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與達摩祖師

消滅宋朝並建立南齊的蕭道成，親眼見證了宋朝如何因骨肉相殘，而步上滅亡之途。因為這個緣故，他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們重蹈覆轍，可說是費盡了苦心。然而南齊最後還是難逃亡國的命運，由此可知這個現象的本質並沒有那麼單純。

宋朝奪去了貴族的兵權，卻發生皇族之間互相猜忌，這些皇族既然連親人都無法信任，只好另尋能夠信任的人。而在當時的狀況下，要在現實中找到值得信賴的人物，對方一定不是皇族，通常是出身卑微的人。宋朝最後遭異姓武將蕭道成篡位，或許是必然的結果。劉裕以卑微的身分發跡，一生中總是憑著自己的實力，打倒並殺害對手，這樣的價值觀，當然也會顯現在其家庭教育上。何況其子孫成了位高權重、手握重兵的皇子，再加上親人之間互相猜忌，最後骨肉相殘也是可以預期的。

另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南朝時代，有著相當嚴格的身分階級制度，但是社會各階層卻普遍存在著以下犯上的風氣。不僅是中央，就連地方的軍閥，也出現了許多希望透過領袖揚名立萬，讓自己跟著出人頭地的基層人士。不論是於公於私，居上位者都不斷承受來自下位者的這種壓力。負責統率藩鎮的皇子們，承受來自屬下們的升官欲望，到頭來只好想盡辦法篡奪皇位。

想要靠與上位者打好關係，以獲得更高地位的人，可不是只有武將而已。還有很多人憑藉武力以外的方式，贏得上位者的青睞，得到了飛黃騰達的機會。特別是靠著巴結皇帝以壟斷權勢的弄臣，在當時的史書內被稱為「恩倖」。 另一方面，宋文帝之後的孝武帝，推動中央集權，把權力全部攬在自己身上。權力過於集中的結果，導致皇帝身邊需要一大群幫他辦事的人。在這樣的環境下，為政者的需求與庶民階層的崛起，形成了各取所需雙贏的局面。雖然在宋文帝時期，便已出現這樣的徵兆，但直到孝武帝之後，才開始出現恩倖政治大行其道的現象。

而這些「恩倖」，大多是商人或具有商業背景的人物。這些人活躍於南朝的政治界，與當時的貨幣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西元450年北魏南侵之後，宋朝國力便一蹶不振，到了宋明帝時代，淮水以北至山東半島已全遭北魏奪走。後來消滅宋朝，建立南齊的蕭道成（齊高帝），正是崛起於這一帶的軍閥。他在北魏的淮陰地區（江蘇省）以軍閥的身分不斷累積實力，最後被徵召至中央，擔任軍政職務。宋朝末年，他在平定了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荊州刺史沈攸之等人的叛變後，趁機消滅國力空虛的宋朝，建立了南齊。南齊初期，齊高帝及其子齊武帝一改宋孝武帝以來的施政方針，以回到尚未受北魏侵犯前，元嘉之治時期的安定社會為目標，成功讓社會恢復一定程度的小康狀態。其象徵性的政策，就是廢除了「臺使」制度，之前的宋孝武帝時期，宋朝因與北魏交戰而導致國庫空虛，宋孝武帝為了確保中央的財政來源，自中央派遣使者至地方，監督官員的徵稅狀況，這就是「臺使」。但許多臺使仗勢著其中央高官的身分，犯下許多不當斂財的違法行徑，令百姓深受其害。齊武帝的兒子竟陵王蕭子具有鑒於此弊端，建議朝廷廢止這個制度。此外，當時還採取了延長地方官任期以鞏固其地位的政策，希望能藉此改善民政。

但當時的社會局勢光靠這些政策已難以安定民心。宋文帝末年，朝廷曾為了攻打北魏而向百姓徵兵，到了宋孝武帝時期，又不斷加稅及過度徵調勞役，而這些稅役徵調的工作，則全交由臺使負責。另一方面，當時的士人（貴族）並不用負擔稅役。每個人的戶籍上都會註記是「士人」還是「庶民」，但是財力雄厚的庶民可以藉由賄賂，改為不用負擔稅役的士人，西元486年，朝廷決定對戶籍實施檢査並加強課稅，此舉引來百姓反彈，為南朝財政提供穩定來源的浙江一帶，發生了庶民叛亂事件，由於領頭者為唐寓之，史稱唐寓之之亂。百姓對戶籍的竄改，不僅讓士、庶的區別變得模糊不清，而且造成稅賦、勞役來源減少，使財政更加吃緊。如此一來，沒有竄改的百姓就必須負擔更重的稅役，形成惡性循環。此外，齊武帝沿襲了上代重用恩倖的風氣，並沒有加以匡正。 總之，宋朝的諸般弊端到了南齊，依然沒有獲得根本的改善。不僅如此，後來繼位的齊明帝，非但沒有設法鞏固王朝基業，反而還實施恐怖政治，將諸王一一殺害，造成皇室分崩離析。因為這些緣故，南齊從建國到亡國只有短短二十三年。

