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被控利用大數據、不道德商業行為,促使英國脫歐、川普當選。時任業務總監布特妮·凱瑟(Brittany Kaiser)在《操弄》一書中,揭露了該公司從蒐集個資、分類、投放廣告等「惡行」如下:
我們不關心你對總統有什麼看法,我們關心的是你,是你的開關在哪裡?我們要的是讓人們為我們代言。
事實上,我覺得原文書名【TARGETED】更能精確描述劍橋分析提供的服務:行為精準鎖定。他們能做到針對不同群體,甚至個人投放廣告,「每個版本都創造了獨特的體驗,為了每一個人扭曲現實……多數的大眾並沒有機會接收到鄰人所看到的訊息」。
「操弄」與敘述、宣傳、鼓動、說服、辯論、煽動等表達方式的界線何在?格外卑劣之處為何?或其實只是因為這個詞彙讓一方聽起來特別邪惡,而另一方更加值得同情與支持,順道省去所有反駁澄清、正面回應的心力?
較為合理的解釋是,操弄多了「主動」的意味,受眾被一股更強大而黑暗的力量攫住自由意志,身不由己。但真的是如此嗎?現實中似乎沒那麼多學問。「操弄」不過是先說先贏:誰先將這隻矛頭指向對手,就能搶先佔據道德制高點。
而《操弄》的鋪陳方式,正是經典的「補鍋法」:在補鍋之前,必須先除去鍋子上的油污,補鍋匠卻趁機將鍋子的裂隙敲的更長,再跟主人說:看,這個鍋子裂痕實際上更大。於是主人心存感激的說:幸虧有你,不然這個鍋子恐怕很快就不能用了。
同樣的,將劍橋分析講述地越驚世駭俗,作者就越能以「驚爆」之姿登場,於是她動用了「選民壓制」(Voter Suppression)一詞。
「選民壓制」並沒有嚴格的學術出處與定義,大致上是藉由阻止特定人投票來影響選舉結果。除了暴力鎮壓,亦可能包含票票不等值的設計、將選舉日訂在工作天而非假日、藉故賦予或取消特定族群的投票資格等。
以上的「奧步」已逾越正常競選模式尚不難理解。惟作者認為「勸阻」也是一種選民壓制:川普陣營試圖說服希拉蕊的支持者不要去投票。
劍橋分析透過蒐集數據、建模,找出搖擺州中的「可說服選民」,再由競選團隊安排川普到各地巡迴造勢,藉此分析人們對整場演說或特定段落的反應。這些資訊被交給廣告部門,並在此階段實現「精準鎖定」:數據科學家與廣告團隊合作,針對每一個特定族群,乃至於每個人,投放了不同類型的廣告:
前者煽動種族仇恨,使黑人將票投給川普;後者縱使經過闢謠,仍降低保守派女性投給希拉蕊的可能性。劍橋分析團隊投放了超過5000種不同的廣告,每個廣告都經過一萬次反覆修改。
乍看聳動,實際上除了將廣告投放方式描述的更為鉅細靡遺,並沒有什麼超越我們對大數據、行為心理學、個資保護,以及販賣恐懼的認知,時至今日皆盡是老掉牙的題材。
資訊戰絕非只有特定陣營在進行,而單純資金、技術、專業能力的優劣,能否直接與所謂的「道德底線」掛勾?更白話的說,你資金不夠雄厚、請的網軍不夠強、數據資料庫不夠龐大、廣告投放不夠精闢,怪我囉?以相同的邏輯,反川陣營大肆擷取、撻伐川普各種仇女言論,也是一種選民壓制。
反面而言,怎樣的競選手法才不是呢?
而討厭希拉蕊就必須投給川普、澄清新聞永遠追不上假消息傳播的速度,絕非僅是廣告公司的鍋。選民只能乖乖被操弄,連查證、識別、判斷的能力也一併被壓制了嗎?
我想多數人早已搞不清何謂「民主」,只有誰能搶得「民主」這塊神主牌,來實踐一切我能而你不能的權力與財富分配。而上開看似政治正確的指責,就跟在賽跑中,批評冠軍怎麼能跑那麼快一樣,沒什麼道理。
惟《操弄》確實映證了那些我們自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抉擇,並不比今天晚上要不要吃麥當勞螯龍蝦堡的內心拉扯,來的深思熟慮多少。我們的一票一點都不神聖,只是被恐懼與仇恨煽動、被廣告與文宣洗腦的產物。「含淚投◯◯」、「難道你要投◯◯?」在戲謔之下,是更深層的無奈。
用事實打選戰一點好處都沒有,選戰是情緒的戰爭。
作者塑造出一段改邪歸正、幡然醒悟的歷程,認清政治險惡,重回民主黨懷抱。
但是否就是因為牽涉到黨派,使得我們可以輕蔑地說:喔,這本書也是特定政黨在操弄啊。
惟所謂的自由,不也包含了選擇黨派的自由嗎,這樣的批評是否又是一種先入為主、以人廢言?
