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政策與精障者權利的思索

文/活泉之家社工李麗芬

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臺灣也沒辦法獨善其身；2021年5月終於迎來3級警戒的起動，全民正式進入防疫的日常：口罩、酒精、實聯制、量體溫、居家辦公、線上會議、線上上課、打疫苗、PCR、確診、隔離、快篩、輕症、重症、長新冠…...

過去三年，因應不同的狀況，政府各部門都採取了不少的防疫措施，避免病毒擴散而對公眾造成危害。當我們把焦點只放在防疫成效（減少感染人數）時，是否忽略了「人」在這些措施中所受到影響，不單是身體上的影響，更多是心理與人際互動的影響；同時，也嘗試探詢民眾在看待防疫措施背後的心理狀態。由於疫情延續了三年多，不同的時期因著不同的狀況都有不一樣的應對與安排。本文主要針對本年（2022年），也就是Omicron 成為主流病毒這個時段所推出的相關措施去探討以上問題，並分享福利服務中心（小活泉）在實務現場上所看到的現象。

2022年春節開始，新冠肺炎變種病毒Omicron迅速在社區擴散，確診數字每天大幅度上升。由於Omicron變種病毒傳播速度快、造成重症的機率低等特性，政府的防疫措施也有所調整，包括確診認定由PCR檢測轉為快篩、取消實聯制、密切接觸者的範圍逐步放寛等。當民間引頸期盼的防疫措施將慢慢鬆綁的同時，小活泉的服務對象卻因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CDC）對社服單位的防疫措施而受限了。

首先，從今年年初開始，很多社區式的服務單位例如庇護工場、小作所、工作坊等，便要求服務對象必須打滿兩劑或三劑疫苗才能進入服務場域；就是說不管你因為什麼原因，反正你沒有打滿二劑/三劑疫苗的話，便沒辦法到這些地方進行上班或復健。小活泉便有一位會員（會員A），因為身體一度出現發炎狀態，住院數個月接受治療；醫師認為他目前的身體狀況不適合打疫苗，所以在沒有打疫苗的狀況下，會員A雖然出院了，但仍是很多地方都沒辦法去的，包括活泉之家。當然，也因為會員A沒有打疫苗，他的家人其實也會擔心他去人多的地方，萬一感染了也不知道會對身體有什麼的影響。會員A卻感到極為無奈，要知道疫情期間住院，除一位家人可陪伴外，其他親友都不可以去探病。

住院數個月後，會員A以為終於可以接觸外面的世界，現實是他仍然無法想去哪裡就可以去哪裡。

4月27日，CDC宣布即日起取消實聯制，賣場、超市、市場開放試吃；高鐵、臺鐵、公路客運、船舶、國內航班等交通運輸開放飲食；宗教場所恢復集會活動。當社會逐步放寬防疫規定，會讓人感覺疫情受控制，日常生活將慢慢恢復正常。5月底，活泉之家一位職員確診，因應規定暫停一個星期，主管機關在活泉復業公文中要求所有來活泉的人，包括志工、訪客及會員在復業後首次進入活泉之家時均需提供陰性快篩結果；那個時候正是變種病毒Omincron 爆發的時期，民眾根本很難買到快篩劑，快篩劑的價格也變成洛陽紙貴了。後來雖然由中央統籌讓民眾購買公費快篩劑，但平均也要100元一劑，而且一次就要買5組，就是要花500元。100元看起來不是很大的金額，但卻是很多人一天的開銷了。

活泉便曾經有一位會員（會員B)，因為很想參與活泉某一項活動，但他真的無法花這個100元，100元真的就是她一天的開銷了！後來他遍尋資源，終於讓他找到，帶年老長輩去施打疫苗，便會贈送兩組快篩劑的解決方案；之前因為擔心媽媽受不了副作用而一直沒有讓媽媽去打疫苗，卻因為這樣便帶媽媽去打疫苗，為的是拿到兩劑免費的快篩劑，為的是來參與活動。

隨著疫情在過年後升溫，在衛生局要求下，所有康復之家都不可以讓住民外出，身心科回診都由康家職員代為拿藥。住民在康家裡尤如圍城的狀態，裡面的人沒辦法出來，外面的人也無法進去。活泉之家便有一位會員（會員C）在本年4月開始一直每天待在康家，不能進出；還記得我們有一次向康家負責人申請去訪視會員C，會員C看到工作人員便說：「我在想我會不會被踢走了（取消會員資格），因為很久都沒去活泉，我以為我會被踢走了！」聽到這裡，真的覺得很痛心。雖然康家白天都有安排活動，讓住民不至於太無聊。但試想，在確診後隔離的期間，大部分人都覺得那七天不可外出要待在房間很痛苦，但會員B卻更是要待在康家將近七個月無法外出（會員C終於在10月底的時候可以自由外出，可以來活泉繼續創作了）！

