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信仰、維穩與制裁，讓伊朗成了疫情新戰場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婦女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經醫生查問旅遊史後，其表示自己剛從中東某國回來。無獨有偶，中東多國也在此後接連出現確診案例，先是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通報世衛，接著是與中東接壤的巴基斯坦、喬治亞、愛沙尼亞宣佈失守。疫情散播，迅雷不及掩耳。

而在上述國家的通報案例中，幾乎所有患者都與該加拿大婦女有一共同點，那就是近期內都有都伊朗旅遊史。反觀伊朗當局，其雖於2月19日才宣佈發現2起確診案例，但依前述的跨國傳染規模觀之，病毒應已在境內蔓延一段時間，只是受到某些政治力道箝制，消息才沒有傳開；然而中東各國卻也因此掉以輕心，從而嘗到了跨界擴散的苦果。

什葉社群的朝聖傳統

在全球化時代，要準確追蹤病毒的傳播路徑並不容易；但此波發自伊朗的疫情，卻帶有當地獨特的宗教印記－什葉派朝聖文化。

細察伊朗政府公佈的首兩起確診案例，有一共通點－這兩人全都來自庫姆（Qom），且近期都沒有出國旅遊史。庫姆又恰好是什葉派聖地，每年都吸引到2000萬以上的穆斯林前來朝聖，這裡面既有伊朗人，也包含不少域外什葉派人口。據統計，其大多來自有什葉社群的中東國家－科威特、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巴林等，恰與這次疫情擴散的國家高度重合。

雖說病毒傳入庫姆的初始途徑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佈確診人數前，疫情顯然已在當地擴散；更因其得天獨厚的宗教地位，令無數朝聖者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為載體。而這些海內外什葉穆斯林在去過庫姆後，或有感染者，便這麼把病毒帶回故鄉，可能是德黑蘭，又或許是科威特，隨其開始過起日常生活，又不帶半點隔離意識，疫情自然也就這麼擴散開來。

而透過庫姆的案例側寫，其實已能隱約描摹出什葉派朝聖傳統對此次中東疫情的兩大影響，一是促使疫情跨界擴散，二是令朝聖者的感染風險大為提高。

在第一個影響層面上，我們或許要問，穆斯林世界已有至麥加朝覲的慣例，為何什葉派還要發展出另一套平行的朝聖傳統？歸根究底，還是與其身為受迫少數的身份意識息息相關。綜觀穆斯林世界，什葉派只占38.6％的人口，除亞塞拜然、巴林、伊朗和伊拉克外，於其他中東國家而言，什葉派都是相對少數。在黎巴嫩這種宗派主義盛行的國家，只占人口27%的什葉派還能享有法律保障的政治社會權利；但如若是在沙烏地，什葉派便只有受打壓的份。但這個社群整體的受迫記憶，卻早在沙烏地建國前便開始了。

西元680年，穆斯林世界爆發了著名內戰－卡爾巴拉戰役，最後遜尼派勝者為王，掌握了伊斯蘭世界的主流話語權，什葉派領袖侯賽因·伊本·阿裡與其族人則盡遭屠戮，什葉派因而被政治邊緣化，中間雖偶有薩法維王朝這種強盛期，但仍撼不了遜尼派的主流地位。

而正是這種“長期少數”的狀態，令什葉派萌生鞏固身份意識的需求。故其逐漸發展出與遜尼派互異的信仰內涵，並建立起以“哀悼侯賽因”為核心的信仰實踐，例如在阿舒拉節（Ashura）上街遊行、自我鞭打，或是前往什葉派先王先賢的聖墓哀悼，借著痛惜西元680年那場血戰的儀式，來建立什葉派的主體性，從而傳遞受迫記憶與團結感，算是種隱晦的身份反抗。

因此除了麥加、麥迪那與耶路撒冷外，在什葉派穆斯林的認知中，伊拉克的卡爾巴拉（Karbala）、納傑夫（Najaf）、伊朗的馬什哈德（Mashhad）與庫姆等，因是什葉先人聖墓的所在地，故而成了海內外什葉派的朝聖熱點，這才引發了伊朗疫情由庫姆擴散到中東各國的現象。

而在第二個影響層面上，什葉派的朝聖實踐也會使參與者的感染機率提升。首先，朝聖本就是高風險的人口密集活動，而聖墓往往安座在清真寺裡，入寺眾人雖未必交談，卻還是群聚於相對密閉的空間中；寺中的古蘭經、毯子、女性罩袍也都是多人拿取過的公用物，一旦有潛伏期患者將病毒留在上面，便很容易造成大面積污染。

