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頭
因緣際會之下,我有幸參加PCT台南大專舉辦的暑期「視界讀書會」,跟著夥伴們一同閱讀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 1933- )的著作《安息有時》。每周兩次,一次九十分鐘,既密集又緊湊的進度,資訊含金量往往突破天際。
華特.布魯格曼是哥倫比亞神學院的退休教授,主攻舊約聖經研究,同時也是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牧師。他的這本小書《安息有時》(Sabbath as Resistance: Saying No to the Culture of Now,2014/2017,香港:基督教文藝)於2014年出版,漢譯版則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於2017年出版。篇幅不長,但意圖帶領讀者重新解構「安息日」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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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作為反抗
下筆之際,我們已經來到書的後半部。而布魯格曼以整整前三章節梳理以色列人確立「安息日」傳統的脈絡,也就是與出埃及的敘事有密切關聯,安息日誡命的本身就是為著使一個受壓迫的群體獲得解放,並賦予其對抗帝國體系的能動性的行動。
在布魯格曼的另一本著作《先知式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2001/2009,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裡提及,摩西與以色列的解放是從兩個層面中脫離:強勢的宗教以及剝削的政治。
埃及的神明是掌管秩序、靜止不動的神明,它們撐起了整個制裁體系,並為社會秩序賦予合法性。...埃及有的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樣規範,為法老提供了一種「自然」秩序。神明雖靜止不動,但卻非毫無立場,它們事實上都服務於掌權者,協助維護秩序,且從中獲取利益。
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著,謝樂知譯,2009,〈摩西的另類社群〉(第一章)。收錄於《先知式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頁32-33。
法老位處金字塔頂端,整個社會及壓榨的系統都是為了他而運轉的。
(Image from|Wayfarer)
因此,我們便能理解,對當時的埃及帝國來說,為何宗教與經濟之間是有關連的,布魯格曼再度引用馬克思(Karl Marx)的講法指出,對宗教的批判其實會帶來對法律、經濟與政治的批判。換言之,出埃及與以色列群體的形塑不僅僅是宗教意義上的行動,而是「激進、革命性的社會改革」。
- 上帝的自由 vs. 帝國的神明
- 公義的政治 vs. 法老的壓迫
「安息日」誡命的實踐,意味著遵行此「法律」的群體必須相當程度地抵抗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經濟結構,也就是說,以色列人必須認知到:我們已經從法老的綑綁中掙脫了,所以我們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奴」,反之,要建構一個不同於帝國的「新社會群體」。而布魯格曼稱之為「先知信仰的想像」。
金牛犢事件(出32:1-10),就是一個解釋商品拜物教的絕佳例子。
Follower of Filippino Lippi, ”The Worship of the Egyptian Bull God, Apis,” about 1500.
(Image From|The National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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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到包容
但有趣的是,布魯格曼在《安息有時》的中間篇章,談論起排他主義,我原先無法理解,後來才恍然大悟。
在「以色列」群體建立的歷史脈絡及發展上,這個群體從來就不是均質的,但其透過宗教這個基礎而凝聚,「遵守妥拉(Torah)」成為群體一員的資格認定標準。利未記的傳統是聖潔,亦即以色列群體必須在禮儀上保持純正;申命記的傳統則轉為公義,納入了對社會邊緣者的保護,如窮人、寡婦、孤兒或寄居者等,但同時排除了某些人,如食物的禁忌、生殖器官受損者等。
直到以賽亞的時代,先知修正了利未記與申命記的古老經文,同樣處理「成員資格」的問題,但卻接納了兩種人:外邦人(異族人)、太監(受閹割之人,或者指曾與外邦統治者合作的人),只要他們遵守妥拉就能加入群體之中,而言明的唯一標準只有「守安息日」。
簡單說明一下,妥拉是猶太教的核心,也就是《摩西五經》(希伯來聖經的前五部書卷)及從其延伸的祭司口傳教導。
(Image from|Madison)
為何以色列群體的資格認定有這種強烈的轉變?勢必與整個大環境的歷史背景有極大關聯。「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迦南地,從這個面向來看,摩西妥拉的傳統是奠基在避免群體界線模糊,以便延續整體社群的生存的目標之上。
但在猶太人從巴比倫帝國「被擄回歸」後的社會處境,則是要處理「誰算是我們的一員?」:被擄的或沒有被擄的?曾經與帝國合作的或沒有與帝國合作的?有通婚的或沒有通婚的?上述問題,均必須形塑出新的共識,才有辦法形成一個反抗帝國與殖民的共同體,對此,以色列人的答案是:
他們將安息日定為得到成員資格的唯一特定要求。箇中的原因,是由於安息日能夠代表一種徹底的脫離,使人脫離在帝國的掌管下生產者—消費者之間的激烈競賽。
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著,黎智生譯,2017,〈對抗排他主義〉(第4章)。收錄於《安息有時:重尋安息真義,抗衡當代文化!》(Sabbath as Resistance: Saying No to the Culture of Now)。香港:基督教文藝,頁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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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安息不安息?
不過,以色列群體到底有沒有好好「守安息」,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布魯格曼在《安息有時》的第五章以及其著作《先知式的想像》第二章都描述了後摩西時代,以色列群體再度「轉向商品」的過程,而那位關鍵人物就是所羅門,他再度創建了一個壓迫性的帝國政治系統。此文暫按下不表。
但布魯格曼在第四章的最後,更清晰地引導讀者思考自身處境,無論是教會或是社會:我們是否築起圍欄,拒絕女性、拒絕新移民(他還特地加上「或巴勒斯坦人」,顯然布魯格曼直接批判了現代「以色列國」的行徑)、拒絕同性戀者、拒絕不同族群等等。反觀自身,當時猶太人面臨離散後「歸回」的處境,又能給後殖民的台灣帶來什麼啟示?
我不禁反思起當今台灣社會或基督教會界的種種圍欄,然後,深深嘆息。「安息」是使人被納入公義的體系網絡之中,而非雙腳離開地球表面自嗨,待在真空的溫室裡洗腦式的說著「平安!平安!我們好幸福,信耶穌的人真富足」,但卻遮眼未見、掩耳不聽這個社會結構性的苦難與樣貌。
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無意識地錯置了安息日的概念,在宗教、社會、經濟或政治層面上繼續把人推向無限度的競爭,過著「虛假的安息日」(各位教內兄姊不妨想想看自己在周末是如何的焦頭爛額吧!)
原本只是想梳理自己的想法,結果這篇筆記寫了三天,讀書會進度就要讀下一章了,這樣好像不算安息。最後,想以一張圖做為總結。
Su-Hong
於台灣.高雄.灣仔內
2021.07.26 13:01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