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多安的挫敗？－土耳其地方大選的得與失

3月31日，土耳其舉行地方大選。此次選舉意義非凡：這是土耳其2017年修憲為總統制後的首次地方選舉，也是2023年總統選舉前最後一次全國大選。選舉結果出爐，艾爾多安嘗到了慘勝的苦澀。

土耳其81大省中，總統艾爾多安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雖仍維持多數統治，但只拿到39省的執政權，比起2014年的53省少了許多；更被共和人民黨（CHP）連下三城，拿到了前三大省的執政權：伊斯坦堡、安卡拉與伊茲米爾，其中伊茲米爾本是CHP鐵票區，輸了並不稀奇；安卡拉雖是首次失守，卻也還算面子問題；但輸了伊斯坦堡，那可就是實實在在的裡子失血了，這裡不僅是土耳其的經濟重鎮，也是艾爾多安政治生涯的起點，當年他就是以伊斯坦堡市長的身分，一步步走到了今日的總統之位。

因此，為了“彌補”損失，在選舉結果揭曉後，AKP甚至要求伊斯坦堡的32個選區重新計票。4月9日，土耳其最高選舉委員會部分駁回了AKP提出的重新計票的呼籲。因此，雖然艾爾多安堅持，如果全部重新計票，結果也許會有所不同，但最終仍改變不了丟失伊斯坦堡的事實。

但這次地方大選雖給了艾爾多安一計重槌，卻也賞了他些許甜頭，例如東南的庫德諸省，AKP在這次選舉中奪下了阿勒（Ağrı）、比特利斯（Bitlis）、舍爾奈克（Şırnak）三省的執政權，其中舍爾奈克更是傳統的庫德政黨鐵票區，會在這種地方勝選，或許連AKP自己都沒預料到。

掌權十來年，艾爾多安憑藉合縱連橫的技巧、豐碩的外交成果、經濟發展的榮景，樹立起無人能敵的統治威望及魅力，成了＂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詞。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經濟問題正是此次的選舉關鍵，這對艾爾多安與土耳其的崛起之路來說，都是短期難解的困境。

艾爾多安2003年出任土耳其總理，之後連任三屆，並在2014年成為土耳其首任民選總統，2016年經歷了流產政變，2017年推動公投修憲，將土耳其改為總統制，更因修憲後的總統職權相當巨大，而被稱為＂現代蘇丹＂。

在國內政治上，艾爾多安成功瓦解常年干政的軍方勢力，終結了土耳其行之有年的＂一國二君＂制。自凱末爾推動西化以來，軍方便自詡為凱末爾主義、世俗主義的守門人，並曾在1960、1971、1980、1997年四次干政，幾乎每十年一次，且次次受民眾肯定，因此過去還流傳過一個笑話＂土耳其不論誰當選，執政的都是軍隊＂。

艾爾多安上任後，首先拉拔伊斯蘭領袖葛蘭，藉其宗教威望削弱軍隊在民間的影響力；隨後進行多次＂民主改革＂，其實是神不知鬼不覺地將軍隊在文官系統內的影響力連根拔起，並架空多名軍方高級將領的權力。2016年土耳其發生了流產政變（但也有其自導自演一說），艾爾多安便更有理由整肅軍隊，結果證明，這波整肅的範圍超乎想像，擴及學界、媒體界、司法界，上千所學校、媒體網站被迫關閉，十幾萬名公務員及學者被迫離職，艾爾多安的親信集團隨後取而代之。軍隊的輝煌歲月一去不復返，而當初被用以制衡軍隊的葛蘭，也因其宗教勢力日漸龐大，儼然成了另一個平行政府，而被逼流亡海外。艾爾多安收編軍隊，打壓葛蘭運動與文官體系，可說是彈壓了所有國內的反對勢力，故土耳其政壇上雖有反對艾爾多安的政治人物，但大多不成氣候。

艾爾多安既剷除國內異己，也靠靈活的對外政策為自己樹立威望。土耳其地處歐亞之交，其身份認同也長年在東西之間擺蕩。凱末爾以降的土耳其領導人，多采歐洲取向的外交策略，積極加入歐盟、渴望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員，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這樣的失望已在歷史中上演過無數次；而艾爾多安則象徵了屢屢無所適從下的反動力量，其外交政策帶有鮮明的中東色彩，並逐漸將土耳其的國家形象由西方側翼轉化為中東大國。

其首先介入敘利亞內戰，在2016年的幼發拉底河之盾行動中建立了敘土邊界的安全區，又在2018年的橄欖枝行動下取得敘利亞北部的阿夫林區，削弱國內庫德反抗軍的力量；而在以巴問題上，艾爾多安堅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站在了政治正確的一方，並藉哈紹吉命案的新聞發酵來羞辱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穆斯林兄弟會以牽制埃及，企圖掌握伊斯蘭領袖、中東強國的話語權。

然而即便艾爾多安看似回防中東，卻也未全然放棄＂西方國家＂的身份，其仍試圖讓土耳其成為歐盟的一員，且其雖改善與俄羅斯及伊朗的關係，卻也不敢做得太過火，以免徹底激怒美國與北約。艾爾多安的外交政策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靈活擺蕩，令土耳其人有種＂重回鄂圖曼帝國時代＂的自信感，自然攏絡了不少民心，構成其堅實的統治基礎。

