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陵事件談司馬遷《史記》中的身世之感
「李陵事件」經過
漢武帝天漢二年（西元前99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兵出戰酒泉，在天山攻擊匈奴右賢王軍。武帝意欲李陵為貳師管理輜重，李陵自請「願得自當一隊」，替貳師軍分散匈奴單于的兵力。武帝說：「將軍怕隸屬於誰嗎？我發的軍隊多，沒有騎兵給你。」李陵說：「不用騎兵，臣願意以少擊眾，以步兵五千人直搗單于的巢穴。」武帝覺得李陵此言甚壯，便允許了他，並讓路博德在半路接應。但路博德也不願居於人下，奏言匈奴軍秋天馬肥、殊非易與，要與李陵各率五千人出擊。武帝聞奏卻大怒，以為李陵後悔不想出兵故意委託路博德上書，於是命路博德出兵西河，又叫李陵的部隊九月就出發，先到東浚稽山南龍勒河觀察敵勢，如無所見就先回受降城休養士卒。
李陵帶了五千步兵北出居延，行軍三十日到了浚稽山，將沿途所觀察的山川地形畫下，交由部下陳步樂回報朝廷。陳步樂言李陵統帥有方、能得士死力，武帝很高興，將陳步樂封為郎。李陵到了浚稽山，卻剛好遇到匈奴單于的主力部隊，有三萬騎兵包圍李陵軍。兩軍對峙，匈奴看漢軍兵力少，直殺到營前，李陵與之搏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敵軍退走上山，漢軍追擊殺了數千人。單于大驚，調附近的軍隊以八萬多的騎兵攻擊李陵。李陵軍且戰且引，直往南方退，連日鏖戰，殺敵數千人。漢捕得敵軍的俘虜，知單于見漢軍擊而不下，並日夜引他們往南到邊塞，怕有伏兵，又盤算單于自己率領數萬騎兵卻不能滅漢軍數千人，恐漢人輕視匈奴，打算從山谷追擊到平地、若不能破才打算退兵。
於是李陵軍的情況更危急了，匈奴的騎兵多，一日大戰數十回合，漢殺傷敵軍二千多人。匈奴覺得形勢不利想要退兵，卻剛好有個因受校尉侮辱憤而降匈奴的管敢，向匈奴軍道明李陵軍的實情，說：「李陵軍沒有援兵，弓矢也快用完了，只剩李陵將軍和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的前鋒軍隊，以黃、白旗幟為號，只要以精銳騎兵掃射即可破之。」單于大喜，使騎兵攻擊漢軍，大喊：「李陵、韓延年快投降！」急攻李陵。李陵軍在山谷中，匈奴在山上，銳箭如雨四面掃射而下。漢軍不斷南退，還不到鞮汗山，五十萬的弓矢用盡，棄車而走，尚餘三千多人，他們斬斷車輪的輻條來用，只有將官才有刀，退到山谷中。李陵嘆說：「兵敗，死矣！」軍吏寬慰他，李陵只說：「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斬斷旌旗，將貴重珍寶埋在地下，嘆說：「再有幾十枝箭，就足以脫逃了。現在沒有了兵器，天亮後只有受縛於人。各自散逃，還能有人回報天子。」夜半，擊鼓起士，鼓卻敲不響。李陵與韓延年上馬，各率十餘名死士，匈奴以數千人追擊，韓延年戰死，李陵說：「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逃回關塞的只有四百餘人。
武帝聽聞李陵投降，非常憤怒。責問陳步樂，陳步樂嚇得自殺了。百官群臣皆以李陵有罪，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司馬遷說：「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認為李陵有「國士之風」。又說李陵只一不幸，群臣就都說他的短處。其後就實際戰況分析，說李陵只帶了不滿五千的步兵對抗數萬的敵軍，「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肯定李陵雖敗，其功績也足以曝於天下。又為李陵說情，道其不死是為了等有時機立功回報。然而，原本武帝是要派貳師大軍、以李陵為助力，但李陵與匈奴單于主力相遇，貳師的功績甚微。「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以上，便是俗謂「李陵事件」的經過。
「李陵事件」的歷史意義分析
參之《漢書・李廣蘇建傳》，過了許久，漢武帝也後悔李陵無援兵救援，說當初命路博德半途接應，路博德老將奸詐不往。這才派使者慰勞李陵逃回的軍士。李陵在匈奴處一年多後，武帝派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回來，公孫敖無功而返，說李陵幫匈奴練兵對抗漢軍，武帝於是將李陵家族盡滅，隴西李氏多引以為恥。後來漢朝的使者去了匈奴才知，幫匈奴練兵的是李緒而非李陵，李陵遂再不復返漢朝。
平心而論，李陵起初只請了五千步兵，確有冒進之虞。然而，從漢朝開國以來情勢看，李陵不願屈居貳師將軍李廣利之下，亦屬其來有自。據傅樂成〈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一文，屬於山西軍人的隴西李氏，與武帝愛幸的外戚軍人，本就屬不同的政治派系。李陵的祖父李廣，因受衛青排擠自殺；李陵的伯父李敢為父死擊傷衛青，被霍去病射死。山西軍人之驍勇、愛惜部下，向來與外戚軍人作風扞格。外戚軍人如衛、霍者尚有才幹，以其妹幸於天子的李廣利卻殊不如，兩方軍人平時矛盾重重、意見頗深，武帝袒護外戚，山西人士的政治勢力是微弱不敵的。
