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們的房間： 一點六米寬的樓梯，是人權的寬度。

1.一個房間內上下通鋪，每間房住7~12人，一層樓就過100人，但只有一個大型共用衛浴共百人使用。

2.在房內時間全程戴著口罩，睡覺也不能拿下。

3.除了上下班不得離開，CCTV監視器和舍監全程監視，確保沒有人可以外出採買。

#移工的房間

苗栗京元電子等電子工廠接連爆發COVID-19群聚感染，截至2021年6月23日，已有458名外籍移工確診。

苗栗政府在6月7日對移工下達禁足令，其他縣市工廠陸續跟進，甚至有雇主要求移工簽署違法切結書，若下班或放假時外出，必須承擔染疫後的一切醫療支出，讓沒有健保的移工人心惶惶。

「我不是犯人。」受訪移工無奈表示。當宿舍的大型群聚無可避免，限制外出令只是讓移工處境雪上加霜。

防疫與侵犯人權，難道沒辦法同時兼顧嗎？

又或者我們更進一步的想，苛刻移工待遇、過勞壓榨，這個問題早就行之有年，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勞方剝削，但我們聞所未聞、視而未見：

位於新莊的小型家庭電鍍廠，七個菲律賓移工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只有十五分鐘的用餐時間。工廠內瀰漫著化學氣體，工人卻只有一雙靴子，連口罩都沒有，更別提本該有的三個月一次健檢。工作時酸性物質飛濺到身上，阿奈全身上下都是紅黑色的斑點，沒有一塊完好的皮膚。

辛蒂為了負擔家計，東拼西湊才湊齊十萬仲介費，來到台灣進到一間家庭企業。她操作沖床機，主管只操作一次給她看，便要求她上工。長期加班的她在工作中受傷，右手被沖床機壓碎──她才二十歲。治療期間仲介拿了和解書來找她，威脅她不簽字就中斷治療，十萬元和解金，換她一隻手。

2013年八月，「和順才237號」的遠洋漁船上，六名境外漁工因不堪長久勞動虐待殺死了船長，並將輪機長也拋入大海。這起海上喋血案轟動一時，而最後判決書上，有一段以漁工們的薪資做為量刑的判斷之一的紀錄：「被告長期從事遠洋漁業之繁重工作，睡眠時間極少，又必須忍受在狹窄漁船上多人共同生活......其每月實得款項竟只有折合新台幣不過三千至五千多元.....」

──姜雯《奴工島》

尤其是和順才號的海上喋血案，讓媒體稍稍留意到遠洋海上的黑暗面──但遠比不上藝人八卦、行車紀錄器的新聞版面。諷刺的是，台灣至今移工人數已突破七十萬，進入台灣各大小工地、工廠、漁場、家庭，撐起台灣企業不足的人力，更是長照資源中重要組成。

七十萬的人力，來到這個島上，他們直接間接地融入了你我的生活，進入台灣的經濟體系，但在這個號稱自由平等的美麗之島上，他們到底過著什麼樣的日子？

龍騰國文第五冊將顧玉玲的報導文學〈一點六米寬的樓梯〉選入，除了作家本身文學性與報導性兼具的優良筆法外，藉由課文想要探討的社會議題，其宏觀視野，更應該是本課備課重點。顧玉玲的文字清新易讀，一篇篇採訪，非常適合高中生閱讀。除了顧玉玲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外，也可以推薦姜雯於2018出版的《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

蘇州青年姜雯，曾在歐洲打工遭遇種族歧視，在台念書也不免異樣眼光。也許同是漂泊異鄉的心情吧？她在移工朋友身上，以及加入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擔任志工的兩年時間，記錄了移工在台那些動人、哀婉，甚至令人不忍卒讀的故事，並寫成她的碩士論文。

《奴工島》一書好似照妖鏡，當台灣高喊「最美的風景是人」時，《奴工島》血淋淋的呈現：有一群不被當人看的人，他們所看到的風景，可和我們不一樣。

有些雇主會說，他們是來台灣撈錢的，現在忍一忍，回去就能享福了。

回家，真的就是幸福的開始嗎？

#漫漫回家路

顧玉玲的第二本書《回家》，是我非常推薦的延伸書籍。

作者分別在2009年底和2010年赴北越停留兩個月，2013年再次回訪，深入探訪回到北越的移工後續，住在當地農村，一起下田割稻，替無法回家的移工探望家人......

