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赫德》(GOOD)[1]是由劇作家C.P.泰勒在1981年完成的作品,講述主角赫德在德國納粹上台之後的故事。一部優秀的作品,便是任何細節、設定都不拖泥帶水,直指作者想要講述的核心議題。
以下透過情節、角色、舞台演出、意象四大點來解析《好人赫德》,內容必定包含劇透,請斟酌閱讀。
[1]:我是觀看英國國家歌劇院執導的《好人赫德》版本,由大衛·田納特主演。近期於威秀影城上映。影城的介紹可至此觀看。
劇情共有三條線,一是赫德的感情與家庭,二是他的工作、政治及社會的參與,第三是赫德與猶太友人——說是三條線,實際則是將三條線緊緊串連一起,每條故事線面臨的狀況,都影響赫德做出的選擇。
舉例來說,赫德失明的母親患失智症,他把對於母親的身心狀況,以及與母親的互動,寫成一部小說,講述關於照護者及病患之間的糾葛,以及安樂死的議題。這部作品令他受到納粹上層的青睞,因為納粹政府需要有學者論證安樂死的必要性,以此合理化他們屠殺身心障礙者一舉。
又如赫德的妻子受過傷,變得無法照顧自己、整頓家裡,他在愛情與家庭中無法獲得歸屬感與熱情,只有他必須處理的責任。於是他面對一個總是向他請教問題的女學生,他產生歸屬感、獲得認同感,因此選擇出軌。同理,赫德在面對納粹政府給予他的認同,他也毫不意外地選擇接受,甚至為此感到欣喜——跟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透過穿著軍裝獲得歸屬感。
至於他和猶太友人的故事線,一方面是透過兩人對談帶出赫德的家庭與感情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足以對照赫德的「語言」跟「舉動」不一,展現出主角(甚至可以說是人們)的矛盾。
除了主角赫德之外,其他角色屬於工具型角色。但這一點並不影響作品的精采程度,不如說,多虧這些角色,才能透過主角以外的第三人,讓觀眾更能了解主角的內心矛盾與糾葛,同時補充其他立場的角度。
例如赫德的外遇對象,在故事後段不停安撫赫德,告訴他成為納粹的一員並沒有什麼,他們仍然是好人。她並不是性格邪惡的人,而是用來說出赫德(以及所有曾面臨類似處境的人)說服自己的理由。
又如上一段提及的猶太友人,赫德不停向觀眾、向他表示他很尊重這段友誼,也視他為唯一的好朋友。但是赫德不只拒絕幫忙購買離開德國的火車票,更是向友人要求住所給他和愛人居住。猶太友人的視角,呈現當時沒有立刻離開德國的猶太人,以及他們內心的苦痛,讓觀眾更靠近受迫害的猶太人。
許多環節是非舞台劇不可的呈現。劇中數位角色皆由另外兩位演員扮演,我認為這代表著「無論是什麼族群、性別、立場,每個人都同樣是『人』,並沒有任何差別」。
(題外話:兩位演員的演技之驚人,換了個儀態跟眼神,搭配音樂與燈光,觀眾馬上知道又切換角色,實在厲害!)
全劇不斷有音樂演出,我認為這是整部劇作最精彩的演出表現。故事開頭是赫德講述自己的煩惱——始終有樂隊在腦袋表演。不只突破第四面牆,告訴觀眾音樂不只是演出,而是跟主角有關聯,也成為了呼應赫德內心的象徵。
承接上一段,音樂演出透過主角的講述,讓觀眾知道這是他的想像。赫德也表示,他快要分不清這是現實還是虛假,此句原先以為是針對第四面牆的突破,一直到最後一幕,才知道這句是伏筆,更是貫穿整部劇的意象,留下無盡的餘韻。
赫德始終藉由各種理由表示加入納粹的合理性,包含告訴猶太友人「種族政策只是暫時的」。甚至在最終看著納粹德國的實際暴行,一改先前的說法,直指是猶太人撕裂德國社會。劇末的他發現一直以為的虛假樂隊是真實存在,透過三層連結(音樂—真實/虛假—(迫害)猶太人),象徵赫德終於看清自己的所作所為。
先前閱讀《普通人: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與納粹在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2]一書,內文寫到:
根據認知失調理論,當人們從事的活動與他們的信念及態度相矛盾時,就會感到不適。尤其是當人們處在一個難以改變其行為的位置時,他們就傾向減少行動與信念間的差距,即透過正當化及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來改變信念。
觀眾看見赫德的選擇皆有原因,他加入政黨是因為岳父的希望、不幫助猶太友人是為了保護愛人跟家庭……赫德也不希望自己是壞人,他不停說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對的,正如《普通人》一書所說,是相當普遍的行為。
什麼的行為是好、什麼的舉止又是壞,觀眾藉由赫德的行為舉止,更加瞭解大屠殺的面貌。與此同時,觀眾也向內自省——你我都很有可能與赫德做出一樣的選擇。
[2]:克里斯多福.布朗寧著,陳雅馨譯,春山出版社,2022年。該書探討德國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在參與猶太人屠殺行動的作為。