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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投稿|《交響狂人》:帶著煙硝味的交響曲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這不只是一部電影,還鑲嵌了不同的脈絡,濃縮了戲裡戲外的真實世界。在這裡,國仇家恨、愛情、種族衝突、補償心態,像是不斷複製的輪迴;在這裡,沒有人是局外人,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兩方陣營成為故事座標的兩條軸線,他們無疑地繼承千年以來的民族宿怨,形成一種劍拔弩張的緊張關係,構成了國族文化長久以來的敏感地帶。
該如何找到可以戰勝仇怨的藥方,帶領雙方往和平的方面邁進,並且尋求兩條垂直軸線共存的關係? 撫平傷痛的未竟之業要何以待續?一種大過於愛恨情仇的網絡,共同點又是什麼?
答案是音樂,這種具有包容力的抽象介質。追求和平,一直是猶太裔德國籍的導演托爾.扎哈維(Dror Zahavi)長期關注與努力的目標,他在 2008 年完成的首部電影《致我父親》(For My Father)就是以探討以、巴關係為題材,獲得國際矚目。扎哈維浸潤於猶太與德國雙重文化的洗禮,親身面對多元而複雜的種族情結,與其依循週而復始的輪迴,不如藉由影像的呈現,透過銀幕,能讓那些環環相扣的點出現些許縫隙,讓和平的曙光透進來。
《交響狂人》無疑就是這個世代以巴衝突的千年歷史縮影,既是個人的生命經驗、也是群體的生存告白。
影片一開始,在搖晃的鏡頭前,一對各別來自以、巴的年輕情侶席拉(Shira , Eyan Pinkovitch 飾)與歐馬(Omar, Mehdi Meskar 飾)正打算私奔,用手機錄下他們與家人告別的影像,這或許也是導演藉由晃動而模糊的畫面,道出讓兩人想要長相廝守的小確幸,竟是遙不可及的奢望,更令人馬上聯想到《西城故事》的悲劇結果。
隨即,場景移至企業家(Bibiana Beglau 飾)與奧地利指揮家愛德華(Peter Simonischek 飾)的對話,希望藉由愛德華在音樂界的號召力,組織一個橫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青年所組成的交響樂團。在此,相信德國積極地以資本主義力量進行的轉型正義的意圖,早已讓觀眾了然於胸,深信唯有藉著幫助弱勢團體與維護世界和平,才能讓轉型正義之路走得更穩、更遠。但無疑地,這絕對是一項艱難的任務。
《交響狂人》的故事是根據現任柏林歌劇院總監丹尼爾.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 b.1942)在 1999 年與巴勒斯坦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 1935-2003)共同創立「東西會議廳管弦樂團」(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的往事改編,而巴倫波因與「東西會議廳管弦樂團」就是愛德華與管絃樂團的原型。巴倫波因與薩伊德都具有宏觀的國際視野,讓音樂成為共同努力的目標,來消弭種族之間的藩籬,從他們的對談錄《並行與弔詭—當知識份子遇上音樂家》就可瞭解這兩位大師級的人物在各自的領域都卓然有成,他們雖然來自彼此對立的民族陣營,但都擁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對於人道關懷也有志一同,因此共同完成了這項創舉,成就了一段歷史上的佳話。
的確,如果真的要集結以、巴雙方的優秀音樂人才,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及排除其他顧忌來參加甄選,正需要愛德華這樣的「音樂界的保時捷」方能具有足夠的號召力。而愛德華在甄選團員時,刻意讓應試者隔著布幕演奏,讓他看不見應試者的樣貌,完全以「聲」取人,證明音樂品質是他唯一的要求,也讓一切的甄選過程公平、公正,試圖讓以、巴兩國的人數能勢均力敵。
很明顯,以色列人由於有優渥的學習環境,因此音樂人才濟濟,而巴勒斯坦人則是在戰火及催眠瓦斯的夾縫中,含淚苦練。從導演刻意將以色列的朗恩(Ron, Daniel Donskoy 飾)與巴勒斯坦的萊拉(Layla, Sabrina Amali 飾)練琴的情境兩相對照,表現出環境造就了巴勒斯坦人「戰鬥民族」般的性格,把樂器當成武器,而以色列人也因長年養尊處優,養成一種不可一世的傲氣,再加上以、巴兩國勢不兩立的仇恨情結,在這個二十人的室內樂團水火不容的狀況是可想而知的,戰火一觸即發。
兩敗俱傷,也是導演要藉由電影表達的警世符號。從萊拉與歐馬在通關時被刁難,更增加了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的仇恨,萊拉被選上樂團首席時,朗恩的憤怒與眾人的不服,在排練時引發的口角,甚至肢體衝突中,導演的場面調度更表現了雙方的矛盾,除了朗恩與萊拉在練琴時的對比,還有經常將畫面一分為二,就像是一條不可跨越的鴻溝。譬如在餐桌上、練團時的各據一方,愛德華在團員之間所畫出的界線,在候機室的玻璃隔板等等,都代表了這些年輕人所承受的民族包袱,是沉重又無解的。這都是比音樂還複雜的難題。
