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質疑體制的正當性

如果當年蔣介石守下中國，中國不會因國民政府而民主，蔣家的世襲政治會玩的比習近平還大。

假設毛澤東當年敗逃台灣，台灣也不會變成共產極權，毛澤東會比蔡英文還舔美，比李登輝還媚日。

心路歷程

太懶了

只希望車站或商場垂手可得，因為我們想要更有體制化的資本社會，即便西方世界也信仰這套資本主義，但他們骨子裡拒絕上交權力的血液，是幾世紀以來的戰爭與人口結構改變，甚至是移居新世界的拓荒精神。

我們台灣相對來說幸運很多，即便由漢人組成絕對優勢的社會，還能保有清代拓荒的警覺。

所以當初的台灣人抵抗日本人，又在國民黨的21師團登錄基隆後，誕生由二七部隊學生兵以少剋多的烏牛欄戰役。

沒有留學美國的海外黑名單，就不會有寫出紫色大稻埕的謝里法、也不會有偷渡回台灣的李應元跟許信良、這些人除了是移民開墾的台灣社會後代、也曾是接收西方民主思想的人。

他們可以透過民主社會，了解每個人都有做自己的權利，也了解制度化的重要性與非必要性，絕對的制度化只會摧毀人性，就像是警察隨意盤查時，新聞底下留言都是『你為什麼不能配合一下？』

卻沒太多人思考，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不夠，我們就活在一套不適合自身民族適合的法典裡。

但相對其他糟糕地方，台灣已經是反思權力上交比較深的國家了，之前我寫的音樂祭文章，並沒有遵循大數據關鍵字演算，純粹是各個同溫層的轉發。

瀏覽者不只會看FB推到眼前的文章，還會去找自己相關興趣的主題，寫文的人也不這麼在乎流量，遵循這套不信任體制的基礎，才誕生出性格純真又對興趣充滿執著的人。

國外的無政府主義者不少，但台灣幾乎沒看到半個，因為我們見到脫離體制的人，都會認定這人之所以與眾不同，必定是他在群體內過得不好。

而不會思考別人看出體制的糟糕，所以選擇遵循自己理念而活，無政府主義者沒有要打造無政府的體制，就只是跟其他社會運動家一樣，從自身的價值圈活出自己的樣子。

大港開唱

如果又要我舉例體制化的糟糕，我還是會選擇音樂祭當例子，過往我們喜歡的大港開唱，是一群脫離社會的人，可以到一個特定地點，享受不被體制支配的浪漫。

如果你認為音樂祭或演唱會，這些東西跟體制毫無相關的話，那這種價值思維能把長文看完，也真是奇蹟。

流行歌的流行，不是這首歌很流行，而是搖滾樂分支下的流行曲風，這種節拍固定的編曲方式，讓多數人短時間朗朗上口。

所以商業音樂體制化後，由經紀團隊簽下年輕人，捏出一些朗朗上口的流行樂，這就是利益結構的證明，同時產業鍊造就了體制化。

你能在獨立音樂圈，找到大象體操的數學搖滾，又可聽幾個黑金屬，這些在台灣社會不易生存的音樂人，他們的表演與作品，就難以形成一種制度。

你可以在群體主義的台灣，找到一群末日電影裡面的拾荒者，這些玩音樂的社會敗類，打造出了能高舉議題旗幟的音樂祭雛形。

因為大家有永不對體制妥協的龐克，將龐克精神發揚出去，配合黑金屬對基督教的怒吼，所以這群體制外的音樂人，找到了拒絕體制的浪漫跟實踐精神。

即便是流行搖滾，在音樂祭而誕生的流行搖滾，也能寫出經紀公司寫不出來的歌，因為那些經紀公司早已習慣體制下的商業模式。

我知道會有人開始問，在資本社會不賺錢就是該死，也確實這樣，我只是把極度理想化的東西打出來，現實中我還是會對體制化的東西上癮。

像是進水上樂園要戴泳帽的奇怪規定，我跟大家一樣習以為常，只是我在國外的幾間泳池工作過後，發現戴泳帽並不是絕對的必要。

而你知道了煮飯的樂趣，你還是會進超商吃個御飯糰，或是你聽一堆沒人知道的國外樂團，為了交朋友你還是會去KTV點商業音樂。

因為我們在跟體制對抗的同時，不能忘記進去體制拯救其他靈魂，同時我們也要嘗試在體制內活下去，透過音樂祭這樣的地方找到救贖。

大港開唱的怪異不是請的樂團主流與否，而是逐漸制度化的種種一切，但不要質疑我的憤世忌俗，就連我自己也是會買票進去跟大家一樣，因為變質的大港開唱，代表台灣社會習慣制度化的證明，我們要珍惜還有大港開唱這個活動。

至少大港的招牌，是當初一群體制外的傢伙擦亮的，我們只能繼續在體制內生存，然後找到更多人走出體制，花個十年二十年，讓我們有更好的大型音樂祭。

國外也有很多音樂祭，比大港開唱更制度化，而且規模也更盛大，這裡就證明了國外沒有比較好，只是崇尚民主自由的西方世界，他們已經把體制外的音樂藝術，融會貫通在每個社區慶生會上面，或是吹口琴騎腳踏車的老人。

大家已經習慣用音樂對抗體制時，大家已經習慣音樂是一種體制外的工具時，吃經紀公司的商業作品的人，就不會轉頭指責你們玩的音樂，也會讓各種喜好的人互相尊重。

大港開唱不是我們以前渴望的樣子，卻是我們仍應繼續支持的東西，因為我們有天也要跟西方世界一樣，有制度化大港開唱的同時，也能打赤腳在街上彈吉他唱歌，然後看著聽商業音樂的白領上班族，雙方互相點頭打招呼，而不再有人覺得彼此的品味奇怪，這是我們跟那些芭樂歌愛好者們，都要學習的課題。

體制化也沒有不對，而是體制要根據使用者的需求而生，並不是強加在大眾身上的既得利益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