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謀殺事件》台灣第一本犯罪小說
艋舺謀殺事件（1898）
日治時代萬華死屍，是他殺還是另有隱情？
雖然如今說到休閒娛樂，閱讀小說已經不是不是常人首選，但喜歡閱讀的人不分年紀也都可以透過不同風格的書籍享受閱讀的樂趣。在小說閱讀裡，偵探和懸疑故事通常相當熱門，在台灣日本、歐美的翻譯懸疑題材也受到讀者的歡迎。
在最近台灣人越來越有自我本土意識時，許多過往台灣土地上的創作被發現與重新出版是讓人興奮之事，小說《艋舺謀殺事件》就是其一。
《艋舺謀殺事件》故事敘述日本明治年間，台灣的特務巡查池中光，與報社記者花野艷雄在萬華區散步發發牢騷時，無意間在龍山寺的水池裡發現屍體。而著手展開調查，而沒想到幕後牽動一連傳日本、中國與台灣人之間的爭議和事件。這是一部1898年，連在在台灣報刊上的犯罪小說，也是目前台灣已知最早的犯罪作品，但作者卻身份不明。
《艋舺謀殺事件》是什麼小說：
日治時代，是在台灣影響台灣人一個重要時期，除了對於「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民主運動的啟蒙，也是台灣本土開始意識到自我對於國家主權和自治的嚮往。雖然在當時台灣被清朝切割於日本統治殖民地是不可逆，當也成為一個魔幻的與思想碰撞的年代。老一輩人常拿日治時代與國民政府治理時期做出比較，在兩個時期也都有著殘酷的統治事件，也許是這些統治一點一滴的累積才讓台灣人對於民主自由有所嚮往吧？
對於在1945年之後，由於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潰敗，台灣小島雖沒明文、合約規於何國所有，但可知的是由中國國民黨政府來台管理，直到國共內戰時國民的潰敗才撤於台灣。
在這段時期台灣人從日本生活轉換成中國生活模式，也從一夕間戰敗國成為戰勝國的魔幻，日治時代所有的資料與生活像是被某些人刻意抹去一般，直到台灣自身面臨再一次的改革與追憶，才發現台灣在日治時代留下的不是只有建築房舍，而有著更深層的文化與文字記載。
早在2000年時，許多學校臺文所紛紛成立，許多台灣的研究人員就驚訝的發現，台灣戰前日治時代留下許多取於日本但內化成台灣風俗的通俗作品，1898年在《臺灣新報》連載的《艋舺謀殺事件》便是如此。《艋舺謀殺事件》故事敘述從日本來台想偵辦出大案的巡查池中光，在與報社友人花野艷雄在萬華散步時，聽到玩耍的台灣小孩大叫聲，在龍山寺的水池裡發現一具身份不明的屍體，展開一系列對於死者的調查。
由於屍體浸泡多日，故無法辨別死者是誰？就連是中國、台灣還是日本人都無法確認，並且調查也在他殺還是自殺的游移不定，這讓案情陷入膠著。
隨著巡查池中光與報社記者花野艷雄兩人分頭的調查，卻發現案情牽扯到各式各樣階級與國際的人，而屍體的身份和兇手的真相也即將呼之欲出。《艋舺謀殺事件》是研究者在台找到最初一部的犯罪小說，也對台灣在80年代或90年代才出現犯罪或懸疑題材作品，簡短年間的創作史有所推翻。
《艋舺謀殺事件》分析與延伸：
《艋舺謀殺事件》最初是採用章回連載的形式，出現在1898年日本在台創辦的《臺灣新報》上。《臺灣新報》最初是1896由日本大阪警務部長－山下秀實，與首屆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創立的報紙，發行時間相當不固定，又不在地化，故銷售量極差。《艋舺謀殺事件》開始連載日是1898年，是用那年代標準的日文書寫，固可知《台灣新報》當時並不是給台灣民眾看得報紙，目標客群可能是來到臺灣想了解殖民地的日本人。
