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之前，要過足人生／The Price of Life Is Death ——馬洛里漣漪與《靜謐的榮光》

到了一九一六年底，與我共舞過的每一個男孩都己經變成死人。 ——黛安娜．古柏（Diana Cooper，二十世紀初倫敦貴族名媛）

一條卡其色的腿、一排三顆腦袋，每個人身體的其他部分都埋在地下，給人一種印象，彷彿他們用盡自己最後一分力，讓頭高過高漲的水位。在另一座迷你魚塘裡，唯一還能看到的是一隻還緊緊抓著步槍的手，它的隔壁池塘則被鋼盔和半顆腦袋占據，瞪大的雙眼冷冰冰看著漫得幾乎與他們同高的綠色泥漿。 ——李昂．吳爾夫（Leon Wolff，美國歷史學家），摘自《置身法蘭德斯田野：一九一七戰役》（In Flanders Fields : The 1917 Campaign）

（一座）你可以從九個方向看到的山、（一座）你沒辦法從近處看見的山、（一座）高到烏兒飛過會目盲的山。 ——大衛．麥當諾（David MacDonald，英國貿易代表［一九○五～一九二五］）

這次的勝算是五十比一，我們是一，但我們還是會全力以赴，讓大家以我們為榮。 ——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聖母峰遠征隊攀登隊長），〈致妻子茹絲的信〉

《靜謐的榮光：馬洛里、大英帝國與聖母峰之一頁史詩》（上下冊不分售）

八八四八公尺高的聖母峰與其登山者的故事，主要有兩個：

二十世紀的人，鍾情於紐西蘭養蜂人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與雪巴夥伴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的版本，他們兩人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那天，經由尼泊爾端的南坳路線成功登上了絕頂，而且平安下山。消息傳回倫敦已是六月二日，當日適逢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登基，因此英國媒體延後了二十四小時才發布消息。

二十一世紀的人則偏愛失敗者的故事：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英國當時最富盛名的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帶著他來自牛津大學的年輕同伴（二十一歲）、機械整治天才（負責氧氣鋼瓶和面罩校準）——安德魯．柯明．「山帝」．爾文（Andrew Comyn “Sandy” Irvine），聯袂走向連結圖博端北坳營地與東北脊的冰雪之中。在他們永久地消失前，隊友、地質學家諾艾爾．歐德爾（Noel Odell）透過望遠鏡目睹了他們最後的身影：「小黑點在移動，另一個小黑點往上移動與第一個會合於岩壁上，⋯⋯但這個迷人的景象很快就消失了，雲層再一次包圍了它。」這是馬洛里參與的第三次聖母峰遠征隊，他與爾文的殉山，使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與英國山岳會聯手的、密集的「聖母峰行動」嘎然而止。

當然，這兩個組織的雄心並沒有終止，直到希拉瑞和諾蓋在二十九年後完成了它們發端於十九世紀末的願望。

二十一世紀的人更熱切地想記住馬洛里的故事。我們難以究其全因，但可以確認的是，這與一九九九年，馬洛里的遺體在聖母峰北壁八二三○公尺處的山麓被一支搜尋遠征隊發現有關：馬洛里與爾文是否已經成功地登頂，繼而在下山途中失足墜落？如果如此，那麼希拉瑞和諾蓋就不是前兩個登上世界絕頂的人，而是自始至終（從發現它、探勘它到征服它）都永誌不渝的「純正英國人」──馬洛里與爾文。馬洛里揣在外套懷中的護目雪鏡被當作推論的證據之一，因為唯有登頂下山臨近入夜之時，登山者才會摘下保護眼睛的重要裝備⋯⋯。有了這樣的推想，馬洛里做為一個「失敗者英雄」的故事就更完備了，短短一年，英語世界就有八本關於他的新書出版。

或者，也有其更深沉的原因，我猜測這本書的作者韋德．戴維斯（Wade Davis）也有近似於這樣的念頭與想法，也就是說：在愈來愈世俗化、消費主義主導的新世紀，許多人的內心其實渴望著仍有一個神聖的所在，得以孺慕或追尋。在後記裡，戴維斯這麼說：「為什麼在命運的那一日，他（馬洛里）理應明知自己走下去會送命，卻仍堅持著繼續前進。⋯⋯他們看多了，因此死亡再不能讓他們動彈不得。比起死，更重要的是人如何活過。」在這一層意義上，那樁將近一百年前的兩位青年的死亡，就連結上當下苦於生命意義的讀者了。事實上，如果你讀完《靜謐的榮光》，可感受到能與你共鳴的逝者，就不僅止於馬洛里和爾文，還包含著三次遠征的二十六名隊友、命喪於一次世界大戰的兩百五十萬名年輕士兵與軍官。

