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自己家的事，總是有一點糾葛。
應該要寫的。因為寫世界的事，寫學習的事，寫旅行的事，寫活動的事，很多都是別人的事。別人的事寫的精彩高興與積極，怎能不寫自己家的事呢？
可是自己家的事，難寫啊！感覺很親近，其實很遙遠。覺得隨時可以問、可以說，但總是被情緒帶走。公共領域，我們可以簽備忘與使用權，戴上麥克風，攝影機架上，我們可以明確訂出一個時間與空間的界線，進行有條件的訪談。這種訪談，有效率、省時間，可以濃縮在我們歸納整理好的耐心與能力範圍裡。但在家裡，我一直沒有學會。
有一年我跟妹妹約好，要開始作家庭訪談。為了讓氣氛輕鬆些，我們還找了老爸很愛的小姪女來拉琴助興。於是，妹妹夾好了麥克風收音，也架好了攝影機。那天，老爸應該覺得很有趣，這麼大陣仗，煞有介事，於是也頗有談興。但我們不知道要怎麼開始，也不知道要問什麼。老爸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也是七零八落，從我的角度。特別是，參與的不只我與我妹，其實還有我媽。我們想的是老爸怎麼來台灣，雖然老爸到台灣時我媽才剛出生沒幾年，但老爸的生活史總是老媽的。
爸爸年紀老大可是頭腦清晰，邏輯清楚，很多事情都有來龍去脈。只是，在錄影的過程中我媽時時打岔，常常糾正是這樣不是那樣，讓我很抓狂。我覺得這女人是怎麼回事，我又沒有在問她，而且，實在是太小心眼了，我們問爸沒有問她，她就不爽來干涉了。
當妳認真想作些什麼事情的時候，總是不太對勁。是情緒的，是時間的，是溫度的，是氣味的，是濕度的。所有客觀條件總是不配合，我看不出來是天時地利人和條件不對，還是選到「壞地點」傷害了感情與健康，也許是因為我的技巧實在太差。
那次之後，我再也沒有嘗試了。也許是媽媽的緣故，也許是真的不知道怎麼開始，也許是..... 那次錄影的檔案，我沒再問過，妹妹也沒提過，爸媽似乎也覺得那是某一次假日下午的口角，就像家庭裡所有的吵架一樣。
有一年早春，記得是二月還冷的要命，我跟爸媽約好一早在劍潭捷運站碰面，然後搭公車上陽明山。我小時候，老爸總是帶我們去這去那，這幾年，雖然沒有開車，我也想試試搭公車可以到達的足跡。
我們在花鐘附近搭乘陽明山巴士到小油坑，服務站正站在滿是霧靄的山裡面，我們想去擎天崗，但那裡修棧道一直要九月之後才開放。志工問老爸的年紀之後，轉頭跟我說：「妳真是好福氣。」
好福氣是什麼呢？是事情都還有轉圜，還有補救的機會。這事，人間難求。
於是，寫家裡的事雖然讓我有過不愉快，不只直擊媽媽的情緒，當然還有我的，但歲月無情對我並沒有例外。這件事情，我一直掛在心上。
前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無法常常回德國，也因為躲避疫情，常把老爸老媽接到家裡來，或者在疫情有點緊張的時候，找一點時間開車「偷溜」出家裡一下，算是一個小小的放鬆。雖然跟爸媽相處的時間多了，可是我還是沒有開始寫。想必，這不是跟可運用時間的多寡，跟相處的機會成正相關。
那時候的心情大約是讀《時光列車》，妳想找到一個規律，那個規律是在家不遠（也不太近）的地方有一個咖啡，咖啡的老闆認識妳但也不會太關心，妳可以點杯咖啡老闆會因為常客多給妳些，然後在角落一張固定的「自己的桌」待上一整天。那陣子，天氣蠻好的，約莫是2021年十一月左右。我讀著patti smith的書，想像一個比較舒適的人際關係，在書房看著南邊窗戶的陽光，足不出戶。就這樣，我從patti smith「沒有目的的寫作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看到她想到東京去找村上春樹《發條鳥》的井，那口從被封住的巷子才進得了的後院的井，有一個高中女生常常坐在那裡看著，也許是等待著事情發生與幾乎什麼都沒有發生。
看完三冊的《發條鳥》，我從書架上拿出村上春樹的《棄貓》。我並不常閱讀村上春樹，讀《發條鳥》是因為《時光列車》，拿出《棄貓》是因為讀完了《發條鳥》。我想，不是因為貓也不是因為鳥，而是放在架上許久的《棄貓》，一直在等待一個被取下閱讀的時機。
《棄貓》字體大大的，字數少少的，是村上春樹終於下筆寫自己父親的事。他在父親過世幾十年之後寫道：
「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擁有無法遺忘，而且實情無法以言語向別人傳達的沉重經驗，可能會在無法完全說清之間活著，然後死去。」
「換句話說，我們只是朝向廣褒的大地降下的龐大數量的雨滴的，無名的一滴而已。雖然是獨特的，卻也是可能交換的一滴。但那一滴雨水，也有一滴雨水的心思。有一滴雨水的歷史，有將其傳承下去的一滴雨水的義務。」
寫家裡的事是一件困難的事，原來，對村上春樹也一樣。「傳承一滴雨水」的義務，從此更緊密地纏繞在我身上。像是《家園》，用一個父親的自述，其實是寫給自己孩子的信，來訴說美國南北戰爭的歷史。寫到的歷史場面很少，戰爭場面更少，但以家人（不是家族）帶出來的關係來重現歷史，是一種國族面貌的呈現。像是《棄貓》，寫的是村上的父親，但呈現的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爭對人的影響。
用一個世代、兩個世代，甚至三個世代撐起一個時代的故事已經過去，從網路中提取資訊的想像讓人誤以為谷歌已經存檔人物、故事與感情。但其實沒有。我找不到小學六年級聯營公車讓台北縣與市成為一日生活圈的資料，找不到連結台北縣與市的中正橋過路費的起點與終點，我無法透過網路拼湊我爸1948年跟著一大群人從湘南來台灣「玩耍」的時代背景，也找不到保一總隊的緣由。
也許是害怕。就像是村上春樹害怕寫他的父親。
我為什麼會彆彆扭扭不想開始，也許跟村上春樹所提一樣，我是不是也擔心我爸因為參過什麼樣的團體而做過不應該做的事情？
村上父親的部隊在戰爭中以南京大屠殺的殘暴知名，我擔心的是：老爸當初跟隨的保一總隊會不會像是納粹德國的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甚至，我們住在警察宿舍時，從小被發動的摩托車吵醒，還有聽到但當作沒有聽到（或者是媽媽叫我們不要聽到）刑求喊叫。這些歷史片段對我有深切的影響。
這些是我彆扭的原因。當然也可能像村上一樣，經過查證後反而鬆了一口氣，解決了糾葛。我希望也能這樣。就像是我逐漸可以原諒自己在年少時犯的錯誤，說出傷人的話與做出傷人的事。我也要在大脈絡中認識自己的父母，知道他們都有年少無知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