰爭的時候，其實西班牙根本派不出越過大西洋的大軍來，他們真正的對數就是本地的保王黨。等於是，獨立黨人是本地的一批大莊園主，跟華盛頓是一樣的。他們把自己的佃農什麼的武裝起來，再加上一些跟他們聯盟的、接受了他們賄賂的印第安土司或其他什麼人，構成一支聯軍，這就是獨立軍了。保王黨也是另外一批跟他們政治立場不同的大莊園主，他們也用同樣的方法搞出一支保王軍來。保王軍根本不是從西班牙過來的，而就是本地的。他們打了一場內戰，就算是獨立戰爭了。以後的情況也仍然是這樣。獨立戰爭以後，小政府當然實際上是一個空架子，總統和議會都是空架子。它的財政預算，80%以上是用來支付獨立戰爭退伍軍人的退休金和撫恤金的。其他沒有什麼開支，也沒有任何業務。地方上的各土豪如果高興的話，組織起來的鄉兵和民兵比這個法定政府形式上組織起來的正規軍要強大幾百倍。正規軍只是一個空架子，幾百人、幾千人。如果要真的打仗的話，還得像獨立戰爭一樣搞土豪動員，你才能夠搞出軍隊來。

[00:17:52]土豪動員有區域性的不同，這一個區域是自由黨當權，那一個區域是玻利瓦爾的人當權，第三個區域是企圖架空玻利瓦爾、認為玻利瓦爾早該滾蛋的人當權，然後他們自然而然就會分裂了。玻利瓦爾最喜歡的蘇克雷陸軍元帥被人刺殺以後，玻利瓦爾本人心灰意冷，退出政壇了。這時他的心腹愛將剛剛在委內瑞拉發動了一場政變，宣佈自封為護國公；而堅持法統的、比較保守的哥倫比亞人自己就索性建國了。哥倫比亞建國理論上是符合玻利瓦爾這個共和國的法統的，但是主持人實際上是當初反對玻利瓦爾的人；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軍人從理論上講是踐踏玻利瓦爾法統的人，但是他們實際上是玻利瓦爾的自己人。也就是說，實際上玻利瓦爾的自己人在獨立戰爭以後已經不可能通過合乎法統的方式當權，只能通過政變的方式當權；用合乎法統的方式當權的人實際上是比他更保守的地主集團，而這個集團維護了法統和玻利瓦爾本人的名字，卻把玻利瓦爾的政策給消滅掉了。結果，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就是大哥倫比亞）大體上來說是大哥倫比亞保守派的遺產，而委內瑞拉和巴拿馬是大哥倫比亞自由派的遺產。

[00:19:15]當然，保守派和自由派核心都是軍閥兼地主，只是政治傾向有那麼一點細微的不同。這個細微的不同，就西班牙美洲十九世紀以前的情況來講，主要不是在經濟政治色彩上有什麼不同，而是對教會的態度不同。對於天主教國家來講，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主要分野在於親天主教和反天主教。所謂的自由派，就是比較反教會的。反教會，一方面體現在壓制教會所主辦的大莊園的勢力，在政治上主張雅各賓式的中央集權，用大有為政府來打擊天主教土豪的勢力，在意識形態上更加傾向于白人種族主義，因為天主教會是窮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主要保護者。保守派是比較主張地方分權，比較主張土豪專政，比較維護原先的土司頭目、印第安酋長和印第安人習慣法的傳統權利，反對中央政府獲得過多權力的。這是十九世紀的基本盤。“集權就是自由”是西班牙激進派和拉丁美洲激進派的共同口號，這個遺產到現在還存在。所以直到現在，哥倫比亞實際上仍然是一個保守派的營壘。而巴拿馬之所以從哥倫比亞獨立出去，就是因為馬爾克斯小說中曾經描繪過的千日戰爭，巴拿馬是自由派的大本營，而哥倫比亞是保守派的大本營，打到一定程度以後，兩黨就自動變成兩國了。

[00:20:57]但是無論如何，即使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長期執政的地方，軍事政變也是避免不了的。相比之下，有一點細微的差別就是，自由派的委內瑞拉比保守派的哥倫比亞更容易發生政變。這跟它產生的源泉有關係。保守派必須依靠天主教會，天主教會給它提供了穩定性。而由於天主教會掌握了正統性資源和大部分社會資源，以至於爭奪政府的權力顯得不太重要了。而自由派是以反天主教起家的，它經常要沒收天主教的地產或者是沒收印第安村社的財產，壓制在他們看來是落後保守的印第安人的勢力，擴充歐洲人的勢力，因此它是有進取性的。進取性的結果就是它要積極地運用手中的資源，因此自由黨各派系更容易發生政變。自由黨容易產生出更激進的、拉丁美洲稱之為軍事雅各賓黨的派系；而保守黨不大容易，它的寡頭體制是比較穩定的。當然，寡頭和民主本身就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英國，你說它是民主也可以，說它是寡頭也可以。只不過它的由地主資產階級組成的選民團內部比較穩定，法統比較好，所以一般人也就說它是民主的起源了。但是從社會階級的角度來講，它當然是一個寡頭性的國家。拉丁美洲的運作得比較好、自由主義色彩比較強的國家一般就是保守色彩比較強的寡頭國家，例如巴西和哥倫比亞這樣的國家；自由派色彩、中央集權色彩、雅各賓色彩比較強的國家，總是不斷地在政變中掙扎。

[00:22:36]而且，這樣的政變造成了語義學上的混亂，也就是說，用我的分類法來講的這些激進黨人，經常被很多人稱之為是保守黨人。因為激進黨在執政以後又在自己內部會產生出更加激進的軍事雅各賓黨，像母雞下蛋一樣，政局永遠不穩定，結果往往是，最初的激進黨人還被左派作家或者不明真相的外國人稱之為保守黨，這樣就把情況給弄亂了，他們跟巴西帝國或者哥倫比亞那些依附天主教會的保守黨有很大的不同。這種稱謂上的混亂本身也就是一個語言腐敗的產物。實質上講，激進黨大家庭內部的雅各賓化和激進黨各派系之間的鬥爭都是反天主教會的。你只要按照這一點來區分的話，就不會把那些比較穩健的激進黨誤稱為保守黨。委內瑞拉在十九世紀反復的政變和選舉基本上就是在雅各賓主義者和傳統激進黨人之間。照十九世紀的習慣，激進黨人一般自稱為自由黨，但他們的政策跟英國所謂的自由黨和輝格黨是不一樣的，跟法國的激進社會黨和西班牙的自由黨是基本一致的，他們在西班牙也自稱為是自由黨的。