在此，容我來說說兩件最近所發現的兩幅畫面，它們於我，是所謂的「馬洛里漣漪」的一部分：

在我閱讀《靜謐的榮光》最後校稿、撰寫這篇導讀的時刻，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正舉行第十六輪的比賽，踢完這輪，二十支球隊將停賽六週，讓旗下球員回到母國國家隊去踢卡達舉辦的第二十二屆世界盃。這一輪的賽事，正逢英國的「追憶的星期日」（Remembrance Sunday），因此賽事開始前都有一個儀式：一名年邁的軍號手，手持沒有氣閥的銅質號角，伴隨著兩側退伍軍人護持，加上兩位（通常是）地區公職人員代表捧上罌粟花編織的紅色花圈，一齊走上球場的正中央，將花圈放置於翠綠草地致意。同時，這位老邁的號手會吹上一首名為〈最後的崗哨〉（Last Post）的樂曲，它的音高和響度全由老人的唇齒和腮幫子控制，因而不免有些力有未殆地吃緊，但這正是典禮希冀的效果：藉由樂音提引，全場要緬懷喪生於一次世界大戰的一百多萬名軍士官兵，以及昔日為國殉職的公務人員。對在場者而言，這些都是垂垂老矣的過往，滄桑不僅恰當而且合宜。烽火四年的一次大戰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時宣布停火，英王喬治五世於隔年的白金漢宮首度舉行了紀念式，大英國協成員後續決定在每年十一月最接近十一日的星期日，於各個公眾場合舉辦儀式，而罌粟花即是大戰中西線戰場上盛開的花種，大戰中的生命在它們之間倒下，也滋潤了後起綻放的花苞。

在英超的賽場上，號手左右的兩隊隊員與當年入伍生年歲相當，知道故事的人即便每年都看到畫面，仍不免小小心驚而且悲涼：在一九一四年大戰方啟，那一年的英格蘭足球季中，就有五十萬人應召入伍，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回來。在一九一六年七月開啟、號稱一戰最慘烈的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the Somme）中，一名帶隊上尉威爾菲德．內維爾（Wilfred B.Nevill）將他從倫敦帶來的四顆足球分給每一排一顆，號召士兵們誰能把球踢進對面德軍的戰壕，就能獲得他的獎品。這個願望當然沒有實現，內維爾在衝鋒出去的那一刻就死了，他的身體懸掛在德軍的鐵絲網上，右手似乎要掏出一顆手榴彈拋擲，但掃射來的機槍子彈迅速了結了他。四顆足球中唯一存留的一顆，目前典藏於多佛城堡的皇家軍團博物館。

這個故事和馬洛里的關係是：馬洛里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入伍成員，他也參與了英、法、德軍總共死亡超過一百四十萬人的索姆河戰役；事實上，聖母峰三次遠征隊（一九二一、二二、二四）負責登山任務的二十六名隊員中，有二十名參與過大戰。根據《靜謐的榮光》作者戴維斯透過戰地通訊與傷兵醫院鉅細靡遺紀錄（這是我視本書為非虛構類寫作「聖典」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們所經所歷的慘絕人寰程度遠遠超過馬洛里。即便是以豪奢生活和派頭聞名的第二梯次領隊查爾斯．格蘭維爾．布魯斯（Charles Granville Bruce）准將，雙腿也在戰役中被成排的機槍子彈掃斷過。

