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本書一個蘇州女性對於台灣奴工的紀實，還是報導者對血淚漁工的載述，或是沈榮欽對於現代奴隸的評析，不同的角度與立論指出了同樣的問題：奴隸。
台灣進步價值主張的是民主自由平等，但實際上卻充斥著歧視，被歧視也歧視：崇拜著高加索人種，貶低著東南亞人種。具有平等意識的人並不是不會產生貶低的意識，而是具有應然性的平等觀來糾直這歪曲的實然。外籍教師稱作美語老師，菲律賓、印尼或是越南的看護、漁工、廠工就叫做外勞。外勞按理而言是外籍勞工之意，那麼非本國籍的勞工應該都是外勞。但在日常語用中的外勞所指涉的卻是帶有貶義的只限於來自東南亞具有黝黑膚色的那些人。這種貶低更會出現在高單價咖啡館於社群媒體公然地對於四位移工於其店家消費兩千多元這種內底僅為齷齪貶低的言論中。
他們的處境我們難以想像，著實而言所謂的打工度假不過也就是從事這些「外勞」到台灣所做的而已，差別只是在於這些打工度假者本身就面對著內建在我群文化價值中高我們一等的高加索人所以本來就不覺得自我貶低，反而或會當作恰如其分。但這樣的「打工度假者」卻不會面臨到「外勞」如此嚴重的剝削，包括但不限於合約外勞動、不得更換雇主約定、高額仲介費卻不事仲介的仲介謊報逃跑、性侵虐待、軟禁侮辱、合約內容與實際工作內容不符，他們因為語言差異以及劣質的對待，可能必須在廁所用餐，吃廚餘，甚至他們辛苦的工作所獲得的卻是我們最低月薪的1/3。
而所有「外勞」中最悲慘的莫過於境外聘僱漁工，報導者所出版的《血淚漁場》即是對此之紀實。境外聘僱漁工顧名思義即為在境外所聘僱，而非由勞動部所引入，所以他們並不受勞基法所保障，且主管機關亦係農委會漁業署。他們面臨著每日20小時以上的工作時間，剩下的則是用餐與睡眠的時間，這使得睡眠只有每日不到兩小時，同時必須面對高壓的打罵文化，在不足的睡眠與高壓及孤離的環境刺激下，殺人就變成可能，這也是海上喋血案層出不窮的原因，例如書中持續載述的和順財237號就是其中一例。且在漁船上的每個移工，命運卻因實際只有幾步之遙，卻有千里之別，「同一艘漁船，每個人的命運卻是一線之隔。如果站得遠一些，沒有搬運屍體；如果被威嚇的時候，沒有被震懾到；如果事發時，自己不在那裡；如果那天複印沒有其他船隻，如果船長沒有打罵誰；如果上了其漁船，如果沒有來台，如果不存在漁工境外聘僱制度...」。尤其，在這脫離現代政治社會的汪洋大海上的一大鐵塊上，就像原始叢林的自然野生：不殺，就是被殺。
奴隸在價值上早在林肯擔任總統時就主張將其丟棄，而這也讓世界的潮流走向廢奴。然而在事實上，過了兩百年的今天，奴隸卻不知不覺從殘燼中復辟，卻因藏在法治的眼皮下被忽略。或許在民族主義的意識中我們會區分公民與非公民而給予不同的保障，並且能正當化這種主張，但是從基本人權的觀點以論，若逾越了這個底線，或許並非民族主義所能證成這種種非人化的措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