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農夫，賴青松的新農村實驗
2020年8月，最後一批黑糯米收割的日子，我又來到青松為穀東保留下來、傳統手耕的稻田間。下田割稻之前，他先帶領大家來到三官宮上香，感謝三官大帝、土地公庇佑這一年風調雨順，讓我們有一碗飯吃。移居宜蘭20年，賴青松在這裡落地生根，更懂得了敬天愛地，接上地氣。
對世居宜蘭的農家來說，青松是外來的新移民；對近7、8年間陸續移入的新農來說，青松是先行者，開啟非農子弟實踐在農村生活的可能。放眼台灣，甚至世界，農村普遍面臨年輕人口外移、農地荒廢的困境，農二代放棄務農，到都市討生活；但同時也有另一群人厭倦了都市的高壓擁擠，嚮往田園生活，可是在保守封閉的農村不得其門而入。賴青松想要扭轉這個現況，在深溝做了一個長達20年的農村生活實驗。
從日本的消費者行為得到啟發 2000年，青松和許多都會上班族曾有過的心情一樣，他感覺到自己不喜歡都市的生活節奏，想要離開都市的想法越來越強烈，最終他決定帶著妻小舉家遷移到太太美虹的故鄉，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起初他一邊做日文翻譯，一邊從岳父那邊取得了一小塊地，開始實驗以友善耕作的方式種植水稻，每當在電腦前工作疲累的時候，他來到田裡勞動反而覺得身心舒暢，越來越肯定自己喜歡務農的生活。 田裡的工作讓青松覺得生活踏實。
隨後兩年，他赴日進修攻讀環境法，也為未來農村之路的起步沉潛醞釀。實際上，青松在1995年曾經到日本實習就埋下了種子，當時他在東京的「生活俱樂部」消費合作社工作，那裡集結了一群關心食品安全與品質的家庭主婦，到產地去尋找他們信任的生產者，包括稻米、蔬菜、牛奶等等各式日常家庭所需，用共同購買的方式選擇他們想要的產品，這種消費者力量集結的模式讓青松開了眼界：「他們確實用每天的消費行為改變了市場。」
2004年，青松取得日本岡山大學環境法碩士學位，回台後便定居宜蘭，他用類似的概念，創立了穀東俱樂部，成為全職農夫。他選擇站在生產端而不是消費端，當時已經進入網路時代，他透過網路向都市的消費者發聲：「我是一個農民，我想要從事安全的生產，有沒有誰願意支持這樣的生產方式？」用現在的概念來說，也就是所謂的群眾募資。
對青松來說，當時只是一個大膽的實驗，根本不知道可不可行，沒想到竟然成功了，吸引來一群穀東的支持，讓他足以維持生計！ 青松米有一群穀東的支持，每年大家也來到田間相聚。 這位穀東小小孩已經好幾年都來參與收割，手腳俐落不輸大人。
回應農村的後繼無人 就這樣過了幾年，有個穩定的收入，但青松也慢慢看到農村更深層的問題：人力不足、後繼無人、土地租賃不易、代工業者高齡化，他的孩子就讀的國小也出現學生人數銳減的狀況，會不會有一天學校裁了、雜貨店關了，甚至公車也沒了？他感覺到整個農村的未來堪慮。
於是除了日常的農事，他開始投入農村復興行動，包括大宅院友善市集、農陣、小田田計畫，到社大開設友善耕作課程等等，帶進來一批年輕人。他也看到有些穀東不只是單純想買米，也動念想要過農村生活，但是不敢行動，「我就把我的生活打開來分享，讓你知道其實這樣也是可以的，這個動作得到了社會的回應。」青松說。 青松也開放稻田讓學生前來體驗，這些孩子對他來說都是農村未來希望的種子。
實際上，水稻機械化代耕系統在台灣發展得非常完整，從育苗、選種、整地、烘穀到碾米都有代工業者，只要會做稻米生產的管理者，採分工分業的模式進行，基本上就可以種稻了，沒有想像中困難。
