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性侵害當事受害人外，透過過往的經驗，相關人員也需要被評估是否成為「第二受害人」，也是性侵害防治的一大課題。這類的第二受害人，可能是重要他人（簡，2014）、主要照護者（李，2021）、處遇人員（陳、張，2021），更擴大思考，也可能包含了學校老師、非處遇人員之協助人員（如警政、醫療體系等），可能會因為在照護受害者的過程中，因為種種因素產生對自我看法的負面改變。
這類的負面改變，更可能會對於相關人員產生更焦慮、不安的情況，而產生高憂慮、低自尊、壓抑等傾向，也會對其被照護者產生高依賴、脆弱、消極的傾向（李，2021）。更是會反覆地問自己，是不是自己造成的，出現重複回想的特性，或是想替受害者承擔痛苦或伸張正義，產生替代性創傷。
我們可能可以詢問，針對協助受害人相關人員的協助上，我們可以提供什麼？需要什麼有效的資訊，簡（2014）認為重要他人最需要知道的資訊分別是，知道如何與受性侵害者的互動方式、遭遇性侵害對於當事人的行為影響、重要他人對於遭遇性侵害者的重要性三點。其實更可以看出，相關人員其實需要知道自我的定位，告訴相關人員不是自己的錯，避免替代性創傷，更甚是思考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也才能成為受害者一股支持的力量。
性侵害案件不是只有受害人，看到另一個面向，加害人的處遇相關人員也面臨許多障礙，如個案的高抗拒、處遇人員的安全、治療環境的困境、工作繁重、個案可能再犯的社會壓力等多重壓力，都會處遇相關人員造成高度壓力，也因此自我的壓力調節與情緒管理也非常重要（陳、張，2021）。對於加害人的處遇人員肩負更多治療的責任在身上，有良善的適應機制（如治療環境、人身安全、個案通過的評分機制等）是協助性侵害加害人處遇人員的重要方法，也急迫需要針對實務工作者的意見加以討論，讓處遇人員在進行處遇治療上更加順暢、更有效率。
參考文獻
簡美華（2014）。兒時遭遇性侵害者的重要他人福利服務需求探究：資訊平台之發展。
李慧芳（2021）。創傷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替代性創傷初探。
陳昱利、張馨云（2021）。性侵害加害人處遇人員工作壓力與情緒管理之相關性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