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27|閱讀時間 ‧ 約 4 分鐘

中央與香港的關係

要認清香港政治形勢,香港人首先要正確、清醒和理智地認清中央與香港的關係。這是正確認識香港政治的根本和先決條件。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但卻仍然是一個以商業為主的城市,尤其是英殖時代的刻意閹割,市民對政治觸覺的敏感遠遠比不比北京,甚至廣州。所以筆者且以商業機構來做比喻說明。
中國就比如一個大集團,總公司(中央政府)設在北京,香港是其中一間分公司(地方政府),就如廣州、武漢、上海一樣。分公司的行政總裁便是地方首長;高級管理層便是地方高官;普通員工便是一般人民。
鴉片戰爭後,英國這西來的敵對集團奪去了香港這分公司。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就如英國的外判公司,養肥香港也只為了給殖民主剝削壓榨。港人不用理解甚麼國策,那是港督和英國殖民地部的事。作為用來背鍋、出羊毛、可捨棄的外判公司,香港只要逆來順受,聽從港督命令即可。
但自九七回歸後,香港這分公司再次成為集團的分公司之一。為了減少交接時的震動,總公司採取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法,不像英國那樣直委派英國人擔任港督,而是由分公司員工中選出分公司的行政總裁(特區首長),但中央仍保留了最後的決定權。
回歸以來,除了「馬照跑、舞照跳」,港人也保留了當年那種只看香港「一畝三分地」、短視狹隘的態度,從不會換位思考,想想總公司會怎樣想自己?那些外部集團「幫忙」的動機和利益又是甚麼?當員工發現分公司的行政總裁幹得不行,他們不是跟總公司投訴,卻把一切怪到總公司頭上。其實總公司若發現分公司的管理層因失職令屬下員工離心,進而影響到整體集團的利益,也會進行相應人事安排或系統整改。但分公司的員工卻竟然破壞自己的業務,希望透過這樣把總公司也迫走,從而脫離集團,甚至寧可邀請敵對集團進行惡意收購,當回那個可憐的外判商。
總公司的核心思想便是要維護整個集團的利益,有需要時,可能需要由賺錢的沿海分公司補貼落後的山區分公司,亦有時可能要平衡各分公司的利益,以團結集團的力量,在弱肉強食、毫無仁義信用的國際社會競爭中生存發展下去。儘管因為個別分公司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會有側重和扶持,但集團可不只一間分公司,總公司必須考慮到其他分公司的想法,而且底線是要不損害集團整體利益。即使一間分公司有多重要、盈利有多高,若跟總公司開出的要求是脫離集團,甚至對全集團和其他分公司抱敵意態度,那沒有任何一間總公司會接受,無論代價多大,都會果斷處理。而那不知進退、短視狹隘、毫無自知之明的分公司,下場可想而知。
孟子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
政治是現實、冷酷,實力為先。中央與香港強弱主次,一目了然,這是正確認識香港政治形勢的根本和先決條件。有些香港人卻把中央誤以為只是一個北京、一個城市,誤以為香港有實力和地位和中央平起平座談判講價,故而做出錯判。但現實是中央是統領全國14億人的中央政府,代表和領導著全國的力量和意志,並且必定會以全國整體利益為先。想以一城之力,凌駕和無視整個國家的利益,那必然不會有好結果。
自秦行郡縣制二千多年來,中國一直實行中央集權制,即使辛亥革命後的民國政府至新中國成立亦如是。在科技發展和大數據的運用下,大大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能力,而亦是這樣才能更好的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這不單是用來應付如黃仁宇先生所說的治水和國防需要,更是要在這個百年不遇的大變局、大時代中,於無情的國際全方位競爭下生存、發展和壯大的依據。
要認清香港政治形勢,香港人第一步必要的做的,便是要正確、清醒和理智地認清中央與香港的關係,然後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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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發生「反修例」衝突後,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相繼實施,香港的政治格局已徹底改變,97回歸後行了20多年那一套將不再可行。在這百年一遇的大變動時期,無論是政界、商界或是普羅市民,無論你是甚麼立場,想明哲保身還是想把握機會,也不能不識政治。對,真正的政治,不是「扮煮飯仔/過家家/家家酒」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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