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凌晨,俄羅斯莫斯科州發生汽車爆炸案,女記者杜金娜(Darya Dugina)當場身亡。俄方隨後指控烏克蘭特勤部門策劃此事,並要求愛沙尼亞引渡烏克蘭籍嫌疑犯,但愛方政府並未應允。而伴隨追兇調查一同引爆熱議的,還有杜金娜之父、俄羅斯學者杜金(Alexander Dugin)的地緣政治主張。
自1990年代起,杜金以保守主義學者姿態,積極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並於1997年發表了《地緣政治的基礎: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未來》(The 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 The Geopolitical Future of Russia)一書,提出諸多頗具爭議的地緣政治主張,包括莫斯科應與柏林結成「軸心關係」、烏克蘭應被併入俄羅斯、格魯吉亞應被拆解、俄羅斯應在土耳其內部製造「地緣政治衝擊」等。簡言之,便是呼籲俄羅斯通過聯盟和征服來重建其影響力,挑戰以美國為首的大西洋主義集團。
2002年,杜金組建了「歐亞黨」,自稱是「正統的新歐亞主義」奠基人,並開始進一步深化自己在「新歐亞主義」場域的論述,相繼出版了《後現代地緣政治理論》(2007)、《第四政治理論》(2009)、《多極世界理論》(2012)等著作。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後,杜金被西方媒體渲染為「普京的大腦」(Putin's Brain),吸引到全球輿論的關注,其中自然包括中國輿論場。
對中國來說,杜金的立場頗具爭議。在其初始構想中,分裂的中國對俄羅斯來說最為理想;然伴隨國際局勢變化,杜金逐漸成為「中俄同盟」的倡議者。往復之間,中國的實力變化是促成杜金改易論述的關鍵。
杜金的地緣政治論述 而在探討中國的角色轉變前,必須先介紹杜金的地緣政治論述主張。
在2012年的《多極世界理論》中,杜金提出了「四極世界模式」,作為未來全球權力分配格局的設想方案:第一個地區,是以美國為中心的美洲大陸,包括美國—加拿大「大空間」和拉美地區「大空間」;第二個地區,是歐洲—非洲地區,包括追隨美國的「歐洲大西洋主義」(英國),以及主張強化歐陸合作、與俄羅斯保持關係的「歐洲歐亞主義」(法國與德國);第三個地區,是亞太地區,杜金曾長期強調日本的主導地位,近年則開始重視中國的區域角色;第四個地區,是「俄羅斯—歐亞洲」,杜金認為該地區存在幾個相互重疊的「大空間」,包括以俄羅斯為核心的歐亞主義「大空間」,意即獨聯體地區,以印度為核心的印度斯坦「大空間」,以及由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組成的伊斯蘭「大空間」。
然在杜金看來,如今以美國為首的大西洋主義正在推動單極的全球化,而其餘三極都無法單憑一己之力,阻止美國的單極化企圖,故為避免大西洋主義統治全球,其他三極必須聯合起來,推動世界的「新兩極化」。在此脈絡下,杜金提出了以俄羅斯為核心的兩個重要軸心:獨聯體地區的一體化、歐亞大陸的一體化。
在杜金看來,俄羅斯註定是成吉思汗歐亞主義帝國的繼承者,如今卻深陷西方設下的「民族國家」陷阱,已然偏離了俄羅斯的發展軌道。而西方的戰略目的,就是要讓俄羅斯無法實現自己的「歷史和文明使命」:阻止美國創建「自由主義民主帝國」,因為身為「民族國家」的俄羅斯在當今的國際現實中,根本沒有能力捍衛阻止大西洋主義的全球化,也不可能擁有真正的主權。
故杜金主張,俄羅斯必須重回帝國狀態;而要建設帝國,就必須實現獨聯體地區、歐亞大陸的一體化,最終邁向多地的聯合軸心,對此杜金曾提出「柏林—莫斯科—東京」軸心、「柏林—莫斯科—巴黎」軸心、「德黑蘭—莫斯科—北京—新德里」軸心等多個版本。
由上述論述可見,杜金的「新歐亞主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古典歐亞主義」的論述,包括對俄羅斯的「歐亞洲」身分之強調、主張俄羅斯要走「第三條道路」等,卻也展現出極強的海權、陸權地緣對抗性,同時涵納了歐洲右派保守主義的論述。