2013年，齊柏林的《看見台灣》上映，引起各界廣大的回響，是另一股推力。大眾開始關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問題，影響力甚至擴及海外，順應這股熱潮，作為新農業模式的代表，青松的穀東俱樂部也引起媒體的關注，接下來的幾年，他接受許多海內外的邀訪、演講等等到處去分享。同一年，「倆佰甲」也成立了，頓時他從一個人種田、只需要顧好自己的事，變成要處理大家的事，從一個田間管理員變成像是村子裡的新農社群管理員。
新農進場，一起改變農村生態 「我用一己之力，和少數幾個夥伴，就承接了當時台灣農村社會的變化。」那幾年引起的許多媒體效應這裡就不再贅述，而就在此時青松也開始感到自己的身體出現狀況，他覺得十分疲累怎麼休息都無法恢復，好像透支到底了，跑醫院也檢查不出原因，他努力想要找出問題的源頭。
同時間，因為新一批進場的小農不諳農村的習俗，在地方人士的耳提面命下，2015年他開始帶著新農們祭拜田間的土地公、老大公，讓大家入境隨俗。就這樣又忙碌了兩年，身體狀況還是沒有緩解，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什麼事情沒有處理妥當？在宮廟主委的介紹下，他找到一位羅東的師姑，師姑一看便問他做什麼工作？和土地公有什麼瓜葛？為什麼後面跟了一堆土地公？青松這才想到他曾經想要做一張地圖，把每塊田、每個小農編號，每個人繳多少錢、拜哪些土地公，一一詳細記錄，但拖了兩年這件事都沒有做完，於是他回家後著手把每一塊田的責任歸屬釐清，為土地公做一個清楚的帳冊，花了三天的時間和小農們在田邊交接。說也神奇，就在這件事情完成之後，隔天他感覺整個身體都鬆開了，他笑說比看醫生吃藥還快。
因為這件事他明白了：「和小農們一起租田，一起種地，一起進村子，就是生命共同體，這條路必須要一起走下去，不可能只有自己好就好。」 青松集結附近的小農一起辦市集，他認為大家要共好，農村才會好。
在宜蘭賣「生活」 青松明白他既然扮演了這個公共的角色，就是一個天命，他從老地主的手上把土地移轉過來，召喚了一群友善耕作的人在這裡集結，改變了整個農村生態，這件事要怎麼延續下去？開店、開公司還是成立團體？當時他還不清楚要做什麼、怎麼做，只知道要先把人聚集起來，他和早期就開始一起打拼的夥伴楊文全、曾文昌租下一棟兩層樓的老屋，花了半年的時間把空間整理起來，這件事情吸引到宜蘭一些在地年輕人的興趣，他們其中有半農半X的，有做文創事業的，有開獨立書店的，也有文史工作者，每個人有不同的專長領域，共同點是在宜蘭深耕，對宜蘭的未來有些想像，於是就在2019年一次腦力激盪的談話中，拍板成立了「慢島生活公司」。 一棟兩層樓老屋成為「慢島生活」的基地。
「慢島生活」可以說是一個邊做邊塑型的公司，更像是一個資源整合平台，存在著各種發展的可能性，他們舉辦慢島生活論壇，也接待國外的參訪團，更開辦「慢島學堂」，為對農村生活有想像的人打開一扇友善的門。慢島學堂第一期就收了11個學員，長達半年的學程，每週六讓有興趣體驗農村生活的人自費前來共同參與農事，在這11個學員當中，有9個台灣人、1個香港人、1個馬來西亞人，青松從學員身上看到原來生活在台灣當一年的農夫是有吸引力的，甚至他們願意為此考慮人生轉向，移民宜蘭。
回顧青松一路走來的農村生活實驗，第一個5年他證明了穀東俱樂部是可行的，第二個5年他發現農村後繼無人的問題，第三個5年他成為新農進場的引路者，第四個5年他把大家的力量集結起來。接下來他要在深溝「賣生活」，賣美好的台灣農村宜蘭的生活。
宜蘭放眼整個台灣，它的地理位置很特別，和台北隔著雪山隧道，但與大台北都會區僅是一個小時車程的距離，比起花東它的可達性高，比起西部又可以遠離台北的勢力範圍。這對都市人是很大的誘因，甚至從國外來的朋友，不管短租或長住，也可以很快去到台北，然後搭上飛機回家。「降低大家進入農業耕作的門檻，在這裡發現自己也能夠從事生產，然後開始思考在這邊生活的可能性，才有可能讓農村重新活化起來。」青松說。在他眼中，宜蘭是距離世界最近的農村，青松所勾勒的未來是：「讓深溝村變成世界看見台灣新農村發展的一個窗口。」
