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層面則是透過作品中對當下議題的影射或直接探討,讓閱聽者思考該事件、現象、政策、偏見發展下去可能的後果;科幻類型下的「反烏托邦」子類別就是相當為人所知的此種作品。1949年出版的英國反烏托邦小說《1984》講述世界被三大獨裁國家控制,衣物、飲食、媒體、作息甚至思想完全被國家控制;1953年出版的美國反烏托邦小說《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講述美國因為麥卡錫主義而走入極端,政府最終不再讓人民閱讀甚至擁有書籍,「救火隊」從打火英雄變成專門燒書的「縱火隊」。1954年上映的日本科幻電影《哥吉拉》(ゴジラ)告訴你核武帶來的恐懼、1999年的美國科幻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告訴你建立在謊言上的現實是一種侷限自己的牢籠、2011年重開機上映的《猩球崛起》(Planet of the Apes)系列告訴你種族歧視的反撲、2015年初上映的《成人世界》(CHAPPiE)告訴你什麼樣的環境造就罪犯的誕生。在我看來,這第二種科幻作品的社會價值是相較於第一種層面而言,更為重要的意涵;它們都是對未來的預言,但是如果世界走入了一個醜陋、絕望的死胡同內,怎麼樣的未來科技可能都無法為這樣的世界帶來光彩。
反過來看,托爾金所創造的奇幻作品路線就是另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氛圍。若有看過《哈比人》(The Hobbit, 1937)、《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 1954–1955)三部曲原著的朋友,應該很容易可以發現故事中充斥的「希望」主題與日耳曼神話「宿命論」的命題;托爾金也曾在自己撰寫的論文〈論仙境故事〉(On Fairy-Stories, 1947)中提到,一部好的奇幻作品必須要有慰藉人心的作用;因此一個美好圓滿的結局是必須的。不論過程中主角受到多少磨難、吃了多少苦頭,只要他們不放棄、不回頭,邪惡終究會在這些勇敢的英雄們前仆後繼地衝擊之下潰敗——而故事中的英雄不止是那些高貴的精靈、強壯的矮人、法力高強的巫師與充滿榮耀的人類;就算是矮小贏弱的哈比人,也能成為改變世界的核心。
奇幻作品中的邪惡象徵不像科幻作品那樣有明顯的指涉,而是更加的模糊隱晦,甚至更加廣泛抽象;托爾金堅持的美好結局在幾十年的來的流變下,也已經不再是奇幻作品固有的元素。但是我以為,奇幻作品所賦予閱聽者的「希望」概念,確實是許多科幻作品可以吸收的要素——這或許也是《星際大戰》(Star Wars)作品時常會被討論其到底是科幻作品還是奇幻作品的原因之一;畢竟,它的第一部作品名稱就叫做「新希望」(A New H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