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ook thief》的歷史背景始於1938年的二戰前,劇情主線座落在二戰期間由Adolf Hitler所統治的德國。在影片中可見Liesel與學校的孩童們齊聲高唱著:「舉起紅旗,為著德國的成就,鋪一條通往自由之路,我們不與猶太人或非日耳曼族,訂定親善兄弟協議,因為他們偽照德國人們的雅利安的鑑定書」,在孩童們高唱這首曲子的同時,電影流動著1938年11月德國所發生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片片被擊落的玻璃,抓裂撕毀的正是諷刺地「為著德國的成就,鋪一條通往自由之路」。而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是德國納粹黨員開始襲擊德國全境的猶大人,亦是對猶太人有組織性地種族屠殺起始。(維基百科,2017)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認為,運用同一語言創造閱讀的共時性,會進一步促成同一民族的想像,共同體超越了地理限制,形成了想像的國家共同體。近代的民主制度的內在隱藏著一種奇妙的危機,便是錯把均等當作平等的謬誤(李衣雲,2019)。在電影中亦可見國家權力者,爰使用複製符合該國文化價值與秩序的文本,藉此排除與主流政治敵對的思考與行動,並且鑄造出一種「大眾意識」以穩定社會,或建置對於權威的忠誠(李衣雲,2019)。如劇情中Liesel與學童們的歌曲、家家戶戶高掛納粹旗幟、遊行,甚至藉由焚書,抹除知識、文學、藝術、電影、音樂背後那創造性的「獨特」,同時也代表著抹除個體尋求任何「獨特」的可能性。
舊約中神引領以色人在曠野40年,熬煉他們的心志,透過物質、環境的艱鉅,鍛鍊出以色列人之堅毅,與堅心倚靠神之信念。如同《The book thief》中,戰爭、飢餓、徵召、躲藏,揮舞不去的是獨裁政治、環境與社會所帶來的轄制與陰影,人們無法明白為什麼。然而,生命仍在,存在於躲避空襲的地下防空洞,Hans的手風琴樂音中;存在於地下室裡Liesel、Hans、Max與Rosa打雪仗的歡笑聲中;存在於Liesel為藏身在地下室的Max所口述的「氣象報告」中;存在於Rudy潛入冰冷的河水中,只為了搶救被Franz扔在河水中Liesel珍藏還未落筆的書;存在於Liesel在震天的空襲聲中,微顫地說著一個小男孩的靈魂躲在陰影處與姊姊的故事;存在於鎮長夫人守護著兒子書房的眾書中,而Liesel拿起了《夢的挑夫》,讓死寂的書本有了翻動的延續;生命也存在於Max病危時,Liesel在他身旁讀了一本又一本的書;存在於Max離別前告訴Liesel:「妳隨時可以在妳的文字裡找到我,妳會發現我活在那裡」。每一個生命都宛若翻白書頁裡所錯落的交織,文字與書寫成了一道道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