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安息作為新共同體的可能—《安息有時》第四章讀冊筆記
寫在前頭 因緣際會之下，我有幸參加PCT台南大專舉辦的暑期「視界讀書會」，跟著夥伴們一同閱讀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 1933- ）的著作《安息有時》。每周兩次，一次九十分鐘，既密集又緊湊的進度，資訊含金量往往突破天際。
華特．布魯格曼是哥倫比亞神學院的退休教授，主攻舊約聖經研究，同時也是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牧師。他的這本小書《安息有時》（Sabbath as Resistance: Saying No to the Culture of Now，2014/2017，香港：基督教文藝）於2014年出版，漢譯版則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於2017年出版。篇幅不長，但意圖帶領讀者重新解構「安息日」的意義。
「哈！嚇到了吧！」（設計對白）
Walter Brueggemann
（Image from｜Jason Goro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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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作為反抗 下筆之際，我們已經來到書的後半部。而布魯格曼以整整前三章節梳理以色列人確立「安息日」傳統的脈絡，也就是與出埃及的敘事有密切關聯，安息日誡命的本身就是為著使一個受壓迫的群體獲得解放，並賦予其對抗帝國體系的能動性的行動。
在布魯格曼的另一本著作《先知式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2001/2009，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裡提及，摩西與以色列的解放是從兩個層面中脫離：強勢的宗教以及剝削的政治。
埃及的神明是掌管秩序、靜止不動的神明，它們撐起了整個制裁體系，並為社會秩序賦予合法性。．．．埃及有的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樣規範，為法老提供了一種「自然」秩序。神明雖靜止不動，但卻非毫無立場，它們事實上都服務於掌權者，協助維護秩序，且從中獲取利益。
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著，謝樂知譯，2009，〈摩西的另類社群〉（第一章）。收錄於《先知式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頁32-33。
法老位處金字塔頂端，整個社會及壓榨的系統都是為了他而運轉的。
（Image from｜Wayfarer）
因此，我們便能理解，對當時的埃及帝國來說，為何宗教與經濟之間是有關連的，布魯格曼再度引用馬克思（Karl Marx）的講法指出，對宗教的批判其實會帶來對法律、經濟與政治的批判。換言之，出埃及與以色列群體的形塑不僅僅是宗教意義上的行動，而是「激進、革命性的社會改革」。
- 上帝的自由 vs. 帝國的神明
- 公義的政治 vs. 法老的壓迫
「安息日」誡命的實踐，意味著遵行此「法律」的群體必須相當程度地抵抗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經濟結構，也就是說，以色列人必須認知到：我們已經從法老的綑綁中掙脫了，所以我們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奴」，反之，要建構一個不同於帝國的「新社會群體」。而布魯格曼稱之為「先知信仰的想像」。
金牛犢事件（出32:1-10），就是一個解釋商品拜物教的絕佳例子。
Follower of Filippino Lippi, ”The Worship of the Egyptian Bull God, Apis,” about 1500.
（Image From｜The National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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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到包容 但有趣的是，布魯格曼在《安息有時》的中間篇章，談論起排他主義，我原先無法理解，後來才恍然大悟。
在「以色列」群體建立的歷史脈絡及發展上，這個群體從來就不是均質的，但其透過宗教這個基礎而凝聚，「遵守妥拉（Torah）」成為群體一員的資格認定標準。利未記的傳統是聖潔，亦即以色列群體必須在禮儀上保持純正；申命記的傳統則轉為公義，納入了對社會邊緣者的保護，如窮人、寡婦、孤兒或寄居者等，但同時排除了某些人，如食物的禁忌、生殖器官受損者等。
直到以賽亞的時代，先知修正了利未記與申命記的古老經文，同樣處理「成員資格」的問題，但卻接納了兩種人：外邦人（異族人）、太監（受閹割之人，或者指曾與外邦統治者合作的人），只要他們遵守妥拉就能加入群體之中，而言明的唯一標準只有「守安息日」。
簡單說明一下，妥拉是猶太教的核心，也就是《摩西五經》（希伯來聖經的前五部書卷）及從其延伸的祭司口傳教導。
（Image from｜Madison）