第二幅畫面，來自英國山岳會（Alpine Club）於去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辦的〈聖母峰：那些曾在那兒過的人〉（Everest: By Those Who Were There）的百年文物紀念展，當年的遠征隊是由皇家地理學會與山岳會共同組成的「聖母峰委員會」推動，雙方約好一方要搞定政治與財務，另一邊則要選派出最強的登山者。不巧一百年紀念日撞見Covid-19尾聲，山岳會挑選了幾十件重要文物放上網路，因而我有幸地看見了第二、三次遠征隊中僅次於馬洛里的重要成員——霍華．森默維爾（Howard Somervell）的一幅水彩畫。在這幅題名「從隘口龐拉所繪的聖母峰，四十五英里之外」（Everest from Pang La, 45 miles away）的水彩畫中，聖母峰交織著雪溝的黑褐山體，被一群白色的山峰和冰河簇擁著，頂上是透著水色的青空，淡淡顯著層次，近處是土黃色的圖博高原，蔓延往觀者這邊又是一片水色，也許是雲，也或許就是畫家想讓主景浮凸出來的烘托，也或許是札卡曲的河面⋯⋯。據說森默維爾都是用暗褐色的包裝紙來作畫，因為圖博一望無際的平坦地帶就是這個顏色。如果是這樣，那他僅是運用青色與白水彩，就顯影了世界第一高峰的北壁立面。

這幅畫是我見識過上千百個聖母峰影像以來，第一幅如此柔軟、飽滿詩意而又恬適愉悅的畫面，但作畫的森默維爾（由遠征隊的團體照可看出）卻是一個外型非常粗獷、一戰中開過上千台戰地手術，兩次遠征行程中都爬到比馬洛里更高處的壯漢（他被選入遠征隊的理由之一正是「壯得像牛一樣」）。為什麼這麼一位強悍的人卻有如此溫柔的表達？是我們以貌取人的刻板印象所導致的偏見，還是圖博高原的連番遠征行動，對他的靈魂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揉捏與改造？

當我讀了《靜謐的榮光》後，算是真正補充了去年觀畫時的疑問。與馬洛里同樣出身劍橋大學，森默維爾是唯一在帳篷裡和馬洛里讀莎士比亞（《羅密歐與茱麗葉》、《哈姆雷特》、《奥賽羅》與《李爾王》）劇本的成員。一次大戰的血腥記憶與遠征行程的失敗與傷亡，扭轉了他生命的軌道，一九二四年後，他留在印度創辦醫院，成為外科教授，一直到一九六一年（聖母峰被首登後八年）他才返回英國，除了短暫接任英國山岳會會長（一九六二～六五）外，森默維爾選擇以非常安靜（除了看診，就是繪畫）的方式，過完他的餘生。一九七五年逝世之後，他的兒子大衛整理父親遺物，發現一具沉甸甸的盒子，打開一看，那是一面由一九二四奧運委員會主席、有「奧運之父」之稱的法國男爵皮耶．德．古柏坦（ Pierre de Coubertin）所頒贈給他的一面冬季奧運金牌，表彰的是他在二二年那次登上二六八九五英尺高點的成就。「父親生前從來沒跟我說過這事，」大衛．森默維爾告訴英國《衛報》記者說。根據山岳會紀錄，森默維爾可考的畫作有六百幅，其中一百二十六件與聖母峰遠征有關，山岳會本身收藏了三十幅。從他的畫作，讀者可以一窺聖母峰冷冽恐怖外的另一個視角，也可以想像，當年這群遠征隊成員心靈圖譜的變化是何種模樣？相較於我們這一世代的世界登山者，是我們失落得多，還是他們失落得多？

要完整地理解「聖母峰與馬洛里」（或人類高海拔探險史）這一棵巨型知識樹，前面所列的兩樁生活小事，只是向著光線抽長到枝枒最外面的幾株葉叢，為關心者增添一些生活的興味而已，《靜謐的榮光》的企圖當然不僅於此。韋德．戴維斯在寫作此書之前，已經是非常有名望的植物民族誌學者與人類學家，一九八六年的著作《毒蛇與彩虹》（The Serpent and the Rainbow）是一本學術意味飽滿，卻寫作生動而又有啟發性的暢銷書：