[00:23:57]這場遊戲按照二十世紀的標準來講，對社會基本盤改變得還是不多，因為自由黨人按照二十世紀的看法仍然是地主和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他們的改革照拉美的說法就是，科學把迷信的天主教徒趕走，用專業性的官僚來取代他們，搞一些修橋補路之類的工程。但是由於他們自己就是地主資產階級的緣故，他們很難實行高稅收政策，他們也沒有辦法擴充軍隊。所以，按照二十世紀的標準來講，他們搞的建設事業其實也是很少的。他們留下的真正持久的遺產就是，破壞了天主教和印第安村社的大地產和舊時代自治城市的遺存，把舊的自治城市變成了官吏中央集權管理的地方，把印第安村社改成了多多少少是尊重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的私有領地，把天主教會的具有強烈社會福利色彩的大地產解散了，擠壓修道會對教育的主權，用公立學校去取代天主教會主辦的學校，這些事情就是他們的主要政績。因此，凡是激進黨執政的地方，印第安人的處境就比較差，因為他們在市場經濟之下處於弱勢，沒有過去的村社制度和天主教會大鍋飯的保護，他們原先私有的領地很容易大量地流失。但這恰好就是激進黨進行改革的用意。對於他們來說，這是摧毀了落伍的土司統治，使得先進的市場經濟得以獲得發育成長的機會。結果就構成一個很矛盾的現象：等到進入二十世紀左派開始興起的時候，激進黨執政的這些國家的階級矛盾比保守黨執政的國家要大得多。保守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有保護窮人免受市場經濟危害的傾向性。窮人不是跟著保守黨和天主教會走，就是跟著社會主義走，但他們不大可能跟著激進派或者自由主義者走。激進派要的是高學歷、聰明人主辦的技術官僚，自由派要的是善於做生意、善於經營的新式地主和新式企業家。對於頭腦不夠硬、在市場經濟中間很容易失敗的這些比較笨、比較懶或者不太適應的窮人和有色人種來說，這是極其冷酷無情的。他們要麼是向右轉，到天主教會那裡去尋找保護；要麼就是向左轉，到社會主義者那裡去尋找保護。

[00:26:37]在十九世紀，普遍的選舉制，無論是激進黨還是保守黨，都是以財產權為資格的選舉制，跟英國的選舉制是一樣的。因此，真正參加選舉的議會的選民跟軍閥的俱樂部是差別不大的。有資格選舉的就是那麼一小撮大地主。你搞定幾百個大地主，本選區的選民就差不多了。那幾百個大地主改變了主意，那就是下一輪政變或者提前選舉的時候。政變和提前選舉的差別也是微不足道的。軍事雅各賓主義者和傳統的激進黨人之間的差別就是，軍事雅各賓主義者就是像現在的查韋斯這種人的先驅者，一般就是激進派地主的子女一代到法國或者其他地方去受了一點軍事教育，對本國緩慢的改革進程感到不滿，認為只有軍隊才能代表人民，通過議會政治和傳統的寡頭政治不可能實行真正有效的改革，必須通過軍事政變的方式，然後以軍人支持人民的方式建立有為的、極少數人的軍事專政，用這個軍事專政來推行法國式的激進改革。軍事雅各賓主義在十九世紀多半是失敗的，他們曾經很多次奪取政權，但是能夠維持政權的時間都非常短暫。你從我剛才的描繪也可以看出，軍事雅各賓主義的政變除了比傳統的激進黨人政變更激進一點以外，好像看不出很明顯的區別。從保守黨的角度或者從社會公眾的角度來講，他們只不過是激進黨大家庭當中的逆子而已，好像跟激進黨傳統政策區別不大，而他們的社會基礎（包括在軍隊內的基礎）又比傳統的激進黨人要少得多，所以支持它的利益好像並不是很大，而反對它的理由卻很多，所以他們是很難成功的。但是他們在文學上留下了很多痕跡，因為失敗者容易看上去像是浪漫的英雄。在大家對社會形勢不滿的情況下，文人特別容易把他們塑造成為浪漫的英雄，跟印第安人逃犯、騎馬的強盜匪幫或其他什麼你在現實生活中很不高興遇到、但是在社會上受了氣卻很希望他們出來殺一殺那些討厭的元老巨頭、替你出一口氣那種情況一樣。文學家是專門負責滿足你這種意淫的白日夢的，所以他們看上去形象就顯得非常好。

[00:29:08]時間漸漸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傳統的選舉制開始動搖，真正的左派勢力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這一點也跟共產國際的滲透有關係。共產國際開始實行了全球滲透政策，它在美洲也有自己的幾個滲透基地，試圖從打擊大地主和天主教會入手，統戰比較激進的軍事雅各賓主義者，在智利、墨西哥這些地方為自己打開局面，用共產黨鑽進國民黨內驅使國民黨的那種模式，在印尼就是驅使伊斯蘭教聯盟，在美洲當然就是驅使軍事雅各賓主義者的政黨和政變集團。大眾民主制和普遍選舉權的開放是軍事雅各賓主義者政變的遺產，普遍來說都是這樣。他們的政變只建立了很短命的政權，但是他們對選舉制度的改革卻被保留下去了。被保留下去主要就是因為，激進黨傳統集團認為，這樣的改革可能傷害保守派比傷害他們自己更大；而保守派的集團又認為，這樣的改革對於掌握著大批窮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教會有利，而對除了受過很高教育和相當有錢的精英階級以外對誰都瞧不起的自由主義者和激進派更不利。所以雙方都認為這種改革是在打擊對方，因此就把這樣的改革保留下來了。但是從事後的發展看來，好像保守派的看法更正確一些。

