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付錢,誰決定,這是國際NGO的潛規則?
非政府組織NGO是天使,還是西方霸權的打手?
NGO以一個重要的「全球治理者」角色,登上了國際政治舞台,實踐的是「西方價值與國家利益」還是「普世價值與人民福祉」?
國中之國!亟需改造的全球殖民體系下的非政府組織
自冷戰結束以來,世界經歷了深刻的變化。曾經用來分隔不同國家與陣營的物理藩籬已經消失,全球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開放,進而使得各種國際性「公民社會」組織幾乎無處不在。這個新時代開啟了大門,使得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可以直接參與到其他國家的國內事務中。
世界各地的決策者都會意識到一個並不舒服的現實:他們允許所有這些與政治團體附屬的非政府組織在他們的國家進行活動,是否是引狼入室?敵對國的情報機構是否在協調組織這些非政府組織,並利用它們進行政權更迭?將西方非政府組織對非西方國家的滲透看做是嚴重的戰略威脅,是否並非是西方觀察者看起來的「瘋狂的偏執」,而實際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認識?
顏色革命的氾濫與21世紀頭十年「阿拉伯之春」發生已經證明了,許多非政府組織不是那麼「非政府的」。早已潛在政治化非政府組織的本質和其顛覆性活動,成群的特工滲透和乃至把持非政府組織作為掩護事實上早已嚴重損害了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性與真誠無私的聲譽。
被子彈染紅的二十世紀,在中美建交與蘇聯瓦解等重大歷史事件之中結束。雖然和平仍未普遍降臨,但多數人們確實享受了一段還算平靜的歲月。不過,冷戰終結不只是由各國政府所促成,在國際、區域、民族國家與地方等不同的層次,還有不同的力量持續拉扯。而我們所認知的和平,就是建立在這種微妙的動態平衡之上。
後冷戰的和平,來自於不分意識形態的民族國家的相互制衡。而國際間的跨國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GOs)、區域內的區域整合組織,以及地方上的國際組織秘書處、分部與地方的小規模組織,也在一定程度上維繫了動態的和平。
在反政府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瀰漫的時代裡,與「政府部門」扯上關係,就會被視為陰謀論或者萬惡淵藪;相對於此,「非政府」或「非營利」則具有純粹善意的、屬於全體人民的印象。這種「做善事不求回報」的積極形象,讓我們難以提出最關鍵的問題:到底這些在第三世界做的「好事」對誰有利?短期內對個別弱勢者或弱勢群體的好事,會不會在長期上來看是傷害整個社會的壞事?
新自由主義力量(例如跨國公司)造成國家經濟崩盤後,正是因為非政府組織和反共的西方強權、以及由歐美主導的世界銀行高度協作,以社會服務取代國家福利體制,用境外金援取代政府公共支出,才讓後進國無法完善基礎建設、無法培養國家所需的專業人才。持續擴張的非營利組織正是破壞後進國家發展的西方打手。
曾經擔任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AI-USA)董事法蘭西斯‧波義耳(Francis A. Boyle)說:「國際特赦組織背後的首要動力不是人權而是政治,其次是宣傳,再次是金錢,然後是增加成員,接下來是內部勢力爭鬥。再接下來,才是對人權問題的真正關心。」這番來自長期人權工作者的第一手觀察,顯得特別具有說服力。
雖然波義耳承認國際特赦組織中存在著「基層工作的好人」,但因為組織高層是「由帝國菁英組成的不斷自我延續的小圈子」,間接支持著英美和以色列的政策,這讓基層人員「忙於一些沒有意義的事,直到耗掉他們對人權事業的熱情」。
後進國家多數人民的不幸,幾乎可以說是西方國家一手包辦的結果。西方國家所謂的「民主化」其實是有計畫的「殖民地化」:先培植政治或軍事強人發動政變,由跨國公司與境外資本聯手促成經濟崩潰,緊接著是西方國家在軍事(各國駐外軍隊、軍事同盟)和經濟(華盛頓共識的代行者——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上的介入,最後非政府組織才伸出「援手」,幫資本家與軍隊「擦屁股」。
後進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開路車,也是收尾的垃圾車」。在這層意義上,境外非政府組織只是帶著西方文明使命的「次級合夥人」,更挑明地說:它們就是帝國主義勢力的「隨軍人員」。
隨著國家的管制方式不同、法律規範的程度不同、抗爭的主體不同,在地的社會運動確實可能採用不同的組織形式現身,社會行動不光只是接受來自境外的援助,採取行動的組織更不只有境外非政府組織,也包含本地所滋長出來的社會力量。這些團體配合著運動的主張與訴求,以最適合抗爭者或抗爭議題的型態,拿出手邊既有的物力和人力,就地拼裝。
不論是「加入體制內」或採用「群眾募資」、「媒體宣傳」,都暗示著一種「效益主義社運」的誕生——走最快的捷徑,做最有效率的事。在這樣「由上而下」的思維之下,也可能背離從民眾出發的理念,或是成為另一種「文化工業」。更嚴重的是,只要「體制」長存,一批又一批的社運人士入閣,下一步可能就是犯錯而黯然下台,或是成為官運亨通的組織叛徒。
參與運動的群眾、基層組織工作者可能帶著純粹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他們堅定的信仰足以突破任何難關,克服殘酷的現實。他們即時地在社會動盪、戰亂或貧窮中採取直接行動,撫慰了無權力者的身心靈。
然而,我們必須小心翼翼繞過友善的表象,在同情之外更要進行批判的理解,看見潛藏在善意背後的政經結構,重新奪回「由下而上」、自力自強的抵抗精神。也唯有如此,才不至於讓通往真正社會變革的途徑,變成由善意鋪成的惡意之路。
有多少無明的人們將那些熱衷於研究玄學、靈性、神秘學的人,視為怪誕、迷信、與狂熱的份子。
很少人領悟到:生命的喜悅與滿足,是奠基於「愛」與「服務」他人。
事實上,當今許多人感受到的絕望與空虛,大部分是因為他們已經遺忘,如何自然的去「愛」與「服務」別人,和助人為快樂之本。
甚至更遺憾的是,世界上的宗教不再受到重視了,它們本來應當是這些偉大真理的守護者。教會在佈道時所傳遞的訊息,往往與這些幸福人生的永恆秘密少有關連。講壇的服務多半被用來敘述偉大的開路先鋒的模範行為,他們的生活與教理是這些宗教的基礎,但是,當代的人看不見、也不願去了解這些高尚的靈魂所教導的真理。
不傷害任何生命,這種克制是由於他們了解有偉大的「業力法則」在運作,它們充滿於每一個人的生活中,並不斷的指出靈性、進化、和提升的方向。這些模式、象徵、與符號,幾乎存在於人類每一個努力的階段。
以嶄新的觀點面對每日的經驗。在每日的無數事件中,看到重要性與意義,這些事情在以前都被忽略,被視為「偶然」或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