就這樣過了幾年，有個穩定的收入，但青松也慢慢看到農村更深層的問題：人力不足、後繼無人、土地租賃不易、代工業者高齡化，他的孩子就讀的國小也出現學生人數銳減的狀況，會不會有一天學校裁了、雜貨店關了，甚至公車也沒了？他感覺到整個農村的未來堪慮。
於是除了日常的農事，他開始投入農村復興行動，包括大宅院友善市集、農陣、小田田計畫，到社大開設友善耕作課程等等，帶進來一批年輕人。他也看到有些穀東不只是單純想買米，也動念想要過農村生活，但是不敢行動，「我就把我的生活打開來分享，讓你知道其實這樣也是可以的，這個動作得到了社會的回應。」青松說。
實際上，水稻機械化代耕系統在台灣發展得非常完整，從育苗、選種、整地、烘穀到碾米都有代工業者，只要會做稻米生產的管理者，採分工分業的模式進行，基本上就可以種稻了，沒有想像中困難。
2013年，齊柏林的《看見台灣》上映，引起各界廣大的回響，是另一股推力。大眾開始關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問題，影響力甚至擴及海外，順應這股熱潮，作為新農業模式的代表，青松的穀東俱樂部也引起媒體的關注，接下來的幾年，他接受許多海內外的邀訪、演講等等到處去分享。同一年，「倆佰甲」也成立了，頓時他從一個人種田、只需要顧好自己的事，變成要處理大家的事，從一個田間管理員變成像是村子裡的新農社群管理員。
新農進場，一起改變農村生態 「我用一己之力，和少數幾個夥伴，就承接了當時台灣農村社會的變化。」那幾年引起的許多媒體效應這裡就不再贅述，而就在此時青松也開始感到自己的身體出現狀況，他覺得十分疲累怎麼休息都無法恢復，好像透支到底了，跑醫院也檢查不出原因，他努力想要找出問題的源頭。
同時間，因為新一批進場的小農不諳農村的習俗，在地方人士的耳提面命下，2015年他開始帶著新農們祭拜田間的土地公、老大公，讓大家入境隨俗。就這樣又忙碌了兩年，身體狀況還是沒有緩解，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什麼事情沒有處理妥當？在宮廟主委的介紹下，他找到一位羅東的師姑，師姑一看便問他做什麼工作？和土地公有什麼瓜葛？為什麼後面跟了一堆土地公？青松這才想到他曾經想要做一張地圖，把每塊田、每個小農編號，每個人繳多少錢、拜哪些土地公，一一詳細記錄，但拖了兩年這件事都沒有做完，於是他回家後著手把每一塊田的責任歸屬釐清，為土地公做一個清楚的帳冊，花了三天的時間和小農們在田邊交接。說也神奇，就在這件事情完成之後，隔天他感覺整個身體都鬆開了，他笑說比看醫生吃藥還快。
因為這件事他明白了：「和小農們一起租田，一起種地，一起進村子，就是生命共同體，這條路必須要一起走下去，不可能只有自己好就好。」 青松集結附近的小農一起辦市集，他認為大家要共好，農村才會好。
在宜蘭賣「生活」 青松明白他既然扮演了這個公共的角色，就是一個天命，他從老地主的手上把土地移轉過來，召喚了一群友善耕作的人在這裡集結，改變了整個農村生態，這件事要怎麼延續下去？開店、開公司還是成立團體？當時他還不清楚要做什麼、怎麼做，只知道要先把人聚集起來，他和早期就開始一起打拼的夥伴楊文全、曾文昌租下一棟兩層樓的老屋，花了半年的時間把空間整理起來，這件事情吸引到宜蘭一些在地年輕人的興趣，他們其中有半農半X的，有做文創事業的，有開獨立書店的，也有文史工作者，每個人有不同的專長領域，共同點是在宜蘭深耕，對宜蘭的未來有些想像，於是就在2019年一次腦力激盪的談話中，拍板成立了「慢島生活公司」。 一棟兩層樓老屋成為「慢島生活」的基地。