6月27日開始，CDC要求社區式機構的服務對象，必須每週定期進行快篩1至2次不等（中央提供免費快篩劑），否則不應進入機構內，這個措施一直維持到現在（11月）。就是說，若服務對象不願意進行快篩的話，將無法接受相關服務。或許很多人覺得做一下快篩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保障彼此而已，但事實是，在過去幾個月，確實有好幾位活泉之家會員表示因為要快篩，不願意來活泉，因為不想戳鼻子，而且更是每個星期都要戳一次。

我們固然理解，要求快篩是因為不希望確診者把病毒擴散，以預防更多人受感染。不過，對比一般民眾的規定會發現有點怪怪的。當服務對象進入機構時，仍然需要佩戴口罩，用餐時都需要使用隔板；然後如果有服務對象確診，我們還可以追縱到曾接觸的其他會員。可是，賣場、超市、高鐵、臺鐵等公眾場所卻可以脫下口罩吃東西，也不見得一定會有隔板，也無法追縱曾經出現過的其他人。那為何社區民眾可以在公眾場所脫下口罩吃食東西，但某些社福機構的服務對象卻必須要進行快篩才能進入機構內接受服務呢？

其實在沒有使用快篩劑前，國內一直是使用PCR去確認民眾是否受到新冠病毒感染，只是因為Omincron變種病毒傳播速度快，PCR檢測量能追不上感染的速度而改為使用快篩劑作為診斷依據。那我們之前一般都是出現了症狀、密切接觸者、或出國需要等才會去進行PCR。所以，以快篩來比照PCR的話，應該是我們在出現症狀時才去進行快篩，快篩是陽性時不可以去機構這樣才比較合理。

一直以來，國家及國民都在使用不同的方式去防疫，防疫不單單只是快篩而已，施打疫苗、佩戴口罩、注意個人衛生、環境消毒等等都是在預防病毒擴散，快篩只是確認有沒有被感染的最後一步。從6月底固定每週快篩的措施實施起，活泉之家分別有數名職員及會員確診，他們都不是在規定每週固定快篩時發現，而全部都是在感到不舒服或有同住家人、朋友確診的狀況下自行進行快篩而發現確診的；在固定快篩的安排下並沒有發現會員有確診的狀況。可見，即使沒有固定快篩的安排，其實也並不一定會因此而擴大感染；經歷過數年疫情的洗禮，國民已經養成很好的防疫意識，當感到不舒服便馬上進行確認了。

CDC的快篩規定只針對住宿及社區式照顧機構，社區式機構包含：長照日照中心、家庭托顧、日間照顧服務、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身心障礙社區式服務單位、早療機構等。為什麼CDC只針對這些對象進行規定呢？筆者相信中央一定是基於保障比較弱勢的對象進行規定，就好像疫情初期疫苗數量不足的時候，也安排年長及重大傷病類的對象優先施打。在這裡，筆者想提出另外一種思考路徑去討論有關保障弱勢的觀點。

當我們說弱勢的時候，當中應包含社會地位的弱勢、經濟的弱勢、與生理上的弱勢。筆者認為精障者比較多是社會及經濟的弱勢，不見得他們的健康狀況一定是比較弱；他們也有一定的的認知功能，能好好的遵守規定。2014年，立法院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內國法化，就是希望能夠「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充分、平等享有，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尊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的出現乃希望擺脫過往以慈善或福利角度去看待身心障礙者，國家或政府應透過立法去讓身心障礙者不因為其障礙而喪失了他們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回頭來看上述對身心障礙者的『防疫』措施，筆者疑惑在主事者的眼中，是不是仍然認為身心障礙者就是能力較弱或差的一群，需要政府去保護的呢？當政府好意的去保護身心障礙者的同時，會不會形成以保護防疫為名，卻是對他們造成了限制及區隔的效果呢？所以，若政府真的希望保障精障者的話，那希望他們能在社會污名與經濟上的支援多加用力；他們需要的是權利的保障，而不只是保護而已。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匈牙利詩人裴多菲這首代表作，道出了人對自由的的重視，有時候比生命的價值來得更高。另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是「不單是沒有疾病與失能，而是要完全在身體、心理與社會生活方面的完好」（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世衛對健康的定義正正是要提醒世人，我們每天在說的健康，不只是身體健康而已，還包含心理與社會的因素。當一個人的心理與社會環境不穩時，他/她的生理健康也會受影響；相反，一個人的生理或社會生活出狀況的話，也會影響其心理狀況。簡單來說，就是生理、心理與社會三個部分都是維持健康的重要元素。