[00:30:43]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和全世界的激進派和自由派都有一個維克多·雨果描繪的特點：他們自己以為他們最代表人民，而人民卻不認為他們跟自己有什麼關係。在真正的底層人民看來，你們是一幫知識分子和老爺，是讀過很多書的，滿口都是高等理論，穿著油亮的皮鞋，而且還相當有錢（因為讀書和有錢這兩件事情本來就是連在一起的，沒有錢的人是很難讀很多書的），所以你們根本就是上等人，你們要來代表人民是不是不合理。誰能代表人民呢？如果不是右派的教會的話，就是左派的社會主義者了。教會是下等人能夠容身的一個巢穴。無論在法國還是西班牙，能夠當自由黨人、講人權民主，那肯定是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是搞不定這些的。但是教會像是1920年代的師範學校一樣，它是可以免費給窮人子弟上學的。上學培養出來的人到它的邊遠教區去給窮人當神父，這是一個自古以來就有的模式。所以，窮人的子弟上不起昂貴的私立學校的，上教會的學校、將來做神父也是一條很好的出路，做了神父也就是等於做上等人了。你要是不做神父的話，你永遠是下等人；做了神父以後，原來的上校、將軍、議員都得跟你平起平坐了。因此教會很容易變成窮人的出路，窮人的感情很容易跟窮人子弟擔任教士和神父的教會心連心。而左派通過工會、政黨動員諸如此類的方式，又製造了一個跟教會平行競爭、通常是敵對的體系。社會民主黨那一套體系其實性質上就是一個反教會的教會。由黨委書記代替牧師的位置，星期天到教堂禮拜變成了星期天的政治學習，由黨委書記舉行。黨委書記搞俱樂部、托兒所、幼兒園，負責給工人群眾介紹工作，收集基金，為工人在失業的時候做準備，準備罷工基金，在罷工的時候讓罷工的工人有飯吃。

[00:32:55]這些工作其實都是反向的教會工作，教會傳統就是幹這些事情的。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它是給窮人降低風險的一種做法。從最古老的什一稅就是這樣的。所謂教會的錢是窮人的錢，什一稅收來是幹什麼的？就是緩急有度，平時你有錢的時候交什一稅，然後這筆錢在你自己有事情的時候教會會幫助你，大概就是一個保險體系。如果你是孤立的個人，那你就必須很牛逼很有本事，你得一直成功永遠不失敗。哪一次失敗的時候沒有人拿錢來幫你，你會很倒黴的。一般來說，不是很優秀、很牛逼、很有錢的人，他不敢冒這個風險。只有自由黨人敢這麼做，自由黨人提出的那一套自由競爭、個人獨立負責，是專門為成功人士準備的。他們必須是幾代人都已經很成功、抗風險能力很強的人，才支持得起這一套，才可以嘲笑得了教會。一般沒那麼成功的人士沒這份把握的，他們不敢輕易離開教會提供的抗風險體系。這裡我就要順便提一提，抗風險體系的強弱是決定你的基層共同體能不能擴張的關鍵因素。上層知識分子的理論，包括早期教會的神學家的三位一體應該怎麼解釋的那些理論，都是無關緊要的。這一點我是很有把握的。如果你的基層組織弱的話，你很容易被吃掉。

[00:34:13]例如在明清時代，伊斯蘭教在北方 — — 特別是西北的擴張，其實關鍵就是因為週期性的饑荒。在饑荒的時候，所謂的漢人，其實就是儒家信徒，如果不是易子而食的話，至少會大量地拋棄嬰兒，特別是拋棄女嬰。大量被拋棄的嬰兒被所謂的回民收養，他自己收養了以後，跟著他長大的孩子就算不是他自己生的，他也按照自己的習慣去教，自然而然地按照穆斯林的教育變成了穆斯林。當然，這樣反反復複折騰的話，此消而彼長，穆斯林人口必然會不斷增長，而且他們組織的強大和組織層面的忠心顯然都要超過你。我們想一下當時的情況，劉老地主是本地的秀才，我管我本地宗祠這好幾房，其他人我不管，我如果有粥喝的話也只給他們喝，我就管這些人。而伊斯蘭教教會管的可就要多得多了，普天之下穆民皆兄弟。穆聖說過，不救濟窮人的人是進不了天堂的。穆斯林要專門納濟貧稅來專門做這種事情。不這麼做，道德上的負擔是很重的。不同的教派雖然有不同的衝突，但是原則上它是普世的。它搞慈善事業的效率是要高得多的。這樣就有一個附帶的效果：第一就是，在自然和饑荒的狀態下它收養的人更多；第二就是，它的成員的忠誠度要高得多。你不可能忠誠於一個你遇到危難的時候把你踢出門的角色。這種人跟你，像資本家跟工人一樣，是一種契約關係。你和他遇到危難以後，你們都不能指望相互幫助和守望相助。能夠守望相助的，最低標準是你餓飯的時候有人來給你送飯，最高標準是你跟官府發生衝突的時候有人來幫你打架。穆斯林這兩者都能做到，相反，儒家的宗族在兩方面都要做得差得多，此消而彼長是必然的。陝甘兩省，穆斯林和儒家信徒的比例是一比十，但是打起來的話，給人的印象就是七比三。只占人口百分之十的穆斯林一般來說在七成的場合是能夠打贏的。如果不是湘軍的左宗棠拿著胡雪岩從德國進口的西洋武器來助戰的話，那是一點翻盤的希望都沒有的。

[00:36:30]現在我就聽到過很多包括紐約、北京和上海的基督教知識分子在說，共產黨打掉了儒家宗族，為基督教會的擴張剔除了障礙，認為基督教會是一定能行的。倒退三年我還很相信他們說的話，但是現在我就認為情況不是一定如此。它是有具體指標的。比如說，前幾天成都的王怡被亂七八糟的人抓了，被抓的還有一個叫李英強的長老，他的妻子叫張新月。有人在推特上轉發說是，公安把她的銀行卡給凍結了。在以前的推特上又說，她是一個多麼堅強的女人，一個人帶著她自己的孩子跑這跑那，各種事情都做了，用頌揚的語氣說她是一個多麼好的基督徒。可能有很多文藝小清新會因此而感到感動，我如果在十八歲的時候也會大為感動，覺得基督教真是好得很，說不定還有人真的會因此就索性皈依了也有可能。但是鑒於我現在不是一個十八歲的文藝小清新或者民主小清新，而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奸巨猾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所以這樣的推特給我留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印象。他媽的，你們的教會是幹什麼的？一個女人的丈夫被人抓了，且不說他是政治迫害的產物，就算他的丈夫是真正的強盜，一個強盜的妻子和孩子，至少那個孩子是無罪的，孤苦伶仃，就算他不是你們教會的人，而是一個異教徒，按照早期教會的規矩，難道不是你們應該端茶送水，帶著糧食麵包去救濟他們，給他們送溫暖嗎？羅馬帝國的朱利安皇帝迫害基督教會的時候，皇帝本人都承認：“你們異教徒說得一片嘴響，真的窮人有了困難的時候都是基督教徒去救的。包括你們異教徒的窮人，遇上災禍和瘟疫的時候，只有基督教徒去救他。這樣你怎麼能夠壓得住基督教徒呢？”這還是對異教徒，而你們教會的自己人幹什麼去了？就是說，她以前一個女人帶著孩子、自己跑這跑那、辛苦得不得了的時候，你們那些教友是幹什麼吃的？警察沒有把你們全部抓掉吧，你們還是相當有錢的人（因為她那個教會是典型的中產階級教會，我以前就聽過有說法說他們其實經濟上是不缺的），你們難道偷偷摸摸地買些麵包礦泉水送到她家、讓她不用自己跑超市都做不到？

