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坐在很大的階梯教室裡流淚。我的現狀裡好似有很多可以哭訴的理由,比如作為亞裔留學生在西方教育體制下總是會失語,比如作為非母語者和一群白人在一起學文學感到白人至上主義的隱性壓迫,尤其是當有人用宗教和晦澀的白人亞文化塞滿對話時。比如我還是一個多年沒有痊癒的慢性精神病患者,不管在怎樣的教育環境裡帶著腦部疾病都會使人處於劣勢。但所有的悲傷都是裹挾在西北風裡跨越半球向我襲來的。這樣的生活太割裂荒謬,尤其是當我兩年都不能回家時。把這樣的一個教室調換到另一種文化里只有被消失甚至犯法的結局。他們聽得真認真,然後我開始哭起來。有人遞給我一張紙,有人在聊天框裡給我發小表情。他們活得爛漫又柔軟,可我絲毫不敢說他們無知又軟弱,因為活著不是為了和人打架所以不需要強大。他們永遠不會完全理解為什麼我總是哭起來,但是我知道他們真的在意。我絲毫不能責怪當下這一看似可以重重批判和解構的後殖民處境。他們沒有問題。好了,現在只剩下我了。當一個人發現把繩索套在自己脖子上多年的兇手是故鄉時,這一個人又能怎樣在漂泊裡面對自己殘破的人生呢?我在太平洋裡某個小島上,但又有多少個這樣的人躲藏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呢?這樣的人們沒有組織,沒有綱領,沒有反抗的力氣,只有連在一起的破碎的心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