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娜鄂蘭─真理無懼》談不思考的邪惡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是一部描述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於1961年以《紐約客》雜誌撰稿人的身分，至耶路撒冷參與審判當年二戰時負責籌畫運送猶太人至死亡集中營，被猶太人稱為「納粹劊子手」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鄂蘭曾於二戰時被送進法國的集中營，後來幸運地被釋放後輾轉移民美國，審判時鄂蘭全程聆聽，並仔細地閱讀完3,600頁的審問紀錄，之後於《邪惡的平凡》ㄧ書(亦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審》中認為艾希曼不過是一個遵從命令的官僚，他所體現的不是「極端的邪惡」，而是「平庸的邪惡」。

片中表現了鄂蘭的兩大特質，「不從眾」與「經由思考而行動」。鄂蘭在《紐約客》發表了評論之後，招致排山倒海的批評，甚至親朋好友也與他劃清界線。原因是，他從觀察中認為猶太人的領導者與艾希曼有某種關連，而這種關連，導致了更多的猶太人死於這次屠殺之中。鄂蘭並未因為多數意見的反對而退縮，相反的，他勇敢地公開站出來捍衛他的言論，並試圖讓他人了解他論述的理由背後的思想。他試圖以不帶有任何偏見地觀察艾希曼，發現艾希曼邪惡的行為背後不過是他唯命是從的平庸所導致的。他只是魁儡般的丑角，「他從來沒有想過，他到底幹了什麼事。」於是提出了「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認為一個沒有思想的人，其行為沒有經過思考，邪惡便成為了平凡的現實。

關於「不從眾」：我想到電影《末日之戰》中，布萊德彼特到了以色列後，發現當地已築起了防止殭屍入侵的高牆，全因以色列的「第十人」的決策模式使然；對於某件事情，就算前面的九個人都認為，事情荒謬到不可能發生，但是只要第十人認定可能，就要啟動預防機制。民主社會除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價值之外，有一點是容得下不同的聲音，而不同或者反對意見的可貴之處在於，它往往能夠反映出事情的另一面、提供思考與決策的另一個方向。當一個想法被提出來的時候，我們除了思考問題背後可能的原因、目的、動機、意義之外(why)，並試著了解問題背後的問題意識(what)其論述的主題與問題等，然後提出可能的答案與決策(how)來解決問題。下次有人提出反對意見時，或許不是帶著成見的眼鏡來看他人所提的意見，而是先站在他人的立場，思考他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然後試者將此想法做正反面的解釋，最後得出作為決策的最好理由，這便是不同聲音存在的可貴之處。

關於「經由思考而行動」：如同口口聲聲依法行政的公職人員、或滿嘴仁義道德、理茫又濫情的ㄧ般大眾，若行為背後沒有經過思考，只是聽命行事，便會陷入平庸的邪惡之中。「是什麼讓我們思考呢？」鄂蘭認為如同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藉由與他人的對話中發展出他的思想。並在不斷地提出問題的過程中，保持思想的活動性。歸結蘇格拉底的人生觀為：活著的定義就是提出問題。當今天我們在談責任感、談親力親為地負責完成某件事情時，前提是，我們必須經由思考而行動。如果行動不經由思考，那麼我們就只是生產線上的一根螺絲釘，勞力淪為生產過程、產品的一部分；工具性的存在，而非身為人，具備思考而有目的性的存在。

有時候我們會認為無知的人是幸福的，會提出這種問題的人，我想必定正受過或者曾受過思考所帶來的痛苦。無知的人真的幸福嗎？講白一點，不思考的人幸福嗎？思考作為人類所獨有的能力與特質，不思考，等於放棄了做為人、做為自我主體的可能。思考的重點與樂趣在於─「發問」，而不是給答案。因為發問，使得表面上沒有問題的問題被問出來了，雖然目前可能沒有答案，但是並不代表未來會沒有答案。所以，「什麼是使得這一切想法成為可能」的問題，現在之所以還沒有答案或者有所限制的原因在於，不是因為問題本身就有限制，而是因為我們所依附的科學工具本身有所限制而產生。科學作為一套公理系統，如何突破現有的公理系統，其方法是在徹底了解公理系統的每一個細節之後，才有可能從正確的角度提出新的公理系統，但這在當前商業掛帥、政商利益等的影響之下，是越來越困難了。突破公理系統的工作就交給未來的科學家吧，關於思考的樂趣、給自我答案的樂趣，永遠是必須從自身著手的，也只有當自己靜下心來沉思(不一定要向鄂蘭一樣猛抽菸)，才會發現「墜入過去和未來之間縫隙」的樂趣。

2016/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