有趣的是《艋舺謀殺事件》的作者－三本（さんぽん），只憑目前的資料很難知道他是什麼人，只知道他書寫文體是明治時期的標準日語用法，可以了解是在日受過教育之人。
這個小說書寫的開端，是作者三本因為報紙刊登艋舺水池的浮屍案件，沒有破案，而嘗試寫作來將案件推理變成一部犯罪故事。作者除了熟悉各種當時日治時代警府的程序外，也對於一些台、日、中三地的人事物關係有所理解，並且透過像是說書的手法，來增添連載的趣味。
對於三本（さんぽん）到底是什麼人？其實目前無從得知，根據該小說審定人，臺史所獨立研究者－陳力航表示：該作者很有可能是當時日本總督府的官員，或是親日的民間人士，地位可能是警察或律師等對文字和刑案有敏感度的人。
但在連載《艋舺謀殺事件》期間，其實三本不算是很嚴謹的作家，在書中附錄業就有指出三本前後多次角色名稱誤用、日期與數量失誤、和贅字等，但有趣的是三本將當時台灣話的說法與音調，也寫進小說內，意外有種親切感。
但畢竟《艋舺謀殺事件》連載的是在日本政府相關的報章雜誌《臺灣新報》上，裡面可以很明顯地看見日本作為殖民者的傲慢感。整體而言只要出現日本人與漢人或台灣人的對話，都有明顯的下對上，並且使用像是土人、土匪等字樣，可以看出階級差異。再來是在東方當年男尊女卑的思想表露無遺，會對如今時代男女平權的進步得有感，裡面有許多對於女性做為男性附屬品與陪伴男人性歡愉的描述的普遍，可以說台灣從過去的時代走向今，有些事情遠比如今的日本走得更遠。
《艋舺謀殺事件》值得一看嗎：
如果是台灣懸疑或偵探故事的愛好者，可能都會對這本《艋舺謀殺事件》有點興趣，主要還是因為它很有可能是台灣最早出現的犯罪小說，雖然這個立場也是有所討論。一些人對於《艋舺謀殺事件》是否能作為台灣小說作品有所疑慮，畢竟《艋舺謀殺事件》是用日文書寫，而且創作者不詳，還是在敏感的日治時期的作品，故是否納入「台灣」作品，對於這點也是值得討論，但如是以作品發表地點來說，無疑是只有在台灣本地當年的《臺灣新報》連載。
回到《艋舺謀殺事件》故事本身，有意思的是雖然小說寫於1898年，整體閱讀下來就像是在看台灣鄉土劇、或是瓊瑤風格的狗血男女情，這點讓我覺得很有趣，甚至裡面有些當時的男女思維，甚至兇手的想法都有讓人忍不住想吐槽。
但我想這就是一種當時代19世紀末於20世紀初的日本社會價值觀在現代人看來的不理解和能夠了解一些作品的觀點，例如原來日本人愛在作品裡說教，從這個時代、甚至更久以前都抱著教化眾生的態度，呈現作者的創作中，這點倒挺有意思的。
嚴格來說《艋舺謀殺事件》不太像是偵探或懸疑讀者熟悉的本格派，如說本格派是讓讀者隨著故事的進展，與角色掌握同樣的物證、人證，透過有限的證據證言去推理。三本的創作是有這種味道，但並非讓讀者享受推理的樂趣，更多時候是在呈現他所見或推斷的事件。
如同上述所論，這篇當時就帶著日治時代日本人來台「教化」的層級感，雖然《艋舺謀殺事件》的目標族群是在台日人，但我認為作者三本在書中給人的感覺，反而更強調和需要其它日本人認同他的日本人教化台灣的觀點。這種感覺貫徹整部故事。
故我認為以現在人接觸相當多故事文本來說，《艋舺謀殺事件》單純從故事架構可能戀情狗血、土味十足、且又有各種政治不正確，稱不上是精采值得一讀再讀的故事。但從時代中來看《艋舺謀殺事件》這部小說的連載和敘述日本人，看待談灣人的地位階級、統治、刻板印象，在台灣史學中有相當有趣。雖然小說的故事是虛構且加雜不少創作者的私貨，但也可以看出普遍在日治時代一些台灣社會的縮影，這無疑讓人新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