二十多萬字的紀錄，一字一淚的寫下這群平均年齡不到三十的女性移工，為了家計遠赴海外工作，一個便當分兩餐吃的省吃儉用，幾年所得已讓家人在鄉村蓋了新房子，但好不容易回家了，面臨的卻可能是丈夫變心、孩子已與母親疏離的難堪場面。

她們的惆悵悲歡，讀之讓人惻然；而她們堅毅卓絕的生命力，卻也不禁讓我捫心自問，如果是我，做得到她們的能幹與堅強嗎？

敬意不禁油然而生。

深入了解移工的故事，他們才不再只是異國的「他者」，而是一個一個生命故事，甚至與雇主間成為更密切的關係。

作家李牧宜，曾擔任兩年的空姐。在印尼航線上她常服務到一群群臉色發白，在機上吐得亂七八糟的移工。後來她才知道，這些年輕大孩子們很多來自印尼落後鄉村，坐飛機是人生第一次。

也因為好奇，回家時她開始和家裡的僱傭「安妮」聊天，從一開始的生疏到最後親如姊妹，直到安妮返鄉準備結婚。

你結婚，我去參加你的婚禮！

臨別時的約定，李牧宜和母親二人真的實踐了。下機後還搭了七個小時的車，眼見道路從柏油路轉變成黃泥小路，從台北出發已過二十小時，最後到達安妮的農村已是晚上九點，全村早就就寢了。

「用磚頭堆起，除了客廳外都沒有半塊油漆、屋頂則是用瓦片一片一片重疊拼起、再用竹子支撐起來的房子。若想洗澡，必須去井邊打水，再把水桶扛進屋內。想洗熱水都必須用柴火燒，家裡更不可能有吹風機這種東西。」

李牧宜回憶著，但與簡陋屋舍反比的是，原以為應該睡下的安妮家人，居然全家都還熱情等待客人到訪。第二天一早，村子裡的人都趕來和他們熱情招呼。

台灣，對村民來一點都不陌生，太多親友正在台灣工作，或者正準備受訓前往台灣。但這還是第一次，居然有台灣的雇主來到這個非觀光勝地的小村落。

一個月的「探親之旅」，探的是無血緣關係，卻在僱傭關係中，真正建立信任相親的友誼。作家李牧宜的印尼探訪，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誠如李牧宜所說：

與其提倡人人必須「和移工成為家人」，不如讓主雇關系「正常化」來得實際。

#珍貴的孩子

韓劇《我是遺物整理師》中，第一集的案主是為職災過世的青年。男主角可魯找到了一枚胸章，想要送給不幸的逝者。

那枚胸章上寫著一句話「珍貴的孩子」，在過勞猝死、職災傷害不斷的韓國，這是一句標語，印在徽章等週邊商品上，無聲地提醒著消費者：

在你抱持著「花錢就是大爺」心態頤指氣使前，請想起──

你眼前的員工，也都是父母心中珍貴的孩子。

推己及人，就只是這麼簡單的同理。不是氾濫的同情心，而是一種溫厚。

台灣自詡為人權之島，高喊著自由民主，但人權並非是一群既得利益者相互保障的遊戲規則，當既得利益者願意將人權「下放」到不受法律保護、遊走於社會邊緣的弱勢族群時，願意真正「視民如親」，將雇傭移工視做平等對待的朋友，這恐怕才是人權彰顯的一天。

孔子說「富而好禮」，「禮」本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分寸與尊重。但禮對待比我們社經地位高或平等的人身上，這不稀奇；更重要的是，對待社經地位不如己的族群，我們是否還能堅持「禮」的尊重呢？

是會親切問好，還是視若無睹？

遞物依舊會雙手奉上以表尊重嗎？

說話依舊會加上「謝謝」、「不好意思」嗎？

我們花錢購買了服務，但這包含了服務者的「尊嚴」嗎？

#最後一個人是安全的，全部的人才會安全

當台灣的移工防疫就是「封鎖」時，不妨借鏡一下新加坡的作法：

1. 派遣大批醫護人員在宿舍中設置醫療站，大量篩檢並且追蹤移工的身體健康與心理狀況。

2. 借此更改了宿舍的規範，逐步要求原本每為移工4.5平方公尺的生活空間擴大到6平方公尺，房間內的上下舖改為單人床。

3. 地方教會、慈善機構發動募捐，讓民眾自發性「認領」移工伙食。

雖然在星國網路社群中對移工的歧視性用語屢見不顯，但具體政策上，政府將移工疫情視為全體公共衛生問題，而不是雇主和仲介相互推責的人肉皮球。

參考文章：報導者〈從新加坡經驗思考如何同島一命〉

前幾年喪屍電影《屍速列車》頗受好評，而他的前傳《起源：首爾車站》則交代了喪屍病毒感染的起源──從一位街友的多日不適開始，然後從車站角落的街友聚集區開始擴散。

喪屍電影的重點其實不在各種恐怖的喪屍咬人，而是暴露的社會議題與人性幽暗處。屍戰朝鮮的前傳〈雅信傳〉中，主角雅信族人是逃到朝鮮的女真人，在朝鮮被視為賤民，在女真被視為叛徒。他們被社會邊緣苟活，更成為政府隨時可犧牲的棄子。

而喪屍瘟疫，就從這些被遺忘的人們中，開始擴散。

諷刺的是，昔日的喪屍電影，至今日居然都成了警示預言。而無論是疫情重災區的萬華，還是移工宿舍的群聚感染，在在都驗證了一件事：

只有最後一個人是安全的，全部的人才會安全。

當我們享受安全時，莫忘了：

我們的歲月靜好，是因為有太多人忍辱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