[00:38:51]你這種宣傳，對於老奸巨猾的人就是一種反向宣傳。給我留下的感覺就是，他媽的，這跟共產黨到西藏去支邊的時候說的感覺一樣。啊，偉大的共產黨員在西藏過著多麼困難的生活，最後得了肝癌什麼的，真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然後我看了這樣的說法就說，他媽的我要是去西藏我是傻逼，你共產黨人要別人給你賣命，你連這樣的基本服務都提供不了的話，我看你是要完。早期教會和任何時代的教會碰上這種情況，這是一個最起碼的事情，而你居然做不到。是真的做不到，還是為了宣傳故意這麼搞、實際上是做得到，我也不好說。但是我敢說，這種情況就是你的教會的組織度的真正考驗。一個真正有組織能力的教會，如果它想要維持成員的忠誠的話，不是它講出來的理論怎麼樣。它的普通老百姓的成員，根本不懂什麼教理的這些成員，他很有把握“有困難找教會”是沒錯的。聖誕節揭不開鍋，像賣火柴的小女孩那樣，牧師要給他木柴。如果沒有經費的話，現在就得把牧師的房子讓給他。不要說別的，就說我在美國看到的十九世紀留下來的牧師的宅子也就是這個樣子的。本地牧師的太太一般是一個很倒楣的人，她跟別人不一樣，是不能夠安心過聖誕節的，如果聖誕節有賣火柴的小女孩找上門來，必須得做飯給她吃，給她安排住宿、床鋪之類的。

[00:40:22]像安徒生描繪的賣火柴的小女孩那種事情，其實就是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中間傳統的教區跟不上、城市出現了教會真空的結果。這個教會真空，在英美是由一些被當時的貴族教徒、國教會、切斯特菲爾德勳爵這些人認為很有邪教色彩的野教士主辦的教會的宗教復興運動搞定的，在歐洲大陸則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民主黨人，社會民主黨人提供的就是教會漏下來的那一部分。像現在博洛尼亞的意大利共產黨，它之所以在蘇聯垮臺以後能維持下來，它是幹什麼的？它是專門負責在鄉下青年進城的時候，鄉下青年進城舉目無親，到博洛尼亞找誰？找共產黨。共產黨會負責為他介紹工作，失業的時候給他發失業救濟金。罷工的時候，罷工了不是沒有工資麼，罷工津貼負責養你。勞倫斯(D. H. Lawrence)的小說中間，就描繪過一個工人在領了罷工津貼以後賭博、把罷工津貼輸掉了、回來跟老婆吵架的故事。你以為工會的力量和社會民主黨的力量是怎麼起來的？靠罷工津貼、靠它的財富起來的。你一個教會辦了多年，有很多成員是很有錢的，你居然沒有一些津貼和一些專業人員讓你的教民在遇到危難的時候可以直接去把自己的生活維持下來，那麼你的教會是很有問題的，你的組織就是很有問題的。無論你在教義上怎麼講，這肯定不符合幾千年來基督教會的組織模式，至少兩千年的基督教會中間有一千八百年的組織模式不是這個樣子的。而且，如果當初他們就是這麼組織的話，他們肯定是早就完蛋了。

[00:42:01]當然這還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說，如果你的主教被羅馬皇帝抓了，要送去砍頭，你的教會不會因此而散掉。你們要發動武鬥，遊行示威式的組織你的大批教民到刑場上一路送他。在監獄裡面，要像聖保羅在監獄裡面的那些人，一路通信。雖然在監獄裡面，他還像是忠王李秀成在監獄裡面那樣，像領導一樣。太平天國的士兵在監獄裡面一看到忠王李秀成，立刻就跪下來磕頭，好像是在蘇州的王府裡面一模一樣。聖保羅在監獄裡面也是像一個主教一樣威風凜凜，各地教會有什麼事情照樣恭恭敬敬來請教他，他照樣發號施令。直到送命的前一天，他仍然是像一個國王一樣。你不能說是一個人被抓了以後立刻大家就作鳥獸散，好像誰都不敢出頭，那你是肯定要完的。這種事情都是平常就應該能維持下來的，平常要有經常的小規模的練習。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平常還沒有事情的時候，需要給窮人送溫暖，要是哪位仁兄不肯出力出錢的話，你立刻就要拿出聖經上那個財主隱瞞了財產被上帝懲罰諸如此類的先例，你拿來裝神弄鬼一番，按照基督教反對者的話說，你神棍一下子，立刻開除了他，做一個榜樣。你要經常開除人才行，不能把你的組織弄得像俱樂部一樣，想來就來，想不來就不來。像蘇東坡學佛學一樣，找幾個高僧談一談，然後搖頭擺尾，覺得自己學了很多新概念新名詞，十分得意，然後大家就散夥了。等到蘇東坡被皇帝抓了的時候，當然是誰也不會來的。知識分子無論搞什麼宗教都是為裝逼目的而設計的；而老百姓不是這樣的，老百姓需要教會就是為了抗風險。教會能不能擴張，就看你的抗風險能力。抗風險能力強，你可以像惡霸一樣擠掉其他的組織，比政府更強大；抗風險能力弱，那你什麼也不是，你講得再好也沒有用。所以，這個事情真的是不能看標簽的。

