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老师之后,接触到很多大孩子,做儿童戏剧期间,接触到很多小孩子。我们相处的很好,像朋友、像家人,我不板着脸孔说话,他们也不唯唯诺诺对我。无论年龄,不存在代沟,我们以人与人的方式相处,非常简单,非常快乐,也因而有机会相互学习。看着一张张年轻甚至稚气的脸,常常想起我的来时路,想到我的老师们。
我小的时候,父母被下放到农村一个小医院工作,我也跟着在乡下生活过很多年,所受的教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当时还是农村公社时代,村办小学的老师大都是那些身体有残疾,无法从事劳动的人,于是英语老师把ABCD和啊喔哦混在一起教,语文老师则把残酷读成残告。极度匮乏的年代,父母对子女并没有太高要求,健康活着,平安长大就好,我父母也是。送子女读书只是因为惯性,或者只为了有个地方,能把孩子圈起来,父母可以安心上班。因此,那时学习成绩从来就不是衡量标准,我也稳定保持在门门功课不拿零蛋的水平。
小学阶段遇到过很多老师,但现在依旧能记起的只有一个。那是一位男老师,是个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需要用手拄着腿走路,练就了巨大的掌力,经常罚我们在院子里的乒乓球台上补作业,有时还会打屁股。想必我也挨过,否则不会对他和他的掌力印象那么深刻。
十一岁,父母调动工作去一个工厂做厂医,我被转到附近的村中学读了初中。刚上初一时,我只有11岁,是班里最小的一个,现在完全记不清有没有做过作业,只记得连续蹲班两次,上了三年初一,两年初三,总共经读了六年初中。
果真是年长一点容易记事,初中老师记住了四五个,三个是师范生,两个民办教师出身的老教师。最老的一个是我的校长,姓马,永远笑眯眯的,但他也是那么笑眯眯的告诉我,你就不用学了,就你这脑子,就是个种田、和泥的料。第二老的是我的英语老师,喜欢写那种很华丽的英语字母,唯一一个始终在努力将方言说成普通话的老师,依稀记得大家说他教的不错,但我真没学会多少,初中毕业时英语成绩为15分。
师范毕业的学生,在那个学校算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多少都有点怀才不遇或者大材小用的感觉,上课时也毫不掩饰地讲这种情绪传递给我们。政治老师是其中最坦诚的一个。他那时非常年轻,我上初二是刚刚毕业分配,小个子,很瘦,一张小脸尖尖的,像一把锥子。他似乎从没笑过,或者正常的笑过,他讲政治时一侧嘴角会斜向下方,然后文雅的说,你们很愚蠢,读书简直是浪费时间。
教历史、地理和生物的是同一个老师,也是师范毕业。男的,很高,有点勾背,走路的时候脚撇着,像走在田埂上。喜欢放学时在教室门口擦那辆已经擦的锃亮的新自行车,无论多冷都把袖管卷得高高的,不是夸张的抖一抖,好向我们炫耀他新买的手表。跟着他反复学了六年,三门课几乎一句没记住,因为一直在读小说,一本接着一本,他训我,我就和他吵架,然后,他就让我滚出去。第一次滚出去,我带着屈辱的眼泪,时间久了、次数多了,就麻木了,脸皮也厚了,逐渐发现了在门口罚站的好,虽然有点冷,但没人搭理,也没人打扰,我可以抱着小说一口气看几个小时,可以读得飞快。
化学老师是位女老师,高三时兼教我们的生理卫生。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但容貌乃至神态却非常清晰,她高大美丽,总是冷冷的,话很少,声音不大,会一边讲着课,一边径直向后排,突然脚步声停止,一推某个人的背,说,“你,上去做题。”她是极少数从不打骂学生的老师之一,但毫无缘由地怕她,或说敬畏,像我这样数学成绩位于5-15分之间的学生,初中毕业时的化学成绩是98分。父亲去世那年,回故乡送别,途径一个公园,偶然遇到了她。时隔几十年光影,我也已是中年人,她竟然变化不大,依旧冷冷的,不苟言笑。急忙上前问候,但她根本不认识也不记得我了。很想给她鞠个躬,没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