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現代中國：電影《末代皇帝》

看小溥儀的日常生活

「《末代皇帝》最初的幾個鏡頭向我們展示了三歲的溥儀登基以後的一些日常生活片段。小男孩溥儀由一群極力想巴結討好他的太監們圍著，俯視著一個紫禁城的縮小模型。他的玩友，一個太監，用手指點著，把模型用『現實』等同起來，告訴他皇帝殿下是在何處受到加冕的，在何處居住，現在什麼地方等等。這個模型起了為小皇帝提供『方向』的工具的功能。

用當代心理分析學批評的語言來說，在這個場面裡，我們看到一個『鏡像階段』，在鏡像階段裡，兒童通過一種表述結構而獲得自己的『認同』，把兒童觀看的一剎那與發生在他周圍的混亂的、動盪的事件聯繫起來。這種自我識別的功課引起了小溥儀不停地嘻笑。我們正對此注意，視線卻又給帶到另一個事件上——溥儀拉完了屎，一個太監迅速地用錦緞蓋子遮住了帝王的屎盆，隨著他的動作，攝影機顯示出他把屎盆地向了皇宮御醫，御醫揭開蓋子，瞧了瞧糞便，又嗅了嗅，接著對皇帝的飲食提出了改善的意見。

同時，溥儀開始洗澡，他又一次被太監們為了起來，這群太監不僅是僕人、娛樂提供者、解答問題的人，他們也得忍受小皇帝施虐狂式的脾氣。當溥儀的乳娘出現在門口時，場面達到了高潮。溥儀一見乳娘，便扔下了遊戲，奔跑著向她撲去，一邊哭喊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一個太監趕快從後面用一條毛巾裹住了小皇帝赤裸的身體。這種來自僕人的關切和保護的姿態在電影中被重複了幾次，總是當溥儀被人完全拋棄的時候。」

看溥儀與溥杰練習書法

「當溥儀喊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時，他作為皇帝而無處不受到的關注被另一個意義所轉換和替代——它揭示了他作為一個人所處的孤獨境遇之深層。在此，雙重注視起了作用：貝特魯奇給攝影機的任務就是要描寫出，雖然溥儀的周圍環境表現著無以倫比的視覺壯觀，但同時他的內心世界又絕對地孤獨淒涼的。⋯⋯電影觀眾成為一種不用親自上路的遊客，在他們面前，『中國』在銀幕上鋪展開來。然而，情欲超常投入的有趣地方也許不光是從視覺上展現一個異族帝國的富足，而是攝影機對此所採取的愛戀態度。

舉一例為證：在一場戲裡，溥儀與弟弟溥杰一同練習書法。溥儀注意到弟弟穿的是黃色衣服。這使他十分不高興，因為『只有皇帝才能穿黃色衣服』。接著，兩個男孩開始了爭吵，口角不久成為關於溥儀的皇帝地位的問題的討論。溥杰打出了他的王牌：『你不再是皇帝了。』我們對感官細節——黃顏色——的注意轉移到對合宜禮儀的注意，但是這個種族／階級／等級的信息很快又變成了對歷史和政治既定事實的宣告。

這種轉變，從一種關注轉到另一種關注，表明溥儀的情欲超常投入變成了一種同情的理解：人們理解到溥儀是一個奢侈鋪張世界的犧牲者，他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個歷史謊言。」

我看周蕾的讀後感

「觀看」本身即存在權力、階級、種族等意識形態的帶入並受到此運作機制的驅動。周蕾在文章中，列舉了其母親觀看《末代皇帝》後的感想為例，具有重要意義。「一個外國鬼子竟然可以拍攝這麼一部關於中國的電影，真了不起！我得說他拍得好極了！」周蕾說她的母親通過影像的「幻覺」把破碎的經驗統一起來，成功地進行了「縫合」。「我母親的反應不是去懷疑貝特魯奇對現代中國歷史的解釋，而是說，『然而，那還是我，是我們，是我們的歷史。儘管外國鬼子插了手，但我仍然看到了我們自己』。」

周蕾對於《末代皇帝》的論述與關於母親的舉證，意在提醒身為中華民族的我們一件危險的事。那就是我們是如何在西方視角的介入下，完成了自己的歷史、建構了如何「看」自身的方法。那是一個被種族化的觀眾需要在欣賞電影之餘，小心拆解的複雜過程。這其中當然還包括了如何在接受與西方的接觸及西方文化的干預，所留下的種種痕跡。

1988年《末代皇帝》在第60屆奧斯卡金像獎上囊括了包含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等在內的九項大獎殊榮。唯獨尊龍和陳沖所出演的男女主角，連入圍都沒有，周蕾要我們思考這份名單所反映的問題所在。仔細想來，確實讓人警覺。《末代皇帝》絕對堪稱史詩級的電影鉅作，然而隱含在其後意識形態的組成同樣不容忽視。

因此，確立自己的種族觀眾位置，是重要且必要的，這將會影響我們對於階級、權力，甚至是家國、民族等多重面向的理解與定義。究竟《末代皇帝》所展現的只是「奇觀」式的中國圖景，還是「真實」的歷史中國？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以上引文皆出自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詳請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