和諧性,是處理音樂時所需要的平衡感。從與對方共用同一個譜架,試著拉奏同一個音符,同樣的力度、弓法、音色、表情,互相聆聽,彼此合作,共同完成一件事,就是一種聲部之間的平衡感。音樂提供了這種和諧性,這就是超越語言的情感交流,這樣的經驗,正如薩伊德所說「有一組身份被另一組身份給蓋過了。」
原文片名之所以稱為 Crescendo,是音樂術語「漸強」的意思,因此所選擇的樂曲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漸強」:德佛札克《新世界交響曲》開頭木管合奏的和絃,就是一個劇烈的「漸強」,韋瓦第小提琴協奏曲《冬季》從大提琴以二度音程不斷地往上堆疊,是用聲部的遞增與音域的開展來表現「漸強」,最後在機場演奏的拉威爾《波烈露舞曲》,也是在自然音階(diatonic scale)不斷地疊加織度、拓寬音域,整首樂曲就是一個長約 15 分鐘的「漸強」。
而這些「漸強」,也充滿著矛盾,包含仇恨的心理與對和平的渴望,是一種與日俱增的情緒,這樣的矛盾,在音樂裡可以獲得稍稍的緩解與暫時的安慰。漸強,也是用音符重建秩序,以不斷增強、堆疊的力度燃起和平的聖火,傷痛更能萃煉出精彩的演奏。
瘋狂,絕對是需要勇氣的。這裡的「交響狂人」並非單指愛德華,也包含了樂團中的每一位成員,尤其是席拉與歐馬的相愛,註定是無法修成正果的悲劇。他們最後決定私奔,而歐馬的車禍身亡,如同《西城故事》中男主角東尼 (Tony) 的犧牲,雙方立場在拉扯之間,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消逝了。但也如同在波烈露的節奏音型裡,在最後五小節長號的大滑奏的「漸強」之中,出現一絲和平的曙光。
真實性及專業度,是《交響狂人》選角的著眼點,飾演愛德華的 Simonischek 畢業於奧地利格拉茲音樂藝術學院,飾演兩位小提琴家的 Donskoy 與 Amali 皆有很好的小提琴演奏基礎,而電影中的樂團團員同樣也是如假包換的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因此戲裡戲外都是帶著矛盾情結,藉由音樂的感染與電影的折射,產生一種具有包容性的混齡溝通。
此外,鮮明的主題、劇本設計、剪接節奏、劇情營造、演技表現、選曲安排等等,都是經由縝密設計的,雖然這當中有些細節可能略有牽強之處,但或許是導演刻意想要藉由一次次尖銳的扣問、挖掘、對話,找到同理及共感,嘗試達到和解,因此也是在合理情理的範圍內。更值得一提的是,最後在機場的《波烈露舞曲》很明顯是在向《戰火浮生錄》致敬,承擔了歷史延續下的處境,也傳承了和平共存的冀望,讓這充滿煙硝味的世界裡,找到撥雲見日的希望。
全文劇照提供:海鵬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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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末,眾人們跟隨著韓三明回老家採煤礦掙錢,臨走前他看見遠方高樓處,一名手中拿著竿子的人戰戰兢兢地走在鋼索上,而站在地面上的他們,即將前往另一個極為危險的地方討生活,似乎也與站在繩索上的人沒什麼差別。猶如小馬哥口中說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哪一次是這些人們能夠選擇並且掌握在手中的呢?
編導曖昧不清的處理,是否展現過份雄性,甚至擁護厭女的價值觀?這樣的討論自然會觸及到藝術的本任,究竟藝術有沒有責任倡導正確的意識型態?如果有,怎樣的呈現才是正確?由此延伸,《幻愛》處理葉嵐和欣欣的手法,成為了理解電影中性別意識處理的重點。
電影公司索尼(SONY)曾希望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和導演史派克.瓊斯拍一部恐怖片,兩人不想拍「典型傳統」的恐怖片,為此列舉了他們覺得現實生活中令他們感到恐怖的事物,他們的答案是:死亡、疾病、感情困擾與寂寞。
透過女性主義思潮和公共與私密領域的模糊化,近代愛情哲學已不僅限於感性經驗,而是上至消費社會的窺視,下至實現自我甚至創造人生意義的新型宗教。由此作為前設,即使《綠光》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作品,電影仍然從若隱若現的日落斜光中,窺見愛情甚至人生的虛幻與真義。
兩部電影中,可以看見近似於古典好萊塢的神話結構:正義與邪惡的對抗,最後正義勝出、被藝術所記錄與保留下來。反之邪惡的歷史被西方價值所忽略、被我們所忽略,因為我們接受了西方的意識型態─納粹、希特勒、共產主義都是邪惡的,毫無價值可言。基於藝術是天真且純潔的,只有正義、和那些展現人類崇高價值的行為被保存下來
僅管在兩部電影中、政治因素都試圖對藝術家施加影響力,但是透過他人的犧牲或是藝術家本人的被動拒絕,政治的因素幾乎被排除在外。不論納粹時期或是東德共產政權,政治都沒能影響到他們的創作。藝術最終在精神的浩劫中勝出了。它沒能記錄下時代的晦暗不明,而僅留存了人性的美好價值,對其他的醜惡事物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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