[00:43:55]拉丁美洲的教會是在小政府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而居於弱勢的印第安人和黑人這些對教會的依賴性比起社會成功人士要更大一些。這是天主教會在拉丁美洲最根本的根基所在。這個根基在，那麼激進黨人和共產黨人都是動不了它的；這個根基不在的話，你再怎麼折騰，情況也沒有用。我再舉一個例子，它不是基督教會的例子，而是一個妖道，劉湘那個時代有一個妖道叫劉從雲。有很多人說劉湘因為是一個迷信狂才會信他，但是實際上這個人是幹什麼的？他的會道門是有組織練兵的，他有三百多人的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核心軍官，還有三千多人的民團。這種事情在當時人人都在辦民團的情況下是非常常見的。他在榮縣、威遠這兩個縣留下來的民團，在共產黨來了以後跟共產黨打了很久的仗。劉湘手下的另一個大將王陵基非常恨他，認為他在軍事上是一個亂指揮的人，給劉湘出了很多壞主意，也許是這樣，但他至少是一個很優秀的土豪培養家，他培養出來的弟子在地方上當地頭蛇是當得很成功的。而劉湘作為一個政治家，他要對這個會道門的頭目恭恭敬敬，恐怕就跟君士坦丁要捧基督教會的道理一樣，因為他有社會團結力，這種人在地方上的地頭蛇和爪牙很多。得罪了他，你麻煩很多；讓他幫你的話，你在地方上征糧、征款、自衛、民團之類的各種事情都好辦得多。你從共產黨來了以後他手下的弟子仍然很能打這點就可以看得出。

[00:45:35]一般的看法就是（我自己以前也是這麼看的），基督教會和伊斯蘭教會的組織力都比只管自己本姓親屬、頂多是一個宗族集團的晚期儒家要強得多，所以，共產黨能打倒儒家，不一定能打倒他們。但是現在我的看法就是，基督教會不一定都是這樣的。如果你自己手下的長老被人抓了，他的老婆居然要用自己的銀行卡裡面的錢替自己的孩子辦事，而且你們居然還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要拿出去作為一個偉大的榜樣來吹噓，根本不覺得這是你自己的責任的話，那你這個教會是要完的。你這個教會，直截了當地說吧，還不如妖道劉從雲的會道門。而且，共產黨來的時候，我敢說，你這樣的教會是組織不起民團跟共產黨打遊擊戰的。而妖道劉從雲的會道門、一貫道和各種各樣的道親們，他們是能夠做得到的。真的到競爭的時候，你還競爭不過一貫道。所以這個事情不能夠按照單純的標簽來看，而應該按照教會本身實質上走的路徑來看。團結能力和凝聚力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必須跟具體小團體的賞罰有關係。如果你自己在自己的小團體裡面平時賞罰不力、威權不力的話，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你的小團體內部就是很沒規矩，想怎麼來就怎麼來，那你怎麼樣做都是沒有用處的。

[00:46:57]美洲的天主教會是自身兼任大莊園主的職能的，所以它自身就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領主性。雖然按照自由派的看法來講他們這種半封建性的堡壘本身就是國家機器應該摧毀的對象，但是實際上摧毀無法徹底。你從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權力與榮耀》就可以看得出，對於比較窮家小戶的人來說，神父給他教書、給他送木柴、送溫暖這些功能是無法替代的。國家辦的公立學校，教師就是一個准公務員。收不到學費，或者即使理論上公立學校是免費的，但是教師肯定想要賣教科書或者亂收費之類的給自己搞點錢。實際上，公立學校是只能為小公務員這一層次以上的中下階級服務的。真正到無利可圖程度上的窮人，還是只能找教會。這個基本上的階級分野是教會的根基，無法被摧毀。然後在二十世紀共產黨人開始在拉丁美洲做工作的時候，又出現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那種情況，所謂的紅衣主教和黑手黨爭奪權力，只有它們兩者才能夠避免共產黨在意大利南部肆虐，這種局面就開始出現了。這時，普選制的實施使得議會的穩定性不復存在，議會不再是軍閥和大地主的一個俱樂部了，而是出現了很多平民階級的煽動家。議會要解散或者要改選，麻煩都變得比以前更多了。同時，三十年代，特別是五十年代以後，美國的援助又使得軍隊的規模大大擴大了。在美援來到以前，拉丁美洲的軍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概念；在美援來到以後，拉丁美洲開始有了真正的正規軍。而正規軍產生的結果就是，原先寡頭式的軍隊不復存在了，現在的軍隊是一支真正的軍隊，但是它又沒有真正的敵人，除了鎮壓共產黨遊擊隊以外也沒有真正的義務。而這樣一支軍隊跟這樣的議會一樣，也就不再是過去寡頭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堡壘了，因此新的動盪時代不可避免地要來臨。

[00:49:10]三十年代是拉丁美洲新式政變頻發的時代。什麼叫做新式政變？就是這一批政變軍人當中有一批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其中還有一批像國民黨人一樣是被共產黨人操縱的。智利和委內瑞拉都發生了這樣的政變。委內瑞拉的情況是，政變結束以後，被新的左派勢力嚇壞了的激進黨人、自由黨和保守黨人聯合起來，試圖在普選制之下構成一個寡頭俱樂部，就是通過黑箱操作的選舉名單交換來維持他們的共同統治。也就是說，名義上自由黨人和保守黨人是敵人，但是實際上他們製造了一個共同的選舉俱樂部。你上臺，我當反對黨，我上臺，你當反對黨，但是選舉名單都不超出我們設計的這個名單範圍。以這種方式來馴服大量無產階級參政所造成的政治動亂，同時消滅軍事政變的理由。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是這個寡頭交換體制成型的時代。1958年憲法是以消除過去的軍事政變的源頭為藉口，把這種政治分贓制固定化了。形式上的兩黨制使大多數選民對政治喪失了動力，因為他們知道兩大黨實際上是堅決地定下了把第三派小黨或者是有可能代表平民階級的政變獨裁者踢出門外的基本動機，而反抗基本上是徒勞的。因此，在形式上實施普選制、選舉權正在擴張的同時，實質上參加選舉的人數很少，投票率極低，而極低的投票率保證了兩大黨的輪流執政。而兩黨形式上的輪流執政使美國人和廣大的民主愛好者感到滿意，認為委內瑞拉已經是一個合格的民主國家了。而美國援助的軍事現代化和石油工業的產生保證了政府的財源，使得政府派向基層的福利能夠順利增長，而基層的福利增長有效地收買了下層階級不參政 — — 不是收買他們參政，而是收買他們不參政。這個格局就是二十世紀中期委內瑞拉最基本的政治格局，石油美元是其中的經濟關鍵。