「慢島生活」可以說是一個邊做邊塑型的公司，更像是一個資源整合平台，存在著各種發展的可能性，他們舉辦慢島生活論壇，也接待國外的參訪團，更開辦「慢島學堂」，為對農村生活有想像的人打開一扇友善的門。慢島學堂第一期就收了11個學員，長達半年的學程，每週六讓有興趣體驗農村生活的人自費前來共同參與農事，在這11個學員當中，有9個台灣人、1個香港人、1個馬來西亞人，青松從學員身上看到原來生活在台灣當一年的農夫是有吸引力的，甚至他們願意為此考慮人生轉向，移民宜蘭。
回顧青松一路走來的農村生活實驗，第一個5年他證明了穀東俱樂部是可行的，第二個5年他發現農村後繼無人的問題，第三個5年他成為新農進場的引路者，第四個5年他把大家的力量集結起來。接下來他要在深溝「賣生活」，賣美好的台灣農村宜蘭的生活。
宜蘭放眼整個台灣，它的地理位置很特別，和台北隔著雪山隧道，但與大台北都會區僅是一個小時車程的距離，比起花東它的可達性高，比起西部又可以遠離台北的勢力範圍。這對都市人是很大的誘因，甚至從國外來的朋友，不管短租或長住，也可以很快去到台北，然後搭上飛機回家。「降低大家進入農業耕作的門檻，在這裡發現自己也能夠從事生產，然後開始思考在這邊生活的可能性，才有可能讓農村重新活化起來。」青松說。在他眼中，宜蘭是距離世界最近的農村，青松所勾勒的未來是：「讓深溝村變成世界看見台灣新農村發展的一個窗口。」
青松明白他既然扮演了這個公共的角色，就是一個天命，他從老地主的手上把土地移轉過來，召喚了一群友善耕作的人在這裡集結，改變了整個農村生態，這件事要怎麼延續下去？開店、開公司還是成立團體？當時他還不清楚要做什麼、怎麼做，只知道要先把人聚集起來，他和早期就開始一起打拼的夥伴楊文全、曾文昌租下一棟兩層樓的老屋，花了半年的時間把空間整理起來，這件事情吸引到宜蘭一些在地年輕人的興趣，他們其中有半農半X的，有做文創事業的，有開獨立書店的，也有文史工作者，每個人有不同的專長領域，共同點是在宜蘭深耕，對宜蘭的未來有些想像，於是就在2019年一次腦力激盪的談話中，拍板成立了「慢島生活公司」。
「慢島生活」可以說是一個邊做邊塑型的公司，更像是一個資源整合平台，存在著各種發展的可能性，他們舉辦慢島生活論壇，也接待國外的參訪團，更開辦「慢島學堂」，為對農村生活有想像的人打開一扇友善的門。慢島學堂第一期就收了11個學員，長達半年的學程，每週六讓有興趣體驗農村生活的人自費前來共同參與農事，在這11個學員當中，有9個台灣人、1個香港人、1個馬來西亞人，青松從學員身上看到原來生活在台灣當一年的農夫是有吸引力的，甚至他們願意為此考慮人生轉向，移民宜蘭。
回顧青松一路走來的農村生活實驗，第一個5年他證明了穀東俱樂部是可行的，第二個5年他發現農村後繼無人的問題，第三個5年他成為新農進場的引路者，第四個5年他把大家的力量集結起來。接下來他要在深溝「賣生活」，賣美好的台灣農村宜蘭的生活。
宜蘭放眼整個台灣，它的地理位置很特別，和台北隔著雪山隧道，但與大台北都會區僅是一個小時車程的距離，比起花東它的可達性高，比起西部又可以遠離台北的勢力範圍。這對都市人是很大的誘因，甚至從國外來的朋友，不管短租或長住，也可以很快去到台北，然後搭上飛機回家。「降低大家進入農業耕作的門檻，在這裡發現自己也能夠從事生產，然後開始思考在這邊生活的可能性，才有可能讓農村重新活化起來。」青松說。在他眼中，宜蘭是距離世界最近的農村，青松所勾勒的未來是：「讓深溝村變成世界看見台灣新農村發展的一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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