除了在整頓政治勢力、外交場域中頗有建樹外，艾爾多安也在經濟上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然而其經濟政策可說是肇基之初便危機四伏，並在一連串蝴蝶效應下，由榮景一片走向後來的貨幣危機，釀成了這次慘勝的致命傷。

艾爾多安的經濟政策以低利率為主軸，輔以招攬外資、政府挹注基礎建設等措施，令土耳其經濟在過去十年內高速成長，其GDP在2018年時達到9098億美元，世界排名17，人均GDP則達到1萬美元；此外政府也提供各種福利津貼，並大力改善各鄉鎮的基礎建設，這也是AKP之所以能在某些東南部庫德省勝出的原因。庫德人未必不想獨立，但長年動亂下來，比起整天打遊擊的反抗軍，能穩定供水供電的市政府顯然更有吸引力，因此由獨立轉求自治，也逐漸成為某些庫德人的政治要求。求取溫飽，終是人之常情。

但既然贏了庫德區，為何還會輸掉前三大城？原因在於2018年的土耳其里拉崩盤與外債危機。土耳其的經濟資料看上去耀眼，其金融體系卻相當脆弱。經濟過熱導致通膨、資產泡沫、經常性帳戶赤字，而艾爾多安又時常與央行意見不合，強制插手金融體系，例如在選前強迫央行降息，以活絡經濟、促進建設等。此舉除嚴重打擊金融體系的獨立性外，也讓經濟過熱得更厲害，長久下來，終於迎來了炸裂的導火線－美國的經濟制裁。

2018年特朗普將土耳其鋼鋁產品的進口關稅升為兩倍，里拉隨即重貶20%，幾近崩盤，接著便觸發了外債危機，通膨率與失業率就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土耳其全國上下民怨沸騰。對庫德省的居民來說，政府提供水電是恩賜；但對伊斯坦堡、安卡拉的居民而言，維持經濟穩定是政府的義務。雙方境遇不同，思考脈絡也互異，因而有了完全相反的選擇。

現美國雖已解除了制裁，但土耳其的經濟也沒能立刻恢復，仍是一片疲軟，內傷頗重，從而波及AKP的選情。艾爾多安或許選前就心裡有數，經濟問題會是自己的致命傷，故不斷訴諸民族主義的選戰策略，例如在競選場合播放紐西蘭清真寺的屠殺視頻，強調許多反穆斯林的澳大利亞、紐西蘭人已混進土耳其境內，＂他們應該要像加里波利之戰的祖父們一樣，被裝進棺材送回去！＂；或大肆宣傳土耳其經濟崩壞全是歐美的陰謀，CHP是外國勢力的走狗，＂土耳其人千萬不能向惡勢力低頭＂；以及聽到特朗普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後，立刻憤而宣佈＂那我就讓聖索菲亞大教堂從博物館變清真寺＂等。可惜這次似乎成效不大，經濟疲軟就像一把利刃，深插在艾爾多安政權體內，並讓傷口不斷失血，挑起民族情緒頂多就是上了層藥，但刀沒拔出，傷口仍在，藥上得再多也無濟於事。

而某些西方媒體一廂情願地認為，這次大選象徵艾爾多安的失勢，且可能是土耳其走向＂健全民主制＂的起點，這或許有些異想天開了。民眾雖不滿經濟疲軟，卻未必會拋棄艾爾多安。艾爾多安上任後確實不斷擴權，也壓制媒體自由、剷除異己，但其一手打造的土耳其黃金十年，人民不可能全都拋之腦後、視而不見。所謂＂土耳其崛起＂，背後不只是華麗的資料，更暗藏了土耳其社會中被西化政策壓抑許久的無聲吶喊：伊斯蘭認同、東方身份、歐亞強國等，艾爾多安未必全然奉行這些價值，但他讓自己成為民眾眼裡的價值代言人，並把這些價值巧妙地鑲嵌在政策中，成了土耳其崛起的舵手。

久而久之，只要挑戰艾爾多安，就形同挑戰土耳其主流價值觀，也就等於挑戰了土耳其崛起，這幾乎是土耳其過往十年的社會氛圍。這種集體潛意識不會因一場選舉而消亡殆盡，也難因一次經濟危機而發生逆轉。此次反對黨雖有所成長，但民眾幾乎不怎麼討論其政見，多是為了＂懲罰艾爾多安＂而將票灌給另一方。經濟問題雖然拖累了艾爾多安，卻也沒能將其趕盡殺絕，AKP仍取得了多數省分的執政權，穩住了土耳其的內政格局，國家各部也仍由艾爾多安的親信掌控。

艾爾多安若想繼續保有土耳其崛起的標籤，首要之急便是改善民生經濟，故或許會向國際貨幣基金（IMF）尋求協助，並減少對央行的干預，但如此一來，便勢必要在土美關係、土歐關係上有所讓步，屆時是否還能維持過往在歐亞間來回擺蕩的外交彈性？恐怕相當不易。或許此次大選真正挑戰的，不是艾爾多安的執政正當性，而是土耳其現有的發展道路，是繼續依賴外資與央行降息促進經濟活絡，進而在歐亞之間來回擺蕩？還是為解經濟困境，犧牲部分外交彈性，靠攏西方？這不只是艾爾多安的個人挑戰，也將是土耳其下一個十年的難解困局。

原文發表網址：

2019.4.11

中東研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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