[00:51:35]當然，也會有不耐煩的人產生，就是像查韋斯這種人。他要是在十九世紀，就是軍事雅各賓主義者。他現在自稱為“玻利瓦爾主義者”。“玻利瓦爾主義”是軍事雅各賓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個混合體，很像是卡斯特羅在跟古巴共產黨合作以前的那個局面。卡斯特羅本來也不是共產黨人，但是他最後不得不跟共產黨人合作，就是因為他的理論是一片混亂，而共產黨的理論是有章有法的，他的組織是一塌糊塗，而共產黨的組織也是有章有法的，最後他不得不變成共產黨人。查韋斯的情況就像是卡斯特羅在變成共產黨以前的那種情況。他的“玻利瓦爾主義”其實也不是他開始的，而是保守派開始的。哥倫比亞的保守派就用玻利瓦爾的名義推行玻利瓦爾本人反對的政策。其他人，當然激進派這麼做也不算過分。查韋斯宣稱解放者玻利瓦爾的政策是為窮人翻身的，但是玻利瓦爾本人不僅是一個大地主，而且他的政策沒有一點點是要擴大選舉權的意思。而且玻利瓦爾本人在第一共和國倒臺以後還曾經被人說過，玻利瓦爾的主要問題就是選舉權擴張得太濫了，實在是應該讓他當護國公，好好整頓整頓，把不該參加選舉團的人統統踢出去才合理。所以，玻利瓦爾實際上是代表了跟查韋斯相反、而且在查韋斯時代肯定是會變成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那種人。但是這個沒有關係，因為玻利瓦爾畢竟有一個解放者的名號，儘管當時所謂的解放者就是驅逐西班牙君主國而已，連驅逐教會的意思沒有，但是查韋斯可以重新解釋，把解放者解釋成為民粹主義的意義。民粹主義在理論上是很不值錢的，跟同樣是左派的社會主義沒法相比。民粹主義者不像社會主義者那樣有強有力的組織而且更容易迎合草根的本能、樸素的情緒，所以他即使是成事不足，敗事總是有餘的。社會主義者要怎樣對待民粹主義者，從來是社會主義者能不能夠成功的一個關鍵點。

[00:53:38]查韋斯發動過幾次政變，都失敗了。最後他放棄了政變，自己組織了一個破壞性的、像藤森的那種大眾性政黨，在兩黨壟斷的精英階級以外直接訴諸群眾，通過有效的配票，終於獲得了成功。然後大資產階級、議會和軍隊一再發政變來反對他，結果每一次反政變都增加了他的實力，使他在以後的選舉中獲得了更多的選票。我們要注意，查韋斯可以說是一個凱撒主義者，但他不是民主的敵人，他是完全依靠民主方式上臺的。雖然他也搞過政變，但他上臺不是依靠政變，維持統治更不是依靠政變。他靠的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福利分配體系，這個跟1958年的福利分配體系是非常相似而方向相反的。也就是說，1958年體制的實質就是，給你發糖，希望你不要惹事，希望你自己關門過小日子，臺上的事情由我們大老爺替你處理，你就安安心心地過日子好了；而查韋斯的福利是，發給你福利，你就要出來替我上街喊，如果你不上街喊的話，我就不發給你福利。這個做法也是其來有自，它本質上講是列寧同志創造的。列寧就用這種方式使得聖彼得堡的立憲民主黨和資產階級無計可施。他實行戰時配給制度，凡是不擁護他的人，他就不給你發配給卡，不給你發配給卡，你就領不到麵包，然後你就要餓死。於是用這種方式，使得凡是參加蘇維埃選舉的人非得選布爾什維克不可，不選布爾什維克，以後你的配給證就沒有了。1979年的伊朗宗教革命，伊朗的毛拉們用這個以前的伊斯蘭教領袖從來沒有用過的辦法，成功地打掉當時的左派勢力。我們要注意，這種手段是技術性的。你不要以為它一定是布爾什維克或者左派才能夠用。在伊朗革命當中，這個技術性的手段很有效地打掉了伊朗共產黨、伊朗社會民主派和伊朗伊斯蘭勢力當中的左派。跟現在很多人的印象相反，霍梅尼當時的形象並不難看，而美國人對他寄予了很大希望。美國人在1979年革命的時候最怕的是左派勢力，而且美國當時的卡特政府駐德黑蘭的大使把霍梅尼比作聖雄甘地，認為他是伊斯蘭教的聖雄甘地，是伊斯蘭教內部的右派勢力，可以指望他來打掉伊斯蘭內部的左派勢力和真正的左派勢力。這一點不是胡說八道，因為霍梅尼確實完成了這兩項偉大任務，但是他是用列寧黨的手段來完成的。

[00:56:14]傳統的伊斯蘭教清真寺，當然，跟大多數宗教一樣，它是負有救濟窮人的任務的。在伊朗國王推行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時候，經濟飛速發展，但是窮人覺得，我變得無依無靠了，在過去的傳統政治之下我窮了病了還有人來管我，現在我完全要依靠自己了。這種情況下，清真寺負責救濟他們，贏得了基層的人心，使得國王和自由主義者狼狽不堪地下臺了。當然，這個體制是分散的，伊斯蘭教並不是鐵板一塊。伊朗的什葉派也是至少要分為兩個相互敵對的大教派，而大教派之下有各種各樣的小教派。德高望重者這樣的宗教領袖是由粉絲捧起來的。首先當然你要獲得一定的學位和宗教資格，你才能夠上去競爭。但是你競爭了以後能夠獲得多少粉絲，說不定。你的粉絲會給你打錢，然後替你打廣告，各種吹噓，甚至還會形成打群架的幫派，跟別的宗教學者的粉絲打群架。在你的群體內部，你做的習慣法解釋就有准法律的效果。當然，你也要負責去救濟你手下的人或者是給他們各種出頭之類的，這樣你的幫派才能維持下去。這些幫派是分散的。阿亞圖拉在霍梅尼以前也只是一個榮譽稱號，並不是真的能管得住誰。你只有自願擁戴阿亞圖拉，才是阿亞圖拉的門徒。如果不擁戴的話，阿亞圖拉也拿你沒有辦法。