加勒比海上，與西非奴隸買賣市場有著好幾個世紀淵源的海地島，民間流行著巫毒教（Voodoo）的神祕信仰，相傳部落裡的祭司（bokor）有能力招喚出「喪屍」（Zombis，一種於人死後從墳墓中復生的「新」賤民），為出得起錢的雇主擔任苦力的工作。戴維斯和他哈佛大學的老師理查．伊文斯．舒爾茲（Richard Evans Schultes）對這個研究題材非常好奇，他們潛入海地，明查暗訪，甚至與兩位「喪屍」晤面，結果卻發現了驚人的實情：當祭師相準了目標活人後，會在他家的門檻上抹上帶有神經毒性、由河豚毒和蛤蟆毒提煉而成的粉末，經由皮膚滲入，讓此人昏迷且達到器官幾乎停止運作的類死亡狀態，接著舉辦葬禮，讓此人於眾目睽睽間下葬，然後再於夜深時分，掘開木棺，餵食這人以一種由曼陀羅植物葉萃取出的膠狀物。這種富含癲茄鹼（atropine）的天然藥物能分解之前讓人瀕死的河豚毒素，慢慢讓其復生與甦醒，但同時裡頭另含的莨菪鹼（scopolamine）與莨菪素（hyoscyamine）卻又是威力強大的致幻物質，讓服用者非常容易在外力作用下受到脅迫，祭師在喚醒「喪屍」後對其進行高強度做法，讓「喪屍」真的相信自己來到新世界，獲得了新生，也變成了賤民。

但這些恐怖的情節，卻有著彩虹般高張力的解釋意涵：在海地的鄉村地帶，這曾是一種普及的訓育系統，那些被選中的人，多半是社群中製造麻煩、無法融入群體的個體，透過「喪屍化」（Zombification），社會反而獲致平靜，而資本主義的工場（甘蔗製糖尤為大宗）於此而獲得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毒蛇與彩虹》是戴維斯發揮其為植物民族誌學者本職學能的奇才之作，靠的是非常冒險的田野浸入和生存技巧，書評家認為「他能活著回來」就已經為著作創造了最高價值。在他另外一樁對安地斯山與亞馬遜河所作的探險旅程裡，戴維斯可以置身叢林和高地超過三年，浪跡八個國家與十五個原住民族群部落，蒐集了六千件植物標本，完成了《一條河：亞馬遜雨林中的探險與發現》（ One River: Explorations and Discoveries in the Amazon Rain Forest）這本書，《戶外》（Outside）雜誌對它的評語是：「科學與神話重疊、記憶和幻覺交織、時間變化莫測，以招牌的狂野說故事方式，將傳統的傳記寫作與拉丁美洲最強大遺產的魔幻寫實主義融為一體，最適於他選擇的弘大主題（larger than life subjects）。」此一獨特的評語，拿來判準讀者眼前的這本《靜謐的榮光》，不客氣地說——同樣精準受用。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週日版的《紐約時報》，刊出了關於喬治．馬洛里的四分之一版頭題報導，在這篇題名為〈攀登聖母峰是超人的工作〉（Climbing Mount Everest is Work for Supermen）的側寫裡，遠道渡海來北美演講的馬洛里（演講酬勞是他三次遠征期間失業時的主要收入）回答記者「為什麼要爬聖母峰？」的問題時，隨口回了一句：「因為它就在那兒（Because it's there ）！」在接下來的一個多世紀裡，這句短語成了人人都明白，卻又難思其解的登山形而上學謎團。

然而，在一九九六年由四川成都出發，橫渡過圖博高原，途經拉薩而抵達尼泊爾加德滿都的六千四百公里行旅中，韋德．戴維斯卻並不買單這麼簡潔的答案。身為一位有著前述老道田野經驗的民族誌學者和人類學家，他敏感到沿途走過的巨大自然地景、針鋒相對著西方價值觀的圖博文明，以及一戰後馬洛里與遠征隊員破碎的心靈狀態（置身於邱吉爾所說「沾染了血污的新世紀」），還有日不落帝國寸瓦崩解下的集體挫敗國民意識，都流露了蛛絲馬跡，共同建構了「因為它就在那兒！」的形而下社會基礎。有了這樣的起心動念，戴維斯開展了他龐大的寫作計畫，包括兩次再度重回圖博的田野，其中一次還復刻了遠征隊由圖博高原進入東絨布冰河，抵達北坳下當年第三營的路線。在野宿於面對聖母峰東面康雄壁（Kangshung Face）的培當仁木（Pethang Ringmo）營地之時，他有無限感慨。除了腳下的高度已經高過整個北美洲，目睹整個山稜線的懾人心魄，促使他與當年「一身粗花呢獵裝」、「雪中讀著莎士比亞」的劍橋黃金世代間湧生出一股同理之心，「能文能武的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群人？拉動著他們前進的又是什麼樣的一股精神？」順著這樣的追索，戴維斯去到了英國國家檔案局、劍橋大學圖書館、帝國戰爭博物館、大英博物館以及皇家地理學會和英國山岳會卷帙浩繁的檔案庫，造訪大多數遠征隊員的後代，並獲得好幾大卷日記手稿。為了理解當年絨布寺住持札珠仁波切接待英國人時的看法，他還僱請資深翻譯將仁波切的回憶錄《南塔》譯成英文，並親自走一趟絨布寺避難中國遷居尼泊爾的法林寺；他也讀遍了所有關於聖母峰和馬洛里的經典書籍、傳記和八卦，蒐羅了劍橋菁英與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學圈（如今看來）匪夷所思的同志性愛情書與日記。