為何以色列群體的資格認定有這種強烈的轉變？勢必與整個大環境的歷史背景有極大關聯。「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迦南地，從這個面向來看，摩西妥拉的傳統是奠基在避免群體界線模糊，以便延續整體社群的生存的目標之上。
但在猶太人從巴比倫帝國「被擄回歸」後的社會處境，則是要處理「誰算是我們的一員？」：被擄的或沒有被擄的？曾經與帝國合作的或沒有與帝國合作的？有通婚的或沒有通婚的？上述問題，均必須形塑出新的共識，才有辦法形成一個反抗帝國與殖民的共同體，對此，以色列人的答案是：
他們將安息日定為得到成員資格的唯一特定要求。箇中的原因，是由於安息日能夠代表一種徹底的脫離，使人脫離在帝國的掌管下生產者—消費者之間的激烈競賽。
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著，黎智生譯，2017，〈對抗排他主義〉（第４章）。收錄於《安息有時：重尋安息真義，抗衡當代文化！》（Sabbath as Resistance: Saying No to the Culture of Now）。香港：基督教文藝，頁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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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安息不安息？ 不過，以色列群體到底有沒有好好「守安息」，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布魯格曼在《安息有時》的第五章以及其著作《先知式的想像》第二章都描述了後摩西時代，以色列群體再度「轉向商品」的過程，而那位關鍵人物就是所羅門，他再度創建了一個壓迫性的帝國政治系統。此文暫按下不表。
但布魯格曼在第四章的最後，更清晰地引導讀者思考自身處境，無論是教會或是社會：我們是否築起圍欄，拒絕女性、拒絕新移民（他還特地加上「或巴勒斯坦人」，顯然布魯格曼直接批判了現代「以色列國」的行徑）、拒絕同性戀者、拒絕不同族群等等。反觀自身，當時猶太人面臨離散後「歸回」的處境，又能給後殖民的台灣帶來什麼啟示？
我不禁反思起當今台灣社會或基督教會界的種種圍欄，然後，深深嘆息。「安息」是使人被納入公義的體系網絡之中，而非雙腳離開地球表面自嗨，待在真空的溫室裡洗腦式的說著「平安！平安！我們好幸福，信耶穌的人真富足」，但卻遮眼未見、掩耳不聽這個社會結構性的苦難與樣貌。
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無意識地錯置了安息日的概念，在宗教、社會、經濟或政治層面上繼續把人推向無限度的競爭，過著「虛假的安息日」（各位教內兄姊不妨想想看自己在周末是如何的焦頭爛額吧！）
原本只是想梳理自己的想法，結果這篇筆記寫了三天，讀書會進度就要讀下一章了，這樣好像不算安息。最後，想以一張圖做為總結。 “Flip It Like This”
（Image from｜nakedpastor）
Su-Hong
於台灣．高雄．灣仔內
2021.07.26 13:01完稿
下筆之際，我們已經來到書的後半部。而布魯格曼以整整前三章節梳理以色列人確立「安息日」傳統的脈絡，也就是與出埃及的敘事有密切關聯，安息日誡命的本身就是為著使一個受壓迫的群體獲得解放，並賦予其對抗帝國體系的能動性的行動。
在布魯格曼的另一本著作《先知式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2001/2009，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裡提及，摩西與以色列的解放是從兩個層面中脫離：強勢的宗教以及剝削的政治。
埃及的神明是掌管秩序、靜止不動的神明，它們撐起了整個制裁體系，並為社會秩序賦予合法性。．．．埃及有的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樣規範，為法老提供了一種「自然」秩序。神明雖靜止不動，但卻非毫無立場，它們事實上都服務於掌權者，協助維護秩序，且從中獲取利益。
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著，謝樂知譯，2009，〈摩西的另類社群〉（第一章）。收錄於《先知式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頁32-33。
因此，我們便能理解，對當時的埃及帝國來說，為何宗教與經濟之間是有關連的，布魯格曼再度引用馬克思（Karl Marx）的講法指出，對宗教的批判其實會帶來對法律、經濟與政治的批判。換言之，出埃及與以色列群體的形塑不僅僅是宗教意義上的行動，而是「激進、革命性的社會改革」。
- 上帝的自由 vs. 帝國的神明
- 公義的政治 vs. 法老的壓迫
「安息日」誡命的實踐，意味著遵行此「法律」的群體必須相當程度地抵抗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經濟結構，也就是說，以色列人必須認知到：我們已經從法老的綑綁中掙脫了，所以我們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奴」，反之，要建構一個不同於帝國的「新社會群體」。而布魯格曼稱之為「先知信仰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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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到包容 但有趣的是，布魯格曼在《安息有時》的中間篇章，談論起排他主義，我原先無法理解，後來才恍然大悟。