在傅樂成〈漢代的山東與山西〉又提出，司馬遷生於龍門，也屬西河之地，可算山西人士，司馬遷之為李陵申言，或有地域情感緣故。了解司馬遷最直接線索的〈報任少卿書〉有言，司馬遷與李陵其實並不熟稔，只是李陵平素聲譽甚佳，司馬遷肯定其為人品性，亦知當時情勢對李陵本就不利，「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因而釀成司馬遷一生的大悲劇。
「李陵事件」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
對友誼的觀點
司馬遷因李陵受禍，《史記》一書中對李陵的記述不多，只附傳於〈李將軍列傳〉，但其下獄以來，嚐盡人情冷暖，「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平素相善的親友於此際的冷漠、在獄中孤立無援，使其對友誼的觀點產生極大的變化。〈汲鄭列傳〉贊中引翟公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可見其慟。而為友可出生入死者，則頗受司馬遷敬仰，為之甚而立〈游俠列傳〉，「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即所謂「俠義皆為屠狗輩，負心多為讀書人」；〈報任少卿書〉中有言「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同一段話亦見於〈刺客列傳〉，由此可觀司馬遷感慨頗深。
對生死去就的觀點
司馬遷以「誣上」罪名入獄，若不願就死，一則以財贖罪、一則受腐刑。他何以不就死？「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死生去就之取與大道，與受腐刑之辱，成為司馬遷在獄中最艱難的選擇。為了完成《史記》，司馬遷選擇接受腐刑。〈伍子胥列傳〉贊語云：「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面對生死之際，是從容就死？是忍辱負重？這樣的觀點，也多方反映在《史記》中。
對酷吏的觀點
另外，由於司馬遷在獄中受獄吏迫害頗深，「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對於殘酷無情的執法人士，司馬遷是不抱任何好感的。如〈商君列傳〉中對商鞅的惡感，於論贊中多有反映。〈酷吏列傳〉列數武帝時代的酷吏十數人，〈循吏列傳〉五人皆為春秋時期，言外之意頗堪咀嚼。
對進諫主上的觀點
司馬遷身仕武帝朝，眼見武帝「貴治獄之吏，信興利之臣，啟窮兵之禍」（見姚祖恩《史記菁華錄》〈酷吏列傳〉批語），對於君主治國、察納諫言也頗有其獨到的觀察。在〈屈原賈生列傳〉針對楚懷王下了如此議論：「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對君上如何信納臣屬，甚為嘆慨。只是司馬遷身為漢臣，言語頗有忌諱，如〈匈奴列傳贊〉言：「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莖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首先言著述涉及當代頗有忌諱，又言詳參彼己軍情的重要，最後言及人主決策的影響，兩次強調「唯在擇任將相哉」，讀者不可不逆推其意。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大臣們何止憂懼，當此之際，默不吭聲者已屬敦厚，更有甚者，落井下石、諂言坑害者亦可想見。〈平津侯主父列傳贊〉曰：「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司馬遷受腐刑出獄後，漢武帝任之以中書令，向來為宦者所居。而任安要求他「推賢進士」，在武帝面前為之美言──不論是真的求取高位，或者替受巫蠱之禍波及的任安求情，此學界猶有爭論──以受腐刑為恥、擔任宦豎之流的中書令，要司馬遷以中書令之位、冒著觸怒武帝而使《史記》可能抄沒的風險，向武帝進言，對司馬遷不啻是既危險又羞辱的事。
結語
世態炎涼，對李陵如是，於司馬遷亦如是。李陵孤軍無救，降匈奴後竟至家族夷滅，二十餘年不返歸漢，身死異鄉。司馬遷受李陵案所累，身受重辱，晚年已是兢兢業業、就怕觸怒武帝而使《史記》抄沒讓心血毀於一旦。出於避忌，武帝的〈今上本紀〉已亡佚無聞（或謂司馬遷外孫楊惲憤而毀去之），對李陵案的記錄也言語閃爍敷衍。然而此一影響司馬遷一生的莫大冤屈，其悲痛感觸和憤慨早已寄託在整部《史記》中，學者閱讀之際不可不詳參酌焉。
參考資料：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
［清］姚祖恩，《史記菁華錄》。
［民國］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
［民國］傅樂成，《漢唐史論集》。
［民國］逯耀東，《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