而什葉派的某些特殊習俗，又極易造成病毒傳遞，例如在禮拜時使用圖爾拜圓陶（turbah，تربة）、又或是親吻聖墓護欄等。圖爾拜是由泥土燒成的小圓陶，看上去既像石雕象棋，又像糕餅，筆者過去在伊朗時曾見過多次，其通常供十二伊瑪目派禮拜扣首用，以象徵自己扣首於大地。此舉背後的虔誠雖令人感動，但圖爾拜就跟古蘭經一樣，同為清真寺公用物，使用起來又與人的口鼻距離極近，自然有很高的傳染風險。

然而，上述傳染途徑聽來雖令人擔憂，卻都還沒有親吻聖墓護欄來得直接。當什葉穆斯林來到聖墓時，其往往會在棺槨前祈禱、甚至哭泣，進而撫摸並親吻棺槨外的金屬護欄，意在致上哀思、求取福佑。倘若在承平時期，這種信仰實踐自是無可厚非；但在疫情流行時，便很容易成為感染熱點。一來人群為求瞻仰棺槨，本就會擠在狹窄的墓室內；二來這些金屬護欄的清潔頻率不高，消毒程度也不夠，結果就導致人們哀悼時，不僅沒戴口罩遮蔽口鼻，還不斷在這些金屬上交換彼此的唾沫，若有一人已遭感染，那麼後來者便形同與感染源直接接觸，染病風險自然極高。

在什葉派朝聖傳統的作用下，庫姆儼然成了伊朗國內外的病毒轉運站，但人們之所以在疫情流行之際，還願千里跋涉前來朝聖，除了信仰實在堅定外，也與政府封鎖消息有關。而在這點上，伊朗政府實在難辭其咎。

面對疫情的政治操作

綜觀世界各國的疫情治理經驗，在爆發之初，為免引起恐慌，多數政府往往會以維穩之由，暫時封鎖或隱藏部分消息，以避免社會失序。伊朗政府雖也有這層思維，但由其實踐觀之，卻更多是為了政治考慮－也就是2月21日登場的國會大選投票率。

自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這已是第11次國會大選。在伊朗政壇上，國會主要的角色為立法、批准年度預算與國際條約等事宜，雖說其在外交事務上的發言權有限，更多是聚焦在經濟和內政議題上，但因其能反應一定民意，故而被視作2021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然而民間卻不怎麼關注此次選舉，一來是人民對政壇上的溫和與保守兩派皆不寄予厚望，二來是此次選前的政治介入，似乎早就註定結果為何，那麼投與不投，似乎差別不大。

在溫和派陣營內，總統魯哈尼屢屢受挫，其在過去主張與西方改善關係，並簽署了2015年的伊朗核協議（JCPOA），以棄核換取美國放鬆經濟制裁，可謂冒著被保守派政變的風險求取出路；然而特朗普回報魯哈尼的方式也特別有創意，那就是在上任後宣佈美國單邊退出核協議，且回馬一槍，加重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力道，直把後者逼到石油零出口的境地。

過去伊朗應對國際制裁，尚有石油、走私與觀光三大支柱可依仗；然而石油這根主心骨一倒，經濟的疲軟便再也隱藏不住，直接塌陷在地－全國通膨率升到了33.5%，經濟則整體縮水9%；更糟的是，還引發了沖天民怨。制裁開始後，魯哈尼每月都要面對數百起大小不等的反政府運動，最嚴重的便是2019年11月的反油價調漲示威，當時騷亂蔓延全國21大城，導致軍隊鎮壓下，造成數百名示威者身亡。

而相比溫和派在經濟治理上不得人心，保守派也好不到哪去。一般而言，伊朗保守派多不主張與西方交好，更反對核協議等國際條約，認為這是西方誆騙伊朗的陰謀。結果特朗普上任後的急轉彎，意外證明保守派的事前預估準確，剛好為其贏得不少選民青睞；，而其向來是保守派代表，國內的悲憤情緒自然也對選情有所助力。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同為保守派代言人的革命衛隊（IRGC）在今年1月誤擊烏克蘭航空客機，導致多名伊朗公民罹難；再加上去年11月的示威鎮壓，也有其手筆在其中，新仇舊恨加在一起，總有一批民眾誓言要跟保守派不共戴天。然而此次保守派似乎勢在必得，幾番考慮下，其決定從選制上下手。

早在大選登場前，由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控制的監護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便大開殺戒，取消數千名溫和派候選人中近半數的選舉資格，其中更包括90名在職議員，形同用制度讓溫和派強制出局。上述舉措雖有效，卻著實難看，令不少民眾大呼心寒，加上多數人其實心裡有數，不論這次勝選的是保守或溫和，只要美國不鬆手，伊朗經濟別說乍然回春了，只怕還要繼續惡化。