在「以色列」群體建立的歷史脈絡及發展上，這個群體從來就不是均質的，但其透過宗教這個基礎而凝聚，「遵守妥拉（Torah）」成為群體一員的資格認定標準。利未記的傳統是聖潔，亦即以色列群體必須在禮儀上保持純正；申命記的傳統則轉為公義，納入了對社會邊緣者的保護，如窮人、寡婦、孤兒或寄居者等，但同時排除了某些人，如食物的禁忌、生殖器官受損者等。
直到以賽亞的時代，先知修正了利未記與申命記的古老經文，同樣處理「成員資格」的問題，但卻接納了兩種人：外邦人（異族人）、太監（受閹割之人，或者指曾與外邦統治者合作的人），只要他們遵守妥拉就能加入群體之中，而言明的唯一標準只有「守安息日」。
簡單說明一下，妥拉是猶太教的核心，也就是《摩西五經》（希伯來聖經的前五部書卷）及從其延伸的祭司口傳教導。
（Image from｜Madison）
為何以色列群體的資格認定有這種強烈的轉變？勢必與整個大環境的歷史背景有極大關聯。「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迦南地，從這個面向來看，摩西妥拉的傳統是奠基在避免群體界線模糊，以便延續整體社群的生存的目標之上。
但在猶太人從巴比倫帝國「被擄回歸」後的社會處境，則是要處理「誰算是我們的一員？」：被擄的或沒有被擄的？曾經與帝國合作的或沒有與帝國合作的？有通婚的或沒有通婚的？上述問題，均必須形塑出新的共識，才有辦法形成一個反抗帝國與殖民的共同體，對此，以色列人的答案是：
他們將安息日定為得到成員資格的唯一特定要求。箇中的原因，是由於安息日能夠代表一種徹底的脫離，使人脫離在帝國的掌管下生產者—消費者之間的激烈競賽。
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著，黎智生譯，2017，〈對抗排他主義〉（第４章）。收錄於《安息有時：重尋安息真義，抗衡當代文化！》（Sabbath as Resistance: Saying No to the Culture of Now）。香港：基督教文藝，頁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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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安息不安息？ 不過，以色列群體到底有沒有好好「守安息」，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布魯格曼在《安息有時》的第五章以及其著作《先知式的想像》第二章都描述了後摩西時代，以色列群體再度「轉向商品」的過程，而那位關鍵人物就是所羅門，他再度創建了一個壓迫性的帝國政治系統。此文暫按下不表。
但布魯格曼在第四章的最後，更清晰地引導讀者思考自身處境，無論是教會或是社會：我們是否築起圍欄，拒絕女性、拒絕新移民（他還特地加上「或巴勒斯坦人」，顯然布魯格曼直接批判了現代「以色列國」的行徑）、拒絕同性戀者、拒絕不同族群等等。反觀自身，當時猶太人面臨離散後「歸回」的處境，又能給後殖民的台灣帶來什麼啟示？
我不禁反思起當今台灣社會或基督教會界的種種圍欄，然後，深深嘆息。「安息」是使人被納入公義的體系網絡之中，而非雙腳離開地球表面自嗨，待在真空的溫室裡洗腦式的說著「平安！平安！我們好幸福，信耶穌的人真富足」，但卻遮眼未見、掩耳不聽這個社會結構性的苦難與樣貌。
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無意識地錯置了安息日的概念，在宗教、社會、經濟或政治層面上繼續把人推向無限度的競爭，過著「虛假的安息日」（各位教內兄姊不妨想想看自己在周末是如何的焦頭爛額吧！）
原本只是想梳理自己的想法，結果這篇筆記寫了三天，讀書會進度就要讀下一章了，這樣好像不算安息。最後，想以一張圖做為總結。 “Flip It Like This”
（Image from｜nakedpastor）
Su-Hong
於台灣．高雄．灣仔內
2021.07.26 13:01完稿
不過，以色列群體到底有沒有好好「守安息」，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布魯格曼在《安息有時》的第五章以及其著作《先知式的想像》第二章都描述了後摩西時代，以色列群體再度「轉向商品」的過程，而那位關鍵人物就是所羅門，他再度創建了一個壓迫性的帝國政治系統。此文暫按下不表。
但布魯格曼在第四章的最後，更清晰地引導讀者思考自身處境，無論是教會或是社會：我們是否築起圍欄，拒絕女性、拒絕新移民（他還特地加上「或巴勒斯坦人」，顯然布魯格曼直接批判了現代「以色列國」的行徑）、拒絕同性戀者、拒絕不同族群等等。反觀自身，當時猶太人面臨離散後「歸回」的處境，又能給後殖民的台灣帶來什麼啟示？
我不禁反思起當今台灣社會或基督教會界的種種圍欄，然後，深深嘆息。「安息」是使人被納入公義的體系網絡之中，而非雙腳離開地球表面自嗨，待在真空的溫室裡洗腦式的說著「平安！平安！我們好幸福，信耶穌的人真富足」，但卻遮眼未見、掩耳不聽這個社會結構性的苦難與樣貌。
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無意識地錯置了安息日的概念，在宗教、社會、經濟或政治層面上繼續把人推向無限度的競爭，過著「虛假的安息日」（各位教內兄姊不妨想想看自己在周末是如何的焦頭爛額吧！）
原本只是想梳理自己的想法，結果這篇筆記寫了三天，讀書會進度就要讀下一章了，這樣好像不算安息。最後，想以一張圖做為總結。
Su-Hong
於台灣．高雄．灣仔內
2021.07.26 13:01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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