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晚要去坐夜。

今天接到了不好的消息。一位建築師，也是著名的古蹟保護學者過世了。我們最後一次碰面是他去國外教書以前，跟我說這裡沒什麼發展的機會，只能出國去。他知道這麼說就足於暗示我肇因，當下誰都沒有說破，他也沒預留任何的時間讓我好好說再見，總之我還是這麼說了再見。

沒想到就再也見不到了。

但他要真預留時間給我是不是就不會那麼地遺憾？我也說不清楚。我自認是一個耿直的人，但他比我更耿直。我在古蹟區工作的時候，眼見他數次犯險，雖然不見得都是他的錯，但也不全對。古蹟保存一旦涉及於人事，事情本就不該如此簡單，畢竟利益比歷史價值來得更直觀，更何況當時的政治人物非常懂得利用地方勢力來鎮壓公民社會的反對聲浪。

這也是我後來退得遠遠的原因，退到心裡的不平已經平緩了許多。朋友問是不是覺得古蹟區的支持力量變少了而覺得遺憾，我說我心裡只是禁不住在想：

“檳城怎麼可以這麼對待他。”

只是明哲保身的我也沒有做什麼。

想起我的泰拳教練，曾也想過要在拳擊事業上做一些努力，但奪得多項賽事第一名的他卻發現現實超骨感，以致現在另有正職，教拳是副業，卻再也沒有走上擂台。

還有最近因為工作關係常聯繫的一位退休海洋學家，曾是某海洋研究中心的執行長。我後來才知道，這樣的研究中心東南亞只有兩處，他自己也是世界級的權威。一次見面我告訴他我花了點時間才知道這些事，覺得很羞愧，他和藹地說沒關係沒關係：

“你不覺得我們社會很常遇到有眼不識泰山的情況嗎？這是馬來西亞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我並沒有被安慰到。

想起第一次見到這位古蹟保護學者，是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當時跟隨另一名建築學者在檳城做訪問時在對方引薦下碰了面。對方給我說了他許多的故事，但見面時他卻急匆匆地，連話也沒辦法好好說。

多年以後我台灣留學回來，返舊地工作，因為工作性質關係碰面，但私下可以暢聊的機會也不多。只記得偶爾一次他興起，給我看了一批舊資料，大概是在申遺成功前的十年左右他以建築學者的角度記錄下老城區的幾個攤販擺賣方式與位置。這份資料對我來是異常珍貴，還想著是不是要再做整理出版成書，但跟上司在經費方面的問題沒談妥，就作罷了。

怎麼就這樣作罷了呢。

後來有位台灣建築學者到檳城拜訪，有幸與她吃飯聊聊古蹟區的情況。提到這位古蹟保護學者時，對方壓低聲量詢問，為何這裡的學者生活品質嗯...有點糟？他還是一副我熟悉的急匆匆的樣子，不但見面的時間很壓縮，整個過程還是他一邊吃著福建麵一邊口沫橫飛地在說話。

我忘了我具體怎麼回答，但大意應該是：他可是這社區少數在認真做事的人啊，也因為他詳盡的記錄，建立了這座古城最早的一批檔案資料。只是這個問題肯定讓之後的我反复思考了很多次，說不定也是拼命到了最後決定選擇再次抽離的一個契機（我小時候就很會逃避，我以為我再也不會了）。

這個社會很糟，想要勇往直前的自己更是不能再糟了，所以千萬不能連這樣的自己都糟蹋了。

我怎麼好像在說人壞話。

剛剛從爸爸家吃飯歸來，需要開上一個小時的路。我害怕雨夜裡的獨處會突然感傷得不能自己，特地選了個歡樂些的歌單。只不過成功回到被窩裡的我，滿腹心事卻突然想起去年那個還在努力衝撞的自己，心疼。還好貓貓這時走過，一把踩在胸口，漠然地喵了一聲。

於是有了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