面對網路上排山倒海的不投票聲浪，伊朗政府也看在眼裡，而這便是其決心隱瞞疫情的原因之一。從伊朗政府的邏輯來看，眼下多數民眾已對選舉不抱希望；倘若又在此時公佈疫情，只怕會嚇退更多支持者，使其不敢出門排隊投票。但偏偏選舉的投票率又關乎政權合法性，故為讓民眾少一個不出門的理由，兩派政治人物便在選前統一口徑－譴責“渲染”疫情者。

因此即便民間已在2月初流傳庫姆有確診案例的消息，政府卻總是矢口否認，且中央官員還屢出奇言，例如宣稱這些謠言都是“要讓伊朗恐慌”的西方陰謀；其他包括“不用封城，封城早就是一戰前處理瘧疾的老方法了”、“患者不必前往醫院，在家休息喝水補充維生素就行”、“歡迎大家繼續來庫姆朝聖，庫姆永遠為大家開放”等。

在此氣氛下，伊朗順利於2月11日舉辦了革命勝利日遊行；但政府同時也宣佈限制醫療物資出口，一股山雨欲來的氣氛正在醞釀。終於在選前倒數兩天的2月19日，伊朗政府突宣佈庫姆省出現兩起確診病例，且兩人都已死亡，其傳染源未知，但還是向民眾保證“排隊投票的感染風險很低”、“請大家一定要來投票”。結果這次投票率還是創新低，只有42%。但民情的反噬卻正要開始發酵。

制裁下的人心與醫療內傷

2月21日選舉結束後，政府公佈的確診資料火速飛升，伴隨而來的，還有各種防疫措施，例如宣佈停辦接下來一星期的音樂會、體育競賽與所有文化活動，要求疫情嚴重省份的高中、大學、高等教育機構停課，取消德黑蘭在內的疫情肆虐區的清真寺週五聚禮、禁止咖啡館與水煙店使用共用煙嘴等。然而肇發之地庫姆卻仍繼續開放朝聖，政府唯要求其需限制朝聖人數，倒是隔壁的沙烏地驚惶不已，已宣佈暫停境外穆斯林至麥加、麥地那朝覲。

由上述處置方式可知，伊朗政府並沒有“硬核封城”的打算，而其主要顧忌，還是國內嚴峻的經濟處境。自打美伊交惡以來，伊朗已經歷長達41年的經濟制裁，即便食物、藥品和醫療器械等人道用品皆在豁免之列，但在國際氛圍的風聲鶴唳下，許多歐洲銀行與公司擔心會受美國二次制裁，故而不敢與伊朗交易人道用品；伊朗的藥物雖多可由國內生產，但許多進口原料仍是供不應求。

於是這導致了兩種情況，一是伊朗境內出現了假藥，二是伊朗的醫療體系因物資缺乏而日漸脆弱，伊朗人也因此養成小病不醫的習慣－休息幾天能好的，就不必去藥房買藥；能去買藥吃好的，就不必去醫院。此次應對疫情，伊朗的檢測試劑不足、口罩也完全不夠，更不用提醫療設備的左支右絀，制裁的力道于此展露無疑。

截至今日，伊朗的確診數已達338人，庫姆、德黑蘭、吉蘭、馬贊德拉這幾處受災最重，整體死亡人數也有34人，疫情致死率約10%。然若排除政府封鎖消息等因素，上述資料也不怎麼準確，一來伊朗人輕症通常不就醫，二來試劑不足根本無法因應檢疫需求，故其真實感染人數應遠大於338人。伊朗政府現下雖有防堵之意，但仍是維穩優先，因為伊朗既沒有封城停擺這種經濟本錢，也沒有收容湧向醫院民眾的醫療底子，故只能在不斷信心喊話的同時，將各種醫療資源省著點用，優先治療重症患者。

然而民眾的怒火卻難以平息。伊朗現下抱怨政府抗疫的網路輿論約有三類，一是譴責政府隱瞞疫情，導致如今一發不可收拾；二是抱怨政府明知自己醫療物資缺貨，先前卻還捐了300萬個口罩給中國，結果現在自己不夠用；三是希望神權政體的核心高官們都能染上新冠肺炎，好一次終結所有伊朗人的苦難。第三種聲音雖是少數，但隨著日前伊朗富衛生部長確診、副總統確診、前駐梵大使病逝，此派的支持者也在自己的小天地內一片歡騰。

此次疫情，可謂對國家治理的一次突襲考試。在宗教實踐與維穩思維下，伊朗首先錯失了預警時間，也缺乏良好的監控追蹤系統，導致疫情向中東擴散；但當其開始應對後，又碰上美國制裁緊咬不放的困境，實在力不從心，疲於奔命間，顯得氣喘吁吁、面色蒼白。在付出高成本代價後，疫情總會平息，但因官僚主義、經濟困局、治理困境而逐漸背離的民心，或許才是伊朗政府永遠逃避不了的那場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