二○一二年付梓出版的《靜謐的榮光》，是「聖母峰與馬洛里」知識樹的孤峰之作，難以想像還會有另外一個作者，投注以如此龐大的知識熱忱與時間，嘗試為曾祖輩的青春歲月，尋找這樣絲絲縷縷、漂浮於喜馬拉雅天際線的幽微意義解釋。巨大的時代、巨大的地景、巨大的死亡，君臨在渺小一瞬的個人頭頂，除了昂首走去，誰還能做些什麼呢？

問題的骨幹是清楚的：為什麼在命運的那一日，馬洛里明知自己走下去會送命，卻仍堅持著繼續前進。幾個關鍵的分支提供了個人抉擇的命運背景——如卡爾．馬克思所言：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其一，是英帝國與俄羅斯在中亞的大博奕，征服聖母峰意味著地理探勘的完成與掌控，延續了自庫克船長以來聚焦於「冒險」和「發現」的國格定位；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九二○年代，英國有兩百萬民眾失業，外加五十萬退伍老兵漂流街頭，社會急須一個振奮人心的行動，再次凝聚帝國的向心力；其三，對於歷劫歸來的倖存者，他們在戰爭中徹底喪失了對人的信心，如何找出活著的意義？蒼蒼雪峰與圖博高原、峽谷的「神聖地景」（sacred landscape）或可協助解惑（「他們都是行走在奧祕的空間中」）；第四，所有工業化國家都進入了媒體時代與商業社會，新社會迫切需要全新的故事與商品，聖母峰遠征的獨家報導「賣」給了《泰晤士報》，遠征隊「代言」的商品都對應著贊助收入，第三次遠征的主要經費甚至來自電影的「預付款」。

有了理路清楚的分析骨幹，讀起來便舒服、自然，但也許最吸引人的，是作者窮盡了洪荒之力（詳見精采萬分的「註釋書目」），重建了三次遠征隊中二十六位成員的生命史，戴維斯並沒有一股腦地把資料塞在流水帳的章節中，而是順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幾場關鍵「戰役」與三次圖博「遠征」（這些軍事術語，隱隱諷刺著現代性思維中的侵略本質），慢慢透過主人翁視角鋪張開來。於此，個人的命運裸露在政治權力話術、機槍連發子彈和凶猛冷酷的自然裡，織錦著行動者對意義感的追尋，直直催人落淚。它們為說理的知識骨骼添加了迎風搖曳的花葉，每一個人面向圖博文化世界的不同反思，深邃地建構了這棵知識樹更豐富與沉潛的內裡。

在這些故事中，身為一九二一年探險隊隊長的查爾斯．肯尼斯．霍華－貝瑞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Charles Kenneth Howard-Bury）可能不為聖母峰史學家所熟知，但書中他的故事每每讓我著迷：生為父母兩家貴族的後裔，他有著「霍華－貝瑞」這個二合一的獨特姓氏。照理講，他可以進入牛津與劍橋，但卻選擇了皇家桑赫德斯特軍事學院。在一戰前，他數度化妝整容於中國邊境探險，並把一隻哈薩克小熊（名喚「Agu」）帶回家，撫養牠一生。戰時入伍，霍華－貝瑞數次被俘，因貴族身分躲過一死，並於戰俘營開展出經典般的逃亡，獲勳不少。他因可以說二十七種流利的歐、亞語言而被選入第一次聖母峰遠征隊。過程中，他徹底被大自然與圖博性靈文化所折服，後半生成為一名業餘但資深的植物學家，書中一段由他的手記所寫的描繪是這麼寫道：