南齊的齊明帝為了守住自己的皇位，不惜殺害齊高帝、齊武帝的兒子多達二十餘人，其皇位由帶有「惡童天子」臭名的東昏侯繼承，隨後遭蕭衍（即梁朝開國皇帝梁武帝，在位期間西元502至549年）於雍州襄陽舉兵消滅。

蕭衍是南蘭陵人（今江蘇省常州市），屬於南齊蕭氏一族，父親蕭順之是南齊開國皇帝蕭道成的族弟，亦是南齊的開國功臣。蕭衍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從小就展現出文武雙全的才幹，族人們皆對他寄予厚望。他是南齊皇族內的知識份子，為史上著名的竟陵王蕭子良的「竟陵八友」之一，學識涵養豐富，對儒學、老莊思想及佛教學都有極深造詣。南齊末年，東昏侯的暴政令人髮指，連蕭衍的哥哥蕭懿也遭到「賜死」。西元501年，蕭衍集結藩鎮及襄陽地方的豪族勢力，向東昏侯興師問罪，最後攻陷建康。西元502年接受禪讓，開創了梁朝。

蕭衍（梁武帝）懷抱著經世濟民理想與責任感，採取寬厚的施政方針，致力於恢復百姓生計。在官吏任用策略上，他一方面明確區分士庶貴賤，一方面又為了順利推動國政，採取重視個人才能與教養的方針，督促貴族階層發起自我革新，同時並進行官制改革，整頓貴族制度。在梁武帝的努力下，這個時期成為南朝史上少見的太平盛世，百姓過著安定、和平的生活。梁武帝在位長達近五十年，由於施政有方，文化繁盛一時。談到梁武帝，大家比較熟悉的應該是梁武帝愛好佛學，曾與印度來的高僧菩提達摩有過一面之緣，由於達摩祖師為中土禪宗帶來來巨大的影響，值得我們好好的來了解禪宗。

我們就從「拈花微笑」這個故事開始吧！禪的起源，據《大梵王問佛決疑經》裡記載：有一次，大梵天王來到靈山會上，將一枝金色波羅花獻給釋迦牟尼佛，請佛陀為眾生說法。佛陀應請登座，面對八萬四千與會大眾，默然不語，手拿著波羅花（拈花），環示大眾。當時，會眾都不明白其中的奧祕，困感不解。只有摩訶迦葉會心地展顏一笑（微笑）。佛陀知道迦葉已經領會，於是當眾宜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總持任持，凡夫成佛，第一義諦，付囑摩訶迦葉。」這就是禪宗的開始。佛陀傳授給迦葉尊者，乃至後來禪宗一脈所傳的，就是這個「正法眼藏」，以心印心！

達摩的老師般若多羅尊者(禪宗第二十七祖)是東印度人。般若多羅得法後，遊化到了南印度。南天竺國香至王崇奉佛教，三位王子也信奉佛法。般若多羅知道三太子菩提多羅是法器，只因時機未到。等到香至王駕崩，眾人悲痛欲絕，只有菩提多羅在靈柩前坐禪入定，七天以後，三太子起身要求出家。般若多羅為他授了具足戒，並對他說：「佛陀把正法眼藏傳授給迦葉尊者，輾轉傳到了我，我現在要傳給你。 」般若多羅傳法完畢後，說了四句偈，然後站起來，伸開左右手，各放二十七道五彩斑斕的光芒，又騰身躍到虛空，化火自焚。當時空中的舍利子如雨點般落下，菩提多羅收取後建塔供養。就這樣，「以心傳心」的禪宗宗旨，從迦葉起傳了二十七代，最後傳到南天竺國香至王的三太子菩提多羅（後改名為菩提達摩）。菩提達摩是禪宗劃時代的人物，身為西天禪宗的二十八祖，擔起把西天禪宗的發展，轉到東土中國的歷史重任。

菩提多羅從師父那裡得了法，又聽師父勸告，改了名字叫「菩提達摩」。他問師父：「要到哪裡去弘揚佛法呢？」般若多羅諄諄告誠說：「你雖已得法，但現在不宜遠遊。等我滅度以後六十年，你應該到東方震且（中國）去宣揚佛法，普利眾生。你所教化的地方，能夠獲得真傳的不可勝數。我滅度後六十年，那個國家會有災雕發生。你自己多小心！那裡南方的人好追求功業，卻又不懂佛理。你即使到了那裡，也不能久留。」說完，送達摩一偈

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

廣東古城「羊城」，《景德傳燈錄》記載，達摩坐船於梁武帝普通年間抵達廣州，武帝得知後詔請達摩到金陵。「獨自棲棲暗渡江」便是與梁武帝話不投機後「一葦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