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什麼時候可以幫他換衣服?」病人S的母親站在治療室的床邊,神色有些恍惚。
當時在旁的只有主護學姐,以及擔任小主護的我。
我們困於這滿室窒息的寂靜。
正當我猶豫著應該如何回答時,學姐一邊記錄著監測數值,一面平靜地宣告:
「等他心跳歸零。」
那一天,距今已將近三年。
耳邊生理監測儀的警告聲響,仍然在我耳邊不時響起。
我始終無法忘記那一瞬間。
我以為會是電視劇演的那種場景,家屬跪倒在地,痛哭失聲。
但她只是深深望著兒子的方向。
沉默地,點了點頭。
—
病人S,50多歲,因酒精性肝硬化合併腹水、胸悶、呼吸急促、充血性胃病等症狀,反覆入院數年,主要照顧者為70多歲的母親。
以學生的角度而言,病人使用的藥物繁雜、抽血數值異常狀況多等,需要事前準備的學理背誦(給實習老師聽)便成為每天上班的壓力來源之一。
照顧他的第一日,已經讓我感受到無比沉重的艱辛。
多數時間,病人S因血氨過高經常嗜睡,人時地定向感異常,偶有不安張望情形,其母親亦無法時刻陪伴在側。
因此,除了必要的護理措施給予,我經常與實習老師一起以凡士林塗抹其因長期臥床及體液滯留造成水腫,導致彈性不佳、乾燥破皮的肌膚。
即使病人S幾乎不曾開口與我們對話,但我們始終相信,陪伴,對於疾病末期的病患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良藥。
由於實習老師只負責白班的教學,因此輪上夜班時,依規定,我們不得專責照護病人(大概是只能跟著學姐執行功能性護理的感覺)。
雖然無法經常查看病人S的狀況,但只要有路過病室,我總是盡可能地找機會前去。
有一日夜班,病人母親看見我,很是激動。
「他今天早上跟我說了好多話,還說想出去逛逛,」她的目光慈愛,落在兒子身上,像是擁有全世界一般:「我好高興。」
進病室前,我在護理站聽見醫師小聲地討論病人S的病況。
我不敢在她面前顯露過多情緒,只是輕聲道:「他也一定很高興。」
醫師的話還在我耳邊,在我心裡,揮之不去。
他說:「也許就今天晚上了。」
—
隔天早上,病人母親向我們告假,說要外出辦事。
而學姐離開治療室前,叮囑我若發現病人心跳數值低於30,便立刻告訴她。
我小聲地應了聲好。
整間治療室裡,只剩下生理監測儀器及病人S的呼吸聲。
我靜靜地看著他的胸廓起伏,聽機器裡數著脈搏的聲音。
一下、兩下、三下。
這就是活著嗎?
在同一張治療床上,我見過很多這樣活著的病人。
病人S的心跳數值第一次掉到30以下時,我幾乎是跑著衝進護理站。
第二次時,我還是慌張地喊學姐來看。
第三次,病人母親已回到治療室,我努力地讓自己看起來不要顯得那麼驚惶。
學姐告訴病人母親,可以開始準備病人的衣服稍等替他換上。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幫他換衣服?」病人S的母親站在治療室的床邊,神色有些恍惚。
正當我猶豫著應該如何回答時,學姐一邊記錄著監測數值,一面平靜地宣告:
「等他心跳歸零。」
當數值只剩下10,學姐轉頭跟我說可以去請實習老師過來了。
而病人母親謹記著學姐的那句話,等他心跳歸零。
我幾乎不敢直視她的神情。
對一位母親而言,那句話,是多麼地無情。
可是最後,我們也只是看著螢幕上那條起起伏伏的波線漸漸趨於平直。
—
當日上午,醫師宣告病人S因器官衰竭死亡。
在實習老師帶領著護生們一起為病人S進行遺體護理後,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崗位上繼續照護工作。
病人母親向我走了過來,亦輕亦重地,握住我的雙手。
就像那天晚上,她也是那樣真誠地與我分享她的喜悅。
我無法分擔她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心痛,我只能像那天晚上一樣,拍拍她沉重的肩膀,輕聲說:「他不會再受苦。」
—
那一天,對於醫護人員而言,不過是又一位病人從病房離開。
但對於一位母親來說,也許是她一生中最難以釋懷的一天。
心臟停止跳動的瞬間,世界沒有因此而靜止。
在人來人往的病房廊道,她握住我的手,不斷重複著說:「謝謝妳。」
我很慶幸,我能為了這一瞬間停下腳步。
護士的職責與知識,永遠沒辦法完整呈現在各式年鑑大全或電腦統計圖表之中,或許從中可以看得出某些護理作為,但是看不到護理知識,而且看不到護理本質。1
我無法批判學姐說的話,或者說,我們其實無法成為家屬想要的那種模樣。
我們被教導不應過度與病人或家屬感同身受,病房,是我們的戰場。
我們不是德蕾莎修女,而是冷酷兇悍的南丁格爾。
如果可能的話,我們也希望戰場上有充足的後援,有善解人意的長官,有能夠並肩作戰走至最後一哩路的戰友。
屆時,也許我們才有足夠多的情緒,展現所謂的護理本質。
病人S和病人母親從病房離開後,我還是轉身繼續照護下一位個案。
新的病人又進來,戰場上依舊槍林彈雨。
注1:引自 Tilda Shalof 作品《加護病房-生.死.病.苦——資深護士的真情紀事》(原書《A Nurse’s Story》)
第一個護生時期的小故事,決定從印象最深刻的臨終開始,第一次直面地迎接死亡,第一次不是在電視劇中聽醫師宣佈死亡時間,第一次的遺體護理,第一次感受到小護生對病人與家屬的重要性,第一次抗拒護理環境的不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