[00:57:46]而霍梅尼在1979年革命以後的兵荒馬亂的狀態下，他用配給卡制度，利用原有的清真寺的救濟制度，他把他自己的伊斯蘭共和黨變成一個列寧式的全國性的網絡，把各地的資源整合起來，發配給卡。屬我們本黨的人，我們系統的清真寺就給你發配給卡，保證你有糧食、有麵包、有各種物資供應；不是我們系統的人，你拿不到這個配給卡。而左派卻忙著搞一些左派軍官和搞恐怖襲擊。美國人當時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霍梅尼當時不怎麼搞恐怖襲擊，而他的伊斯蘭共和黨即使是在已經把總統和總理都抓到手裡面以後，自己還是恐怖襲擊的對象，像甘地一樣差一點被炸彈炸死，而他任命出來的共和黨總書記和幾個大佬都被真正的左派勢力扔的炸彈炸死了。按照當時的標準來看的話，他們明顯是恐怖分子攻擊的目標。所以，美國人認為他們是穩定力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這些左派分子像是俄國的社會革命黨一樣，把時間精力都拿出去扔炸彈了，把列寧同志給炸傷了，好像是很凶的樣子，但是因為沒有掌握配給卡，卻失敗了，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給自己的部下管飯，也沒有辦法讓敵對自己的人吃不上飯，而能不能吃上飯這件事情看來是比扔的炸彈多少、出的烈士多少更重要。就俄國的情況來看，社會革命党的烈士比社會民主黨要多得多了，沙皇判刑判得最重、鎮壓得最狠的肯定是社會革命黨，社會革命黨在農村的基地也更多，在立憲會議中得到的選票也更多，死的人也更多，戰鬥也更勇敢一些。但是卻被社會民主黨系統出來的布爾什維克給整死了，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計劃經濟這一套的奧妙。計劃經濟真正的奧妙不在於經濟上，而在於政治控制上面。

[00:59:37]霍梅尼用他的配給卡，使他的支持者構成的那個基層供應系統變成了最大、最可靠的供應系統，而跟他作對的軍人、自由主義者和左派分子沒有類似的系統給他們供應。等於說，當時的基層供應系統七成是霍梅尼的江山，另外三成是跟霍梅尼不合的其他伊斯蘭的各獨立教派的江山，是那些沒有什麼明顯政治背景、但是自身是穆斯林的穆斯林傳統的江山。他們既然沒有高級政治機構，他們就不足以跟霍梅尼競爭，而具有高級政治機構的其他團體又沒有霍梅尼這樣的基層結構，所以最後大家都被霍梅尼吃掉了。而霍梅尼的組織只要控制了基層配給卡，那麼宗教領袖阿亞圖拉本身就是國家計委主席，他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總統、總理或總司令是誰都是沒關係的。他自己也有自己的革命衛隊，也不怕你的軍隊。總統或總理如果得罪了阿亞圖拉，就只有自己出國流亡了。而且即使是敵對的黨派當了總統，他在阿亞圖拉基層組織的嚴密控制之下也是無能為力的。但是這樣一來，阿亞圖拉真的變成共產黨總書記了。原先跟阿亞圖拉作對或者在以前是學派不合的其他伊斯蘭教派都在伊朗本國混不下去，要麼就被鎮壓，要麼就流亡到國外了。因此他的政黨 — — 伊斯蘭共和黨也就自然而然變成了一個准列寧黨，但是他上臺卻把所有原先組織關係是屬蘇聯繫的列寧黨都給鎮壓了。這就是說，某些統治技術本身就是技術，看是誰來用，不一定是只有某些人能夠用。它完全可能發生戲劇性的逆轉，讓其他人也能用。

[01:01:21]查韋斯賴以維持選舉的體制就是這一套分肥體制，他打劫大石油公司。大石油公司是一個很好打劫的對象，因為它人很少。大多數人不是大石油公司的人，在你被打劫以後並不感到同情。打劫來的錢，你拿出一部分分給軍隊，拿出一部分分給窮人。查韋斯政權的兩隻腳，左腳是軍隊，右腳是窮人。軍隊其實比窮人還要更重要一些，但是窮人的選票也還是相當重要，因為查韋斯畢竟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軍事獨裁者。他一方面給軍人發福利，一方面給窮人發福利，錢由石油公司出。石油公司的不滿只能夠動員極少數的選民。這個體制看上去雖然有各種不對勁的地方，但是看上去是很難被推翻的。反對黨很難通過民主的方式推翻；發動軍事政變，只要查韋斯能夠大量給軍人發福利，好像他的體制也動不了。只有到石油美元漸漸枯竭、國家的經濟陷入崩潰的情況下，大家才會略微感到有點不對勁，而這時查韋斯其實早就已經死了。石油美元的分配方式，即使在挪威和荷蘭也是很成問題的。像挪威就曾經有一個國民基金會，以便使石油帶來的利潤能夠公平地分給所有的選民。如果有人能夠掌握了這筆巨大的財富，以凱撒主義的方式，像凱撒用他的戰利品來收買羅馬選民，就使得元老院在羅馬本身變成無能為力了。選民拿了他的錢，像莎士比亞戲劇說的那樣，安東尼請凱撒做宣傳：“世界上哪有像凱撒那麼好的人？你看，凱撒的遺囑把多少多少錢都分給了你們，別人肯分給你們嗎？”羅馬士兵立刻就憤怒地鼓噪起來，把布魯圖斯和元老院趕出了城門。這是民主導致的政治腐敗的一個典型範例。委內瑞拉就處在這種情況。

[01:03:15]委內瑞拉的真正問題就是，它在形成這個體制以後，它處在卡斯特羅執政初期的那種狀態。卡斯特羅執政到一定時期以後，遇到困難的時候，因為受到傳統勢力的打擊，他就漸漸向蘇聯尋求幫助，而蘇聯又把共產黨人給插了進來。美國的肯尼迪政府在卡斯特羅剛剛執政的時候並不反對卡斯特羅，但是蘇聯人進來以後美國就開始反蘇，結果才搞成現在這個局面。美國人其實也沒有真正反對查韋斯，包括也沒有真正反對查韋斯對石油公司採取的各種類似充公式的政策。但是查韋斯的繼承人開始跟普京和中國發生關係，美國人就開始警覺了。因為有卡斯特羅的先例在，如果馬杜羅在混不下去的時候把他的國家交給了普京和習近平，那麼對美國來說就是一個重大危險了。美國人原先援助委內瑞拉的那些資源，就像是援助古巴的那些資源那樣，豈不是就白送給自己的敵人了。但是實際上現在委內瑞拉還沒有走到這一步，而普京也不是蘇聯，俄羅斯統一黨發揮不了共產主義的那個作用。所以，普京可能派一些高加索雇傭兵到烏克蘭去或者去保衛馬杜羅本人，但是他卻找不出一個組織，像是古巴共產黨那樣，能夠接管委內瑞拉的政治組織。