例如杜金所謂的「大空間」,其實源自學者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的論述;「四極世界模式」則與德國地緣政治學者卡爾·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的「泛地區思想」模型類似,後者曾經主張創建以美國為核心的泛美地區、以德國為核心的泛歐洲—非洲地區、以日本為核心的泛亞洲地區、以蘇聯為核心的泛俄羅斯地區;而杜金的各種軸心主張,同樣源自豪斯浩弗的「大陸集團思想」,後者也曾主張創建「柏林—莫斯科—東京」軸心。
簡言之,杜金的思想雖被歸類在「新歐亞主義」,但細究其各式主張,可以發現濃厚的麥金德(John Mackinder)底色:歐亞非大陸是「世界島」(World Island),烏拉山、長江、喜馬拉雅、北極圈之間則是「心臟地帶」(Heartland、Pivot Area),「控制東歐,便能控制心臟地帶;控制心臟地帶,便能控制世界島;控制世界島,便能控制世界。」
何以開始重視中國 但即便杜金的主張更多是理論假設,其依舊會根據國際政治的現實進行調整,中國的角色變化便是一例。
在杜金早期的地緣政治思想中,其始終堅持「柏林—莫斯科—東京」軸心的一體化模式。而這一規劃又可分為兩部分,「柏林—莫斯科」是「歐亞新帝國」的西部軸心支柱,「莫斯科—東京」則是東部軸心支柱。而杜金之所以選定日本作為俄羅斯在東亞的合作對象,除了受到豪斯浩弗的影響外,也與俄羅斯1990年代的流行觀點有關,即有部分俄羅斯人認為,日本擁有無與倫比的經濟與科技實力,可能崛起成為超級大國、甚至在東亞與美國相抗衡。
然而伴隨歷史遞進,杜金或許發現日本不足以承擔這個角色,故開始尋找其他可能選項,中國由此雀屏中選。
在此之前,杜金長期將中國視作「大西洋主義陣營」的一份子,認為中國僅在1949年以後短暫奉行過「符合歐亞主義的親俄政策」,其他時間若不是以「半殖民」形式被大西洋主義陣營宰制,就是直接加入大西洋主義陣營。故在1990年代的論述版本中,杜金將中國描繪為「俄羅斯在南部和東部的潛在地緣政治對手」,主張俄羅斯「必須盡最大力量拆解中國」,並將西藏、新疆、內蒙古、滿洲打造為中俄之間的「安全帶」。但與此同時,杜金也建議,俄羅斯應在印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澳洲等南境戰線上,向中國提供幫助,以作為北境被拆解後的「地緣政治補償」。
然如今時移世易,中國在2000年後迅速崛起,不僅遠超日本、更具備成為「極」的實力,大國地位無庸置疑;與此同時,中美博弈的日漸熾烈,中俄交往則愈發靠近,如此發展讓杜金發現了中國與過往不同的戰略價值:可與俄羅斯共同抗衡美國。故近年來其愈發強調「莫斯科—北京」軸心的地位,主張中俄同盟有助實現歐亞的一體化,原本的「柏林—莫斯科—東京」模式,也逐漸被「德黑蘭—莫斯科—北京—新德里」軸心所取代。
綜上所述,杜金的理論雖說天馬行空,在意識形態上也不遮掩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卻仍帶有一定程度的實用主義色彩。對杜金來說,聯合一切反美力量是其核心主張,中國的角色變化,只不過是其排布聯合戰線的過程中,依照現實條件變化所調動的棋路之一。
歸根結柢,杜金仍是站在了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立場,希望恢復國家的大國地位;而中國在其論述下的角色變化,既是國際格局變換的體現,也在某種程度上傳遞了亙古不變的現實鐵則:對俄羅斯這般唯實力論國家而言,只有強者才有與其並肩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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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