這些問號浮現、交織、纏繞。誰沒有立場?或許要到我們能坦然思考、面對,乃至於接受不同政治色彩的人所說的話,才真正稱得上奪回了一點屬於自己的理性與抉擇。
比起 ⟨ #維基解密 ⟩ 的朱利安.亞桑傑(Julian Assange)和 ⟨ #五角大廈文件 ⟩ 的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揭露「劍橋分析」內幕的布特妮·凱瑟,似乎沒獲得前兩者般的象徵性地位。身為一名年輕女性,少了悲壯、英雄式的氛圍,卻免不了地多了「別有所圖」的質疑與鄙視,更多人認為她不過是個被權力與欲望沖昏頭,又想幫自己洗白的愚蠢小女生。
除此之外,這樣的觀點正出自於她的坦承不諱:她從來不是為了什麼國家安全、捍衛人權的「大我」,而是因為劍橋分析創辦人的「霸氣總裁」魅力、躋身名流的無可自拔,及最現實的──錢。
我曾一手拿著雞尾酒,一手摟著美國最有錢的人們,一起慶祝我們的勝利。
有一小段時間,我曾經擺脫過去晉身上流,我曾覺得很重要,很有權力,就像那些核心的大人物一樣。
然而對我而言,這種自我剖析所需的勇氣,不亞於那些崇高、壯烈的揭弊行為。她的自白,恰映照出我們都是在「一路以來」的修剪、妥協、遷就之中,將自己修剪成再也無法循原路返回的樣貌。
我想起曾在勞資爭議中,受涉嫌霸凌員工的老闆委任,找出讓他可以合法解聘員工的事由。於是因霸凌而生的精神耗弱反成工作不力的鐵證,我們在密密麻麻的出缺勤紀錄中,竭力找出細微至分秒的瑕疵。
另一次是替被控妨害性自主的被告辯護,是以必須試圖在檢警的偵查作為中「抽絲剝繭」,讓證據失去證據能力。雖說程序正義理應捍衛,許多時候我們心知肚明,其與「真實」的重量相去太遠。
猶然記得那個客戶身上總是瀰漫著濃厚的菸臭味,每次開會,總得在頭暈目眩中,聽他暢談同時纏訟中的詐欺、偽造文書等官司,語氣中帶有一股莫名的炫耀意味。
漸漸發現,浸淫多年的法學教育及考選制度,並非訓練我們如何中立客觀的看待爭議,那些肯定否定折衷說也非用以發現公平正義,而是能夠公式化、反射性,甚至近乎詭辯地找出支撐己方的理由,而結論早在這一切之前即先行拍板。
憲法保障的自由、少數及弱勢權益不容漠視,但遇到公共利益,沒什麼不能犧牲。刑事案件的罪名與刑度在檢警、被告與被害人(有時加上「社會觀感」)之間浮沉,在與真相的距離間游移。而縱使到了資本、商業場合,白紙黑字看似無可轉圜,碰上「誠信原則」此一致命暗器,可能盡皆翻覆。
某次埋首卷證案牘中,同事咕噥了一句「真的很不想幫他欸」,我才驀然驚覺,為了交出令上司及客戶滿意的成果,為了不知何時已悄然進駐的勝負欲,我已經說服了自己。
我想寫出完美無瑕的訴狀、想駁倒對方提出的所有答辯及證據,因為他們說的一切都令我感到不悅及煩燥。我說服自己「這就是工作」,認為不批判當事人、堅守法律原則,正是一種成熟與經驗的展現,跟布特妮如出一轍:
我相信接下來要做的事,會讓我有機會觀察能近距離觀察『另一邊的人』事如何工作......也讓自己有能力與那些立場不同的人共事。
民主黨人從2008年就開始掌握了數位世界的技術和訣竅……與共和黨合作,不就是在不平衡的選戰中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嗎?
法律人很常說「法律規定就是這樣」,劈頭嘲諷其他人「法盲」,藉此凸顯自己的專業。然而類此說辭中,有多少成分是屈就現實的自欺欺人、多少是虛榮心的展示呢?我們又是在多久之後,不被容許保有最後的「自我」?
對於理念與抱負的慨嘆,連自己聽來都像是某種為賦新詞的無病呻吟。原來「蛻變」如此輕易,且清晰到幾乎肉眼可見,彷彿某部廉價、劣質的次級電影。
我想利用一切的機會去認識那些可能會帶給我好處的人,而我也開始輕蔑地回顧自己的過去。民主黨為我做過什麼嗎?為什麼我曾經如此忠心耿耿?
他們已經認不出我。奇怪的是,當我看著鏡子裡的人,卻覺得這才是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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