[01:04:45]反過來，美國支持的臨時政府又有另外幾方面問題。查韋斯深刻地改變了1958年的分贓政治體制，使得他的反對黨大多數都是獨立社會黨，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保守黨和自由黨爭天下的局面了。反對查韋斯的政黨聯盟是四分五裂的，這就是為什麼馬杜羅能夠當權的原因。他也許作弊了，但是我敢說，如果按照臺灣的選舉制度的話，就算不作弊他也能贏。照臺灣的選舉制度的話，你不需要過半，你只需要得票最多就行了。他老人家，按照他作弊的選舉結果，剛好50%加一點點，但是他如果不作弊的話，我相信他拿30%的選票、拿陳水扁第一次選舉時的選票沒問題。而他的二十多個政黨組成的反對派提不出統一的候選人，他們提出的候選人能拿15%的選票就不錯了。真正要舉行自由選舉的話，恐怕是馬杜羅拿35%的選票，而另外二十個候選人頂多拿百分之十幾的選票，大多數都只能拿10%的選票，所以他還是鐵定當選。如果說他有必要作弊的話，那只是因為可能是委內瑞拉的法律規定非要過半才能夠正式當選，所以你才可以說他作弊。但是如果修改一下選舉法，只要多數就能當選的話，那麼他當選是沒問題的。選舉他的人，就是拿了他的救濟卡、配給卡和福利的人，以及分配了他的土地的復員軍人。這個體制不打破的話，他得票領先是沒有問題的。

[01:06:18]而且，他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或者獨裁者，他不需要消滅所有的反對派。他已經使得所有反對派沒有哪一個能夠得票比他更多，而且他已經使得在議會占多數的各反對派當中大部分反對派其實也是社會主義者了。包括現在這位臨時總統，他的黨派其實是另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黨派。原先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已經被擠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了。如果他的黨派倒臺的話，新的過渡政府能夠把情況搞成什麼樣，我反正是一點也不看好的。它除了沒有這一套分贓體系以外，基本政策是社會主義的政策，反對黨聯盟中間最大的黨派都是社會黨，那麼反對黨聯盟上臺以後怎麼可能穩定國家？最大的可能就是，除非馬杜羅做卡斯特羅類似的選擇，把自己變成共產黨人，否則他是維持不住的，普京那幾個雇傭兵也保不住他。遲早要麼就像是智利的阿連德一樣自殺或者被殺，要麼就像是危地馬拉的阿本斯一樣自己下臺流亡國外了。但是新的政權是不會穩定的，他們只有在在野的時候才會顯得像好人，等上了台以後，他們的聯盟肯定會四分五裂。而且過不了兩、三年，他們的統治就會顯得跟查韋斯和馬杜羅一樣的混亂，而且可能還不如查韋斯和馬杜羅有規範。

[01:07:44]至於他們要怎樣才能夠建立一個有序的體制，這就很難了。這裡面的關鍵就是在於，它跟哥倫比亞不一樣。凡是經過激進黨長期執政的地方，都出現了國家權力擴張而教會權力縮小、基層社會破碎的狀態。由於基層社會的破碎，所以它就很難像智利和哥倫比亞那樣重建，比如說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發展經濟。所以，委內瑞拉將來必然要面臨長期動亂。美國人也不會真正去干涉它，他們頂多是趕走幾個自己看不順眼的人。然後新政權上臺以後，它能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呢？它打碎了原先查韋斯和馬杜羅的分贓政治體系以後，原先那些依賴性很強的軍人和人民怎麼辦呢？人民還好辦，軍人怎麼辦？一個已經被養肥了的軍隊，不再是十九世紀的那些小軍隊，而是一支龐大的、沒有敵人的軍隊，是很危險的。以前馬克西米利安在羅馬發動政變、被元老院做掉以後，元老院一片歡騰，但是有一個元老說，你將怎樣對待軍人的憤怒呢？果然過不了兩年，軍隊又發動新的政變，把當時萬眾歡騰捧上去的兩個新皇帝殘酷地殺害了。

[01:08:59]我覺得，馬杜羅的後繼無論是誰，下場都不會好。已經被養肥了胃口的軍人，如果保持了這個政治分贓機制，那麼委內瑞拉的經濟不可能好轉。而美國人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類的如果得不到切實改革的誠意的話，他們是不會給援助，不會往無底洞裡面潑水的。你要改革，分贓體系被打破，已經被養肥的軍隊會不滿意，他們會再次發動政變。這一次他們會覺得，查韋斯對他們挺不錯的，就算全國人民都餓死了，軍隊得到的待遇還是很好的。用石油的錢來養軍隊是查韋斯的基本國策，這個國策如果被打掉了以後，那麼軍隊遲早會發動政變。而委內瑞拉是一個領土國家，它很難像巴拿馬和哥斯達黎加一樣索性就解散軍隊。如果新政府可以解散委內瑞拉軍隊的話，那麼它的前途可能會比較好。但是這件事情也是非常頭疼的，因為委內瑞拉畢竟是一個領土範圍相當大的國家，不像彈丸之地的巴拿馬和哥斯達黎加，等於是一個准島國。委內瑞拉那些充滿了叢林毒梟的邊境，恐怕你也承擔不起完全解散軍隊的後果。軍隊解散不了，又要解散經濟上的分贓體制，那就是種下了以後不斷發生政變的根苗。而這些政變只要不引起外國干涉的話，對美國的利益沒有真正的損害，所以美國很快會喪失興趣。

[01:10:24]所以，委內瑞拉未來的前途只能說是非常黯淡。這個前因後果已經種了一百多年，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社會結構、以及自由黨和軍隊雅各賓主義者反教會的激進主義政策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所以不是簡單的更換政府就能夠解決的問題。而馬杜羅和查韋斯呢，他們自己混亂的政治哲學和混亂的政府組織也不是像古巴卡斯特羅那種能夠爭得中國信任、可以長期資助的類型。所以，將來的結果十之八九是一個爛攤子。爛攤子之下，各路毒梟和土豪都會有大顯身手的機會。而且委內瑞拉有一條漫長的邊界，它很可能會變成哥倫比亞或者巴西其他各國反政府武裝或者毒梟的一個避難所。而脆弱和動盪的委內瑞拉軍隊將來還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問鼎中原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