返程重新翻越了桑群拉，整個喀爾塔已來到他腳邊時，霍華—貝瑞休息了一下，這是他獨自行動時的習慣。這裡的空氣很清澈，也沒有跡象要下雨，或是下雪。他注意到一隻胸前是紅色的文鳥立在一株侏儒杜鵑上。另外從一欉柳樹上，傳來一隻噪鶥的呼聲，外加烏鶇的刺耳叫聲。整片山谷上，有渡鴉與黑耳鳶飛在非凡的高度上，而在天空的頂點，他看見了一隻胡兀鷲的黑色剪影，朝著東方愈飛愈高。從山口望去，喀爾塔曲就像一條銀線，兩側夾著在廣袤地景上有如玩具的田野與村落。

《靜謐的榮光》同時也是一本信實的著作，甚而可說：信實到近乎髮指的地步，例如對於軍備品的統計：「除了一億零八百萬組繃帶與野戰敷料，皇家陸軍醫療隊還——截至戰爭結束——用掉了兩萬兩千三百八十六隻義眼」、對遺骸的大體解剖學素描：「更讓人不忍卒睹的是臉部的創傷：少年的嘴巴沒了雙唇，該是鼻孔的地方變成了鮮血淋漓的孔洞，一簇金髮連在被砲彈削掉頭皮的腦殼上」、對布魯斯准將豪奢作風的窮追不捨：「在這些補給品中有六十罐鵝肝鵪鶉罐頭，外加四十八瓶香檳，而且還是將軍最鍾愛的牌子與年分：一九一五年的蒙特貝羅 （Montebello）」、對馬洛里遺物的掌握：「兩條手帕，其中一條是酒紅、綠、藍色，另一條則是紅、藍、黃色，兩條都繡上了他的姓名縮寫 GLM」。在註釋書目中戴維斯說，他與團隊的研究工夫可以準確到「幾乎完整地確認出了每一個人在一戰中的每一天，分別被派駐在哪個地點」，身為讀者，我們只能鼓掌、自勉，好好暗地說聲：Bravo！

為什麼在二○二二的台灣，我們值得花上一大把勁，來讀上一本英語世界十年前出版、講述一樁一百年前遺事的遙遠之書？除了高超的寫作技藝、研究與見識，還有呢？

「融入這世界上曾有過的最高貴的幾個心靈」，是我的由衷建議。正如同作者戴維斯在書的扉頁上所提：「這本書獻給我的祖父（丹尼爾 • 魏德 • 戴維斯上尉）」，所有歷史寫作的初衷，都是試圖理解我們的前代人們，在與我們近似年紀的時候，懷抱著什麼樣的世界觀和意義感。作者和讀者都試著挪用自己的生命體驗，接近或揣想他們的感受，從而達成一種貫穿時空的聯繫，以解消現代人無邊際、沒來由的孤寂意識。這本書猶有更勝之處，是它還涵蓋了聖母峰與圖博高原這兩個最孤高、最荒遠的神聖地界，它們沒有隨人類主角的亡故而消失，反而在我們向之訪問之際，不斷揭露逝者體察聖境後的各種生命智慧，不論是馬洛里的，還是札珠仁波切的。探險隊的二十六個主角之一約翰 • 諾艾爾（John Baptist Lucius Noel）說：聖母峰是天空中的崗哨，一個有希望與救贖在等待人前往探尋的目的地；一個在這瘋狂的世界裡，讓人感覺到有些什麼仍一如往昔的象徵。

台灣當下獨特的生命處境是：我們離一切都太近了，也高度地功利導向，所有一切都錙銖必較，卻少了慷慨付出生命的意義感；《靜謐的榮光》對應著當年英國和現今英語世界的心靈困境，說出：「The price of life is death（死亡之前，要過足人生）！」，對台灣仍深有啟發。

一九二四年第三次遠征隊隊長艾德華．諾頓（Edward Norton）在鎩羽歸來之際，曾悠悠地自語：「在這樂音悠揚的承平時代，還有什麼比像極地與聖母峰這樣的壯舉，更能為大英帝國得以繼續其命脈，為如今已有如風中殘燭的冒險與創業精神，留下一絲火種？」雖然帝國國族的意義在這本書裡不斷地展示其虛妄的面貌，但意義的追索，仍然是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力量——讀一本有重量的書，其實也就是說：我們的探索，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