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性侵害防治》-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成效

大抵而言，性侵害防治領域多已經有性侵害加害者是可以被治療的概念存在（楊，2022），與過往犯罪者論述的方向有所轉變，期待加害人可以回歸社會，因而也衍生許多的處遇模式（如獄中、社區處遇等）。常見的處遇成效，最直觀的即是以再犯率作為評判標準，在本土實證研究上，可以看出對於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是有其成效的（邱，2017），例如運用各類的評估工具、量表、對談等，藉以評估性侵害者的再犯動機與可與社會重新接軌的可能性。

雖然可以宣稱性侵害治療有其成效，但實際上並非只要接受治療，就一定會有所改變，如不同依附型態可能會讓治療成效有所差異（黃，2018，表示安全型依附治療成效較好，焦慮型依附成效較差）、另外也能觀察到，若是加害人越是抗拒或否認治療，也可以發現成效也會較差（林，2018）。

歸整出整體較可行的辦法是，治療者必須認知到自身與性侵害者的關係，建立信任關係，協助性侵害者進行處遇，後續在治療上，也才會有更好的成效（林，2018、黃，2018），未來也應該思考應根據不同背景、犯案動機、再犯程度等要素，給予不同程度的治療，如中度危險程度的性侵害者，在經過治療後的改變會最大，在資源應用上最可以看到成效。 

不過也需要注意的是治療師本身的「夾心困境」，治療師的工作是協助加害人之處遇，並且透過治療，讓加害人擁有重返社會的能力，在評估加害人狀況後，需要向委員會報告，裁定後通過才可以結束處遇（陳，2014、楊，2022），因此很多時候加害人可能會出現說謊，因為希望可以通過委員會，也可能會因為多次未通過而對治療師憤怒，治療師該如何與個案溝通與安撫也成為重要課題。如何評估性侵害者本身的處遇成效，仍是個難題。

_參考文獻

_{邱惟真(2017)。台灣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成效初探}

_{黃冠豪(2018)。不同依附型態性侵害者在團體處遇前後改變動機之變化}

_{楊聰財(2022)。台灣性侵害加害人心理處遇治療歷史沿革，實務經驗、過程與挑戰之探討}

_{林原賢(2018)。台灣地區性犯罪者社區處遇治療療效因子之研究：以治療者觀點為例}

_{陳慈幸(2014)。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之執行現況之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