一直以來，防疫的目的乃保障國民健康，但是否應以更全面的健康定義去思考相關的措施，甚至應從如何平衡健康與個人自由去考量呢？當疫情在全球爆發的時候，蠻多歐美國家國民也指出防疫措施不應過度嚴格致對日常生活影響太大；相對之下，在比較不嚴格的防疫措施下，歐美國家的確診數字確實比國內高很多。在個人權利與公共衛生的平衡上仍需國民之間建立一個共識，這個部分在國內好像比較少去好好進行探討。

上文有提到，住在康家的會員C，有超過半年的時間都只能待在康家內，雖不至於跟外界完全斷絕聯繫，但為何一群平常可以自由出入的人，會因為『被』擔心會感染或『有可能』感染別人，而失去行動的自由？如果是以保護他們的健康為由，在制定防疫措施時，是不是應該也要顧慮對他們心理與社會生活的健康呢？衛生局是不是可以讓康家保留彈性，與住民商討以個別化的處理方式，取代一刀切的統一處理方式，例如住民可以選擇外出，但外出之後的兩天或三天內不可與其他住民共餐等，以兼顧到防疫與生活品質的需要。

過去兩年多三年的時間，防疫生活伴隨著每一位國民，甚至已浸入了我們的生活，以至於當CDC提出某些防疫措施可以鬆綁時，部分民眾仍然繼續小心翼翼的；好像CDC在7月時便宣布騎機車、腳踏車、空曠處從事戶外工作者可以不用戴口罩，但在路上還是看到很多人仍然戴著口罩，雖然有些是因為空污或嫌麻煩等原因，但國民過去幾年「習慣」了戴口罩，好像戴一戴比較安心，也忘記了兩年多前，即便是流感高峰期，也不會想到拿個口罩來戴一下的生活。反觀其他歐美國家，在今年年中開始便陸陸續續取消了防疫措施，基本上，他們的國民已經回復過去正常的生活了，不用戴口罩，不用快篩，不用檢測。上個月，筆者在小活泉跟會員進行有關防疫措施的討論時，當筆者問到為如果現在進入活泉的會員不用每星期快篩，他們有什麼看法，蠻多人覺得仍要維持快篩的措施的，因為好像比較安心；但當問到為何外面社會已逐步放寬防疫措施，我們卻需要做這個安排時，大家又好像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來。

是什麼讓我們感到不安嗎？我們在擔心什麼嗎？筆者突然想到2013年的SARS，當時這個不知明的病毒在臺灣、香港及大陸肆虐並造成很大的生命及經濟損失，對很多人來說仍然記憶猶新。是不是因為這樣，當新冠肺炎到來的時候（爆發初期仍然是不知明的病毒），大家都如臨大敵般迎戰；也可以說明為何到現在，世界各地都取消了大部分防疫措施，並開放邊境，唯有中、港、臺三地仍然維持著一定程度的防疫生活狀態。真的是我們的防疫能力不足嗎？我們的疫情仍然嚴重嗎？

每個人的經歷都影響著他/她往後的生活，一個國家曾經歷的事情，也會影響著該國國民回應的方式；這讓我想到精神疾病經驗者的社會污名。當跟精障者有關的社會事件發生，國民都以主流媒體的報導去認知或理解當事人的行為，把當事人塑造成恐怖、危險與不可控的形象，那大部分人的心中便容易對精障者產生抗拒及防備的態度。當這些態度成型後，我們便不會再思考這些抗拒及防備是否這樣理所當然，也自然不會去反思其他的可能性。

小活泉有一位會員曾經分享，疫情下的社會氛圍讓他聯想到社會對精障者的排斥，當人們聞確診者色變的時候，就好比民眾都希望把精障者區隔開來般；他感嘆道：我們只是生病而已，為何把我們看得如此可怕！

整個世界過了三個不一樣的年頭，疫情帶來我們生活上很多的改變，在疫情慢慢消退的同時，我們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些看起來理所當然的事情。也希望隨著口罩配戴規定鬆綁的同時，對服務對象的措拖也可相應放寛。以上言論純屬個人愚見，不足為憑，盼能以慎思